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指出，「朝霞」這個詞在唐朝被用來作為從朝鮮輸入的淡紅色柞綢的名稱。同樣「朝霞」還可以譯作「clouds flushed with dawn」，用來表示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染色棉布的美麗的桃紅色，而且還指某些絲綢。如李賀詩「輕綃一匹染朝霞」，就是指絲綢而言。僅有的一個巧合就是忒俄費利·高提厄寫的《玫瑰色的衣裙》：

象牙的箱子里滿藏著金幣；

唐朝本地出產的毛織品幾乎與吐蕃貢獻的毛織品同樣稀奇：長江河口附近的宣州出產一種兔毛製成的「毛布」，甘肅（會州）和鄂爾多斯地區（豐州）也能生產駝毛織品。唐朝人製作這些駝毛織品的技術很可能就是從西方的伊朗人那裡學來的。

這兩首賦的頌詞風格，使我們無法斷定他們僅僅是將貢「冰紈」作為唐朝「方五帝而可六，比三王之可四」的一種象徵呢？還是真實地描寫了某種確實屬於唐代時從海外得到的，用冰（或「水」）蠶的繭織成的布呢？如果是屬於后一種情況的話，那麼這種布恐怕就非「pinikón」莫屬了。

接下來他又寫道：

杉木的櫥里堆壘著錦氈綉帳、綢緞綾羅、美衣華服，

從中唐時代起，棉布就已經相當有名了，但是唐朝詩文中的棉布似乎更多地是指一種流行的新奇之物，而不是指古代所熟悉的東西。現在，就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棉花在遠東傳播的歷史。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見到了外來語「bagtak」（白氎）和「karpāsa」（吉貝）。在唐代，亞洲棉樹、棉花以及棉布是以各種不同的名稱知名於世的。我們知道的最早的名稱是「橦」，這個名字從後漢一直用到了唐朝。雖然我們還不知道這個名稱的最初的來源，但是它到了唐朝後期就已經廢棄不用了。唐朝更多使用的是梵文「karpāsa」（棉）的馬來語形式的漢文讀音，唐朝人經常使用的另外一個名稱來源於一個古波斯字的讀音，這個字與巴利文「paṭāka」有某種關係，而且是與現代波斯文「bagtak」同源的一個字。如果要對「吉貝」和「白氎」進行區分的話，那麼，吉貝——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漢文翻譯的吉貝——是指一種更粗糙的棉布，而白氎是指更精細一些的棉布，但是這種區別並不是經常能觀察出來的。正如我們在晚唐的詩歌中已經見到的白氎、吉貝之類有關棉布的詞句一樣，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這些詩人的作品，就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到了九世紀初年，在唐朝的嶺南地區就已經創立了棉織業。詩人王建的創作期正值九世紀初年，他在一位友人赴廣州時寫過一首詩，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唐朝最大的紡織工業中心分佈在長江口一帶和四川。在這些地區，眾多勞動者辛勤織作，生產了大量美艷鮮亮的紡織品，以滿足唐朝豪門權貴的需要。據說有七百名織工專門為楊貴妃生產她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紡織品。精美的紡織品促使唐朝的社會風氣日益腐敗，因而龐大的紡織行業就成了時時遭受詆毀的目標，有時還因此局部地呈現出了衰退的跡象。例如唐代宗曾經在大曆六年（771）下詔，禁斷有複雜的文字圖案的紡織物，其中包括單色和彩色的綾以及帶有圖案的紗。禁斷這些紡織品不僅因為它們「異彩奇文，恣其競誇」，而且也由於「纂組文綉，害女工也」。雖然在詔令中規定「其常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小文字綾、錦等，任依舊例造」，但是蟠龍、對鳳、麒麟、獅子、孔雀、天馬以及芝草等紡織物上的形象都在被禁止之列。唐文宗也在太和三年（829）頒布了一道類似的詔令，規定「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為獻，機杼纖麗若花絲布、繚綾之類，並宜禁斷。敕到一月，機杼一切焚毀」。

開耀元年十二月（682年初），吐火羅使臣向唐高宗貢獻了金衣一領，但是這件昂貴的禮物遭到了高宗的拒絕。唐高宗拒絕接受類似這樣的奢華物品，幾乎是我們預料之中的事。

石棉與嶺南似乎有一種很特別的關係。這很可能是因為進口的石棉布就掌握在嶺南商人的手中。元稹（八世紀）在https://read.99csw.com一首反映嶺南地區的詩歌中，描寫了類似西米、欖香等典型的嶺南特產，其中還有火烷布。詩中說：

大約從九世紀時開始，在唐朝的詩歌中普遍出現了詠棉布的詞句。以下試舉數例：皮日休在一首描寫僧人的詩中有「巾之吉貝布，饌以旃檀餌」的詩句。「吉貝布」（karpāsa-linen）在這裏就是指棉布；張籍在一首描寫由「崑崙客」帶到唐朝的崑崙奴的詩中也寫道：「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得時半脫『木棉裘』。」白居易也寫過一首詩，描寫他保持清晨時分在突厥青氈帳中飲酒的習慣，他在詩中寫道：

我們可以將「孔雀羅」——或如我們所說的「peacock net」——看作唐朝紡織品所具有的華美艷麗的特色的一個典型的例證。孔雀羅是由河北道恆州織造的，它是一種精美華貴、表面閃光的織物。從六世紀起，孔雀羅就成了追求奢侈時尚的婦女們喜愛的一種織物。下文就是隋朝宮女丁六娘為她的心上人穿著打扮的「十願」：

就最廣義上而言，如果說唐朝人使用的「布」是指由植物纖維紡成的線織出的物品的話，那麼，唐朝在本土就能夠生產許多種精美的布，尤其是大麻、苧麻以及葛的纖維織成的布。但是唐朝也輸入了一些外來的布：唐朝人使用一種鄂爾多斯和蒙古草原出產的「胡女布」。這種布的名稱雖然表明它是由非漢族的民族織作的，可是並未告訴我們它究竟是用什麼線織成的。唐朝境內的山西和陝西也有這種「胡女布」。唐朝還從新羅和東北地區輸入一種無法考定的布（似乎很可能是大麻纖維）。就此而言，棉布正好與英文的「linen」的定義相吻合，可是中國人還認為布就等於紡織品。這已經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內容了。

室內的帷幕都是用古代的錦繡製成，

從公元初年起，大秦人與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石棉的神奇性能。漢朝人認為，石棉是一種大秦的產品，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羅馬人非常熟悉這種礦物質，而且他們還知道石棉來自岩石。阿波羅紐斯·底斯科路斯對石棉餐巾的描述如下：

十世紀的另一位詩人也寫過反映「南越」的詩歌，所謂的「南越」與王建在詩歌中說的「南海」實際上是指同一個地區，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西域高昌的棉花在唐朝尤其知名：高昌的土著人種植棉花，然後紡線、織布，再送往唐朝的內地。就行政管理而言，高昌是在唐朝的疆域之內，對高昌的征服肯定大大刺|激了唐朝棉花業的產生。但是印度支那和東印度群島的棉花在唐朝享有更高的聲譽。例如：據史書記載：林邑國「王著白氎與古貝（即棉布），斜絡膊，繞腰，上加真珠金鎖，以為瓔珞，捲髮而戴花」。婆利國本土也以種植棉花和紡織棉布而著稱，在這裏「男子皆拳發，被『古貝布』，橫幅以繞腰」。具有堅定信仰的偉大的旅行家唐玄奘也記載了印度地區用「吉貝」製成的衣服，但是他卻錯誤地認為，這種衣服是用「野蠶絲」製作的。玄奘還記載了性情怯懦、形貌醜陋的吐火羅人，說他們「多衣氎，少服褐」。除了記載棉花的產地之外，唐朝還從南方的許多地區輸入棉花：例如來自南詔的「紡絲」；來自林邑的「花氎」和其他的棉織物以及獅子國貢獻的細白氎等等，都是在當時輸入唐朝的。現在已經很難考定的一些南洋的島國，也曾經向唐朝貢獻過棉布。神秘的墮婆登國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墮婆登國位於訶陵以西的大海中，據記載，墮婆登國「亦有文字，書之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龍腦等香，積柴以燔之。貞觀廿一年（647），其王遣使獻古貝」。

在九世紀中葉時，有個叫作「女蠻國」的國家。這裏的人瓔珞被體，危髻金冠，所以又被稱為「菩薩蠻」。據蘇鶚寫的傳奇故事中記載，九世紀中葉，當女蠻國向長安的唐朝宮廷進貢時，在他們的貢品中有一種叫「明霞錦」的紡織品：

以及銅錫用具……

在公元三世紀時，棉花通過兩條不同的道路傳入中國：即通過西域和經由印度支那。棉花的種植法同樣也是通過這兩條道路傳入的。早在後漢時代，後來被稱作「雲南」的這塊地區的非漢族人就已經在種植棉花了，而在中國突厥斯坦，到六世紀時也種植了棉花。九-九-藏-書

「木綿」就是「Kapok」（木棉），它是另外一種典型的南方特產。

在王勃的一首絕句詩中，也直接提到過「朝霞」這個短語。但是即使是在這首詩中，它也是指一種使人無法忘懷的紡織品，因為這種「朝霞」是仙杼織出來的：

其實從周朝末年起，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製作和使用氈的技藝，但是在漢朝時，相對來說氈仍然被認為是野蠻人使用的毛織品。氈的真正原產地是在伊朗地區，古代伊朗的僧侶和阿契美尼王朝諸王——正像後來在索格底亞那地區的那些模仿他們的人一樣——的頭上就戴著高高的氈帽。甚至到了唐代，雖然氈已經廣泛地用作簾幕、帳簾、帳篷、坐席、鞍褥、靴子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覆蓋物，但是它仍未完全成為中國的土產。從某種程度上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氈與酪一樣，總是被認為更多地具有遊牧生活的特點，而唐朝人對遊牧生活的描述也總是突出地強調氈。高階層的吐蕃武將居住在巨大的氈帳中，這種氈帳可以容納幾百個人。但是松贊干布為了取悅他的漢族王后，卻「自亦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這種做法為七世紀的社會風氣開創了先例，沒過幾年，在唐高宗統治時期，吐蕃人就向唐朝請求並且得到了「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而其他的一些遊牧民也與氈有不解之緣，如赤發、綠瞳的黠戛斯人——他們以黑髮為不祥——「皆戴氈帽，喜佩刀礪」。突厥人則「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為形，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或系之桿竿上，四時祀之」。

綿、錦以及那些用彩色圖案裝飾的華貴的紡織品，尤其是那些精美的絲綢，在唐代時都被歸為一類，通稱為「錦」，我們將這個字譯作「brocade」。在這裏我們將這類紡織品放在一起簡要地討論一下。我們應該牢記的是，就唐朝而言，它是當時這些奢華織物的世界知名的產地，所以唐朝輸出的這類貨物肯定要比輸入的多得多。就精美的紡織品而言，波斯是唐朝的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骨咄祿和罽賓國都曾經不無自豪地向唐朝天子貢獻過「波斯錦」。在這裏，我們還必須提到「金線織袍」，這種貨真價實、精美華貴的錦，是「黑密牟尼蘇利曼」（Amīr al-Muhminīn Sulaymān）——此人是一位忠誠的倭馬亞朝的將軍——在開元四年（716）貢獻給唐玄宗的禮物。當時在遠東甚至可以見到拜占庭希臘風格的紡織品——在吐魯番附近阿斯塔那的一座墓中發現的一塊用八角星裝飾的織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此外，由康國的使臣貢獻的「毛錦」和一種新羅出產的錦，也都屬於外來的珍奇之物。毛錦很可能是一種毛織品或絲、毛混合織物（muster），新羅錦是新羅人為了紀念其宗主國擊敗百濟人的勝利而貢獻的。這塊錦上織著一首五言頌歌，頌歌中極盡諂媚之能事，為唐高宗歌功頌德。這塊新羅錦是由新羅王的弟弟親自帶來獻給唐高宗的禮物。

在討論奇異的外來的羊時，我們曾經提到過「土生羊」——即羅馬傳說中的「斯基泰神羔」——的故事。這個故事很可能表現了阿爾古英雄與金羊毛的傳說在遠東的模糊的反映，而且它還與「水羊」的故事糾纏在了一起。「水羊毛」是一種真正的工業用的原料，在公元初年，印度洋沿岸地區就是用「水羊毛」來織做「pinikón」的。這種以「pinikón」知名的織物是用一種堅韌而纖細的絲線織成的。這種絲線叫作絲足。它出自一種產珍珠的貝殼「Pinna squamosa」。珍珠貝是靠絲足固著在生存的地方。這種織物很可能是波斯灣和斯里蘭卡附近真珠採集業的一種副產品。這種貽貝織物「永遠都能保持金褐色或者淡肉桂色」。在中國的傳說中，這種能夠生產紡織纖維的生物不叫羊，而是蠶。在一個故事中，曾經提到過一種從海外傳來的奇妙的「絲」，這種絲是由「水蠶」吐出來的，而故事中說的「水蠶」很可能就是指貽貝。美麗的楊貴妃有一把琵琶，這件珍貴樂器的琴弦是「淥水蠶絲」，它是大約在二百五十年前由一個遙遠的國家貢獻的。而且，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神錦衾」也是用水蠶絲織成的。水蠶又稱「冰蠶」，這種非常有用處的生物——傳說中正是這樣說的——生長在南海。在其原產地，人們以「五色彩石甃池塘，采大柘葉，飼蠶于池中」。用這種蠶繭製成的錦衾具有「得水則舒，遇火則縮」的神奇性能。據四世紀時的傳說記載：「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復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在漢文中「海人」有時是指「從海外來的人」。這種想象出來的布最容易與完全真實的「冰紈」互相混淆，而在無知文人的頭腦里就更其如此。冰紈是在公元初年由山東地區出產的一種細潔雪白的織物，「冰言鮮潔如冰」。正是由於文人們將冰蠶繭織的文錦與冰紈混在了一起，所以一位九世紀時的文人在一首《海人獻冰蠶賦》中，就是「以『四夷即敘，海不藏珍』為韻」。這當然是為了頌揚大唐「化之所被，物無不臻；德之所加，人無或阻」的遍布世界的影響，而一位泉州刺史也用同樣的韻律寫了一首《海人獻冰紈賦》。這樣一來，就將冰山雪嶺中的巨大的「冰蠶」繭織成的「文錦」與古代漢朝的「冰紈」完全混淆在了一起，而且他們所描述的「冰紈」也保留了冰蠶絲的神奇的性能。而所謂「不灼不濡，將火鼠以比義；或朱或綠」的描寫，甚至將火鼠與冰蠶也混為一談了。九_九_藏_書

但首先還是讓我們來看看一些新奇的新羅綢，即八世紀初期由新羅國向唐朝貢獻的，被稱作「朝霞綢」和「魚牙綢」的紡織品。黑水靺鞨也向唐朝貢獻過「魚牙綢」。「朝霞」是一個很常見的片語，它是指來自下方的光線的照射下，白雲所顯示出的耀眼的淡紅色的光彩。「朝霞」還被用來稱呼大量從印度群島輸入的普通棉布。當然，正是因為這種朝鮮綢具有朝霞般美麗的色彩，它才會被稱為「朝霞」。至於「魚牙」，它可能是指一種淡黃色條紋的設計圖案，或者是一種染成明艷的黃色的條紋，這種樣式很容易使人聯想起海象的牙齒橫剖面的樣子，因此這種綢布就以「魚牙」為名。

開元十四年（726），安國王派遣使臣來到唐朝，請求唐朝皇帝幫助他們抵禦大食入侵者。這些使臣攜帶了大量珍貴的禮物，其中包括鬱金香、「石蜜」，還有「拂林綉氍毬」，安國王的妻子「可敦」獻給唐朝皇后的禮物是「柘辟大氍毬二、綉氍毬一」。作為這些珍貴禮品的回報，他們請求唐玄宗賜給安國國王鞍轡、器仗、袍帶，賜予其妻可敦以衣裳、妝粉。其他的羊毛毯（包括「舞筵」）也是在八世紀時由罽賓、米國、突騎施、赭時以及史國的君主貢獻到長安來的。在天寶九載（750）運進唐朝京城的「綉舞筵」中，有些特意以「大毛」和「長毛」等字眼來形容它們的特徵，這些必定是指長毛簇絨毛毯。李賀在一首詩中曾描寫過一種用金蛇裝飾的舞席，如果說這種舞席可能是來源於波斯的話，那麼，他在另一首詩中提到的中國—波斯名稱「毾㲪」則毫無疑問就是伊朗地毯——我們確信在八、九世紀時，這種波斯的羊毛毯在唐朝的富豪家裡根本算不上是罕見之物。下面引用的這首《宮娃歌》很值得翻譯出來，供讀者參考。在引用這首詩之前，有必要先在這裏略作解釋。首先，我們要知道「守宮」就是一種壁虎，根據古代傳說，這種小小的蜥蜴可以用硃砂來餵養。用硃砂將蜥蜴喂到它的身體變成紅色時，就將它放入臼中搗碎，然後將液體點在皇帝嬪妃的身上。據稱，點了這種液體的婦女，如果不發生性關係的話，這些紅色的印記就終生不滅，但是一旦有了房事之後，印記就會消失。根據這種方法，天子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嬪妃是否對他保持忠貞，而這種壁虎也就因此被稱為「守宮」。另外，「七星」就是「北斗七星」。「阿甄」是古代三世紀時的一位統治者的寵妾，而在詩歌中是借用阿甄來說「宮娃」與從前的阿甄同樣凄慘和孤寂。「長洲」是一個花園的名稱。在這首詩歌中，將當時的形象與古代的形象混合了起來。詩歌中是這樣寫的：

珍珠鑲嵌的絨墊、金線織成的流蘇

唐朝是絲綢的產地，但它也接受一些來自外國的絲綢。文宗開成三年十二月（839年初），一艘載著生絲平紋織物——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可以將它稱作「繭綢」——的船隻越過黃海，來到了大唐境內。這是日本統治者獻給友鄰唐朝的禮物。這種材料最適合宮廷畫師作底布使用。

但是氈靴是在長安製作的。唐朝人使用的「緋氈」來自安西鎮，而白氈則是甘肅內陸和中國鄂爾多斯地區的歲貢之物。七世紀初期，戴黑羊毛氈製成的男人氈帽曾經風行一時，長孫無忌——唐朝律令的編纂者——對這種社會風氣的流行負有直接的責任。在唐玄宗賜給安祿山的許多禮物中，也有「綉鵝毛氈」。簡言之，雖然氈子帶有一些草原上的牧馬人的質野之性，但是氈在中國北方就像蘇格蘭羊毛織品在英格蘭一樣，是一種很平常的東西。rｅａd•99ｃｓｗ.ｃｏｍ

東、西突厥斯坦的羊毛在中世紀是很有名的。除了毛毯和地毯之外，唐朝人對於毛織品是很熟悉的（例如在唐朝的詩歌中就經常提到毛織品）。小地毯和絨毯在當時似乎還沒有輸入唐朝。在唐朝本土也有毛織業，以滿足唐朝人對於毛織品的需求，但是獺褐不是唐朝生產的毛織品。九世紀時，吐蕃向唐朝貢獻氂牛尾、金銀器等珍貴物品時，還一起貢獻了獺褐。獺褐——或許我們應該稱之為「毛布」（hair cloth）——是用水獺毛製成的。雖然水獺在唐朝本土並不罕見，就在九世紀時，有一位以捕魚為業的唐朝人甚至訓練了十余頭聰明的水獺為他捉魚，但是這種非同尋常的織物（唐朝的「羊駝呢」？）卻是外來的，儘管它的外表不是。

這種粉紅色的棉布是直接由安南都護府輸入的，而且甚至像吐蕃這種不大可能種植棉花的地區也曾經向唐朝貢獻過「朝霞氎」。但是正如同其他的棉織品一樣，朝霞氎首先也應該是南方印度化的諸國的出產。例如緬甸驃國的棉文化就值得我們加以研究。驃國又稱室利差旦羅，七世紀時，驃國人信奉一種以梵文經典為基礎的佛教，這種佛教與遵從巴利文經典的古代教派是對立的。他們將骨灰安放在刻有題銘的紅陶瓮中，「其衣服悉以白氎為『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雲出於蠶，為其傷生故也」。而無獨有偶，林邑王「夫人服『朝霞』古貝以為短裙，首戴金花，身飾以金鎖真珠瓔珞」。簡而言之，驃國人的服飾與林邑王的服飾是極為相似的。在位於北方的唐朝都城中，不僅能見到這些「捲髮黑身」的民族染出的棉布，而且還能看到他們那種粗獷野蠻的裝束：當扶南和天竺樂隊在長安宮廷的慶典上用他們的鳳首箜篌、琵琶、銅鈸、橫笛、貝以及各種各樣的鼓演奏時，舞蹈者就穿著朝霞衣，而天竺舞者的朝霞衣還被裁剪得像是佛僧的袈裟一樣。

唐朝以及其他遠東國家都能夠製作綢或柞綢，柞綢是用野生柞蠶蛾破繭出來后留下的殘絲紡織成的。在八世紀末年，南詔曾經向唐朝貢獻吐蕃綢。安南和日本也向唐朝貢獻過一種粗糙的綢，我們可以根據英語中的一個外來字，將這種綢稱作「shantung」。日本貢獻的繭綢是兩種，每種有兩百匹。一種叫作「美濃絁」，而另一種則稱為「水織絁」。水織絁這個名稱很奇怪，我們必須將它與「水蠶」聯繫起來考慮，否則就很難理解。在下文中，我們還要討論到「水蠶」。

就唐朝紡織品的製作而言，最有用的纖維是蠶絲。蠶絲有兩種，一種是由家蠶繅出的長絲，另一種是由野蠶繅出的短而易斷的一種纖維，這種纖維需要紡成細絲。蠶絲之外，還有製作素雅的和裝潢用的亞麻布的許多植物纖維，其中包括苧麻、葛、大麻、芭蕉和竹。羊毛在遠東大多被用來製作毛氈，而當時的毛織品則更多地具有伊朗文化的特色。

據說在二世紀時，在中國也發生這樣一次普普通通但又帶有些炫耀味道的展示。當時有人故意將自己的石棉袍弄髒，然後怒氣沖沖地將袍子擲進了火里，結果拿出來時卻鮮亮如初。這些軼聞掌故使石棉的漢文名稱很容易被人理解——它的漢文名稱叫作「火烷布」。但是石棉又另有一種名稱叫「火毛」，這個名稱表明了關於石棉布的來源的另外一種（捏造出來的）說法，在古希臘的東部地區，有時認為石棉就像棉花一樣，是來源於植物的一種東西，但是直到六世紀時，在中國人中間和六世紀以後的阿拉伯人中間，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石棉就是火鼠的皮（有時也說是「鳳凰皮」），這種皮可以用火來除污翻新。天寶九載（750）波斯向唐朝貢獻「火毛綉舞筵」，其實這就是（根據文獻中的表述）一塊用火鼠毛製成的毛毯。根據同一時期的一首詩歌中的兩句詩來看，石棉有時還被用來製作衣服。這首詩描述了一位豪富貴族的服裝：

真正的棉花出自一年生的「棉株」（Gossypium herbaceum）和多年生的「亞洲棉」（G.arboreum）。野生的和栽培的亞洲棉都生長在亞洲的熱帶地區。在古時候的西方和中國的文獻中，這些植物的有用纖維往往與東印度木棉以及爪哇木棉的纖維混淆在一起。東印度的這種木棉（Bombax malabaricum）以「simal」知名，而爪哇木棉（Ceiba pentandra）就是「吉貝」。這兩種植物也廣泛地生長在南亞地區，它們的纖維可以當作墊料之類的東西使用，但是不能紡紗。九-九-藏-書

在唐代宗允許流通的紡織品中竟然會發現朝鮮的織物——如果「高麗白錦」並不僅僅是一種描述性的名稱的話——這實在是一件很新鮮的事情。看來外來的紡織品並不一定會使唐朝的風氣腐敗。儘管唐朝有卓越的紡織業，但還是進口了大量外國製作的布匹，也許正是由於唐朝自身具有最發達的紡織業，才促成了外來紡織品的大批進口，因為發達的紡織業刺|激了人們對於新奇的紡織品的強烈興趣。作為亞洲各地精美貨物的徵集者，唐朝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些進口貨的影響，而且當時有一些表現出明顯的外來觀念印記的唐朝產品也運送到了國外。所以在日本奈良的正倉院和法隆寺保存下來的精美的唐朝的紡織品以及在中亞高昌地區發現的幾乎同樣的紡織品，都展現出了普遍流行的薩珊波斯的裝飾形象、圖案和象徵。一般說來，這些東西已經完全融進了唐朝文化。例如法隆寺收藏的一件織物，就是由四個圓環圖案裝飾而成的，每個圓環內都有四個長著鬍鬚、策馬持弓的薩珊王的形象，但是在他們的駿馬的側面，卻刺著漢字圖案。又如在八世紀末寫作的一篇題為《海人獻文錦賦》的文章中，也描述了一個「舞鳳」的圖案，其中就有「……重葩疊葉，紛轉以成文」的描寫。在花卉渦卷或圓圈圖案中表現動物形象，這是一種典型的伊朗式的紋樣，而這些獻給唐朝的禮物，則必定是屬於著名的，表現花環中的「鳳凰」的唐錦的典型樣式。

越諾布是小婆羅門國的出產物，這種布的商業名稱表明，它屬於一種「彩色的」毛織品。小婆羅門國與緬甸的驃國相鄰，是一個只吃素食的地方。在八世紀時，康國也是向長安輸送越諾布的一個地區。雖然在宋代的文獻中曾經提到過巴格達出產的「純白的越諾布」——這與這種織物的名稱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和來自羅馬的「金字越諾布」。但是對於唐朝的這種「彩色布（棉布？）」的性質，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的線索。

利用這些纖維製作的紡織品名目繁多：由唐朝的織染署提供的一份正式的織物品目單上，規定了各種紡織品的製作種類：織紝之作有十個種類，其中包括絹、綾、羅、紗以及亞麻布和毛織品等，組綬之作有五種，紬線之作有四種，其中包括柞蠶絲。在唐朝的紡織品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種緯線斜紋圖案。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由西方傳入的一種新的紡織方法。斜紋織作在西方有悠久的歷史，而在薩珊織作物中，緯線斜紋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雖然在古代中國就已經知道了經斜紋，但是在紡織中並沒有太多地使用。經面緞紋是唐朝的一項新發明，它是一種由許多精美的經線完全蓋住緯線的經斜紋。這種圖案美麗的織物通常被稱作「錦」，它實際上是一種彩色的綾。儘管有些錦在唐朝仍然是使用古老的經線樣式製作的，但是絕大多數唐錦都是緯線棱斜紋圖案。不過唐朝也能夠生產在絲線上編織著金葉的真正的錦。似乎是在八世紀時，牆氈織物也已經通過回鶻突厥人傳到了中國內地。此外，唐朝還能生產印花織物。這些織物都是通過「底片」的方式印染成的，即先將設計圖案刻在印花模板上，織物則被壓在模板之間，然後將染料注入鏤空的地方。從八世紀起，唐朝人就已經掌握了這種技術。這與印度和西方典型的以蠟作為排色物的印染方法正好相反。

因而真正的棉花並非唐朝本土的產品，而是與它相鄰的許多熱帶地區的特產。然而棉花不能在常年有雨的地區種植，因為在這種地方棉花易患霉病；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馬來西亞南部、婆羅洲、蘇門答臘或爪哇西部都沒有發現棉花生長。像檀香木一樣，棉花也生長在具有旱季氣候——約在四月至九月間——的地方，如爪哇東部、巴厘島、巽他群島以及馬來西亞的西部地區都是如此。最初栽培棉花的地區則很可能是在印度。

在唐代，從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支那地區傳入唐朝的紡織品中，有一種以「朝霞」知名的紡織品，這些打扮得像菩薩一樣的阿瑪宗人貢獻的這種神奇的紡織品，似乎就是在「朝霞」的基礎上，經過想象加工而形成的產物——「朝霞」是一種精美的棉紡織品，在下文中我們將對這種棉織品進行比較詳細的討論。正是因為唐朝在當時是世界上最華美的紡織品和最精緻的編織品的原產地和生產中心，所以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想，即世上必定有比唐朝生產的所有紡織品都更美麗的織品，而這種想法正好與蘇鶚誇張的想象力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