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海帶是一種褐色的海藻或海草，它含有豐富的碘、鉀和糖。在唐代，淡海帶被稱為「昆布」，每年都由朝鮮半島的新羅國貢獻。東胡部落渤海靺鞨向唐朝朝廷貢獻的土貢中也有昆布。據記載「海島之人愛食之，為無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相習，病亦不生，遂傳說其功于北人，食之皆生病，是水土不宜耳。」昆布作為治療各種腫瘤的一種特效藥，深受唐朝人的歡迎，其中有一種腫瘤看起來肯定是甲狀腺腫。

孫思邈的一位門徒也在醫藥界享有盛譽。他就是孟詵。孟詵一生中，尤其是在武后統治時期曾經擔任過多種官職，這一點與他的老師是大相徑庭的。武后末年，孟詵致仕歸山，以藥餌為事。到了玄宗朝時，孟詵聲譽日隆，一直活了九十三歲才去世。孟詵為後人留下了許多醫方專著。

陳藏器是記述「nutmeg」的第一位中國人，他將「nutmeg」稱作「肉豆蔻」。據陳藏器記載，這種香料——雖然當時似乎並沒有將它作為一種香料來使用——是由「大舶」帶到唐朝來的，而且與豆蔻一樣，是「迦拘勒」地區的土產。但是，根據李珣的說法，肉豆蔻生於「崑崙大秦國」。這種說法並沒有告訴我們肉豆蔻的原產地，但是卻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有關肉豆蔻貿易範圍的信息。其實早在六世紀時，歐洲就已經知道了東印度出產的肉豆蔻。在唐朝有一種用肉豆蔻研成末做成的粥，可以用來治療各種消化功能紊亂的癥狀和腹瀉。肉豆蔻及其配方在中國顯然是很受歡迎的，因為到了宋朝初年，在嶺南就已經種植了這種植物。

吉萊阿德香膏又稱「麥加香膏」，是一種阿拉伯植物的汁液，據說是示巴女王將它引進了巴勒斯坦。九世紀時，這種綠色的樹脂引起了段成式的注意，他記載說，這種香膏「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其油極貴，價重於千金」。據段成式記載，這種香膏出自拂林國。的確，羅馬人是知道這種香膏的，因為在龐培和韋斯巴薌的凱旋儀式上，就曾經展示過產出吉萊阿德香膏的勃參樹。段成式所記錄的漢文名「阿勃參」，是這種樹的名稱的敘利亞語形式「apursāmā」，它來源於希臘文「bálsamon」。但是我們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吉萊阿德香膏當時已經傳入了唐朝。

這些最重要的「人文資料」，當然首先是用來為天子服務的，而我們所知的大多數藥物，也正是為了唐朝皇室配藥使用的。唐朝政府在京師撥出了一大片地方，用來作為皇家的葯園，葯園由「葯園師」掌管。葯園師是太醫令管轄的五「師」之一，五師為葯園師、醫師、針師、按摩師和咒禁師。葯園師「以時種蒔收采諸葯。京師置葯園一所，擇良田三頃，取庶人十六已上，二十已下充。葯園生業成，補藥（園）師。凡葯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花實、草實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者，陰乾暴|干，采造時月，皆分別焉」。這些草藥從葯園中進入宮內，以備宮廷藥房之需。宮廷藥房有兩位主管人，他們的頭銜是「尚藥局奉御」。這些高明的藥劑師負責診斷、開方、配藥。他們的藥方是根據某種固定的原則配製的：每劑葯應該包含一劑「上藥」——為君養命以應天；三劑「中藥」——為臣養性以應人；九味「下藥」——為佐療病以應地。更重要的是，唐朝宮廷的藥劑師還必須考慮到藥劑的味道與身體五臟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錯綜複雜的事項。例如，病「在肺、膈者，先食而後服藥；在心、腹者，先服藥而後食」。「凡葯供御，中書、門下長官及諸衛上將軍各一人，與監、奉御蒞之。葯成，醫佐以上先嘗，疏本方，具歲月日，蒞者署奏；餌日，奉御先嘗，殿中（尚葯奉御的上司）次之，皇太子又次之，然後進御。」

據蘇恭說，「𦱔麻」有唐朝種者，也有胡中來者，因其「結子如牛蜱」，故名「𦱔麻」。蘇恭說的就是蓖麻子。在古代的許多地區，蓖麻都因為產油而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據認為，蓖麻最初很可能是在埃及栽培的，埃及人用蓖麻油來點燈。在唐朝，蓖麻子以及用蓖麻子榨的油都是用來治病的。

「雚菌」是生長在東海蘆葦鹽澤中的一種白蕈，雚菌與酒和服，可以治療絛蟲。

阿魏可以刺|激神經，幫助消化，但是唐朝人利用最多的是它「體性極臭而能止臭」的奇異性能。阿魏還是一種高效的殺蟲劑；而且「阿魏棗許為末，以牛乳或肉汁煎五六沸服之，至暮以乳服」，可以「辟鬼除邪」。

在真臘地區的諸城邑，遊盪著一些專門獵取人的膽汁的可怕獵手，唐朝雖然沒有這種以獵取人的膽汁為業的獵手，但是唐屬安南的蚺蛇卻必須為了京城醫師的需要而獻出它們的膽囊。這些爬行動物的膽囊也被普安（位於今貴州省）專門採集膽汁的人以同樣的方式摘去。李珣仔細觀察了南方的生活，他曾經目睹了每年五月五日「養蛇戶」剝取蚺蛇膽的情形：

段成式也聽說過蚺蛇的傳聞，他記錄了一種更簡單的捕蛇方法：

講述它們奇異、神妙的性能。

中國本土就有土生的豆蔻，但是由於熱帶出產的豆蔻在唐代更受人們的喜愛，所以就有大量的熱帶豆蔻進入唐朝境內。「黑豆蔻」或「苦豆蔻」在漢文中又稱作「益智子」。黑豆蔻出自嶺南與印度支那，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植物看作是一種「半外來」的植物。據記載，將益智子「去核，取外皮，蜜煮為粽食」，可以起到健腦的作用，所以這種食物又叫作「益智粽」。但是益智子還具有更多的一般性質的滋補作用，主「益氣、安神、補不足」，「夜多小便者，取二十四枚入鹽同煎，服有奇驗」。

波斯樹脂是一種有甜味的樹脂，它是一種樹的樹液，這種樹與生產阿魏的樹有親緣關係。段成式也知道這種樹脂。他還記錄了波斯樹的波斯文名稱「bīrzai」（䭱齊）和與阿拉姆語「khelbānita」同一語源的閃語名「頇勃梨咃」。「khelbānita」是猶太人使用的聖香的四種成分之一的名稱。普林尼和其他羅馬作家也知道這種樹脂。段成式說這種樹脂生於波斯和大秦（一般指羅馬的亞洲部分），並且認為它可以「入葯療病」。但是我們同樣也不能肯定在唐朝境內是否見到過這種樹脂。

將人蔘作為禮物贈送友人，是唐朝的一種習俗。饋贈人蔘就像贈送一首詩、一幅畫或者是一枚寶石一樣司空見慣。在唐朝的詩歌中留下了許多因接受人蔘而表示謝意的篇章。例如皮日休在一首言辭極為誇張的詩歌中稱，這種根莖在益壽延年方面的價值遠遠在道家術士的力量之上。唐朝的藥物學家和其他許多人都認為，人蔘「主五勞七傷……補五臟六腑」。中國—朝鮮出產的人蔘的價值可以與希臘—阿拉伯出產的曼德拉草相媲美。根據中國科九-九-藏-書學家新近的研究，古人所記載的人蔘的神奇藥效，其實並不足為奇，他們的研究表明，人蔘實際上含有一種刺|激交感、中樞神經系統和泌尿、生殖系統的興奮劑。

乾封二年（667），拂林國使臣向唐朝皇帝獻「底也迦」，這是一種貨真價實的萬能解毒藥。據普林尼記載，這種丸藥有多達六百種不同的成分。據漢文史料記載，底也迦「出西戎，彼人云用豬肝作之。狀似久壞丸藥，赤黑色。胡人時將至此，甚珍重之」。蘇恭也說，底也迦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至於這種萬能葯的製劑中是否會有諸如沒藥、鴉片以及大麻——中世紀伊斯蘭的解毒藥中通常就有這些藥物——之類的成分，我們還不清楚。

然而對於唐朝所採用入葯的藥物種類，我們知道的就多得多了。整個植物界、動物界以及礦物界的資源，都是藥劑師利用的對象。幾乎沒有一樣東西對治療疾病是無用的，哪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嘔的東西也對治療疾病有用。從當時數量龐大的藥物名目中，只需很少的實例就足以說明唐朝使用的基本藥物是多麼的駁雜：浙江和四川出產的附子，廣西北部和江西南部出產的桂皮和菌桂，西北出產的大黃，北方和東北出產的人蔘，長江口出產的蓮根，湖北與四川出產的貝母，四川南部出產的香蒲，北方與漠北的甘草，陝西出產的茯苓，陝西的斑蝥與泌油甲，山西的山裡出產的龍骨，四川、甘肅山裡的羚角，從雲南北部延伸，經由四川、西藏丘陵地帶進入中國北部、蒙古草原以及東北地區所出產的麝香，四川和山東的公牛牛黃，湖南南部的犀角，嶺南的蟒蛇膽，鄂爾多斯地區的野豬毛糞石，山西太原的砒霜，山東、湖北、廣東的鐘乳石，四川北部的芒硝，山西中部的硝石，山東和安徽北部的雲母，甘肅的岩鹽，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瀉鹽，中國中部地區，尤其是浙江出產的葛粉等等，都是醫治各種疾病的藥材。

據唐史記載，天竺「有金剛、旃檀、鬱金（或『蓬莪術』？），與大秦、扶南、交趾貿易」。或者這裏說的「鬱金」是指鬱金香也未可知。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很可能是指鬱金、蓬莪術和鬱金香這三種植物。與這種情況類似的是，在唐代，「鬱金」是大勃律、謝䫻、烏萇、迦濕彌邏等地的產品。這些國家大都位於印度的西北部地區，就這一點而言，唐史中記載的「鬱金」很可能是指「鬱金香」，尤其對於迦濕彌邏來說，它作為鬱金香的故土實際上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了。

在《本草綱目》中，保存了一段由李珣從古代地誌中摘錄的引文，在這段引文中描繪了一種叫作「膃肭」的朝鮮動物。據記載：

這些行事詭異、妄誇海口的天竺「假道人」，未必總是能夠得到因循守舊的朝廷士人的善遇，朝廷的士人往往都譴責這種妖妄邪術。眾所周知，唐朝有許多皇帝都曾服食道士的長生不老丹藥，當時有人堅持認為，這些皇帝的不明死因，實際上就是服丹藥中毒的結果。持這種猜疑態度的人，當然是直接反對唐朝本地和天竺的方士。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經邀請過著名的天竺醫師為他們合制延年葯。唐高宗的一位朝臣曾經就高宗「欲餌胡僧『長生藥』」一事進諫，他引用唐太宗的事例，說明長生藥並無異效——當時確實有一種傳言，認為唐太宗的死與服食胡僧的長生藥不無關係。與此類似的一件事發生在憲宗元和五年（810），當時唐憲宗向宰臣們詢問對於長生不老仙藥的價值的看法，一位宰臣鄭重其事地回答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這位大臣還以已故的唐德宗為例，說明服食丹藥的害處——唐德宗曾經請一位天竺胡僧為他配製長生之葯，結果「服藥之後，遂致暴疾。及大漸之際，群臣知之，遂欲顯戮胡僧，慮為外夷所笑而止」。但是唐憲宗似乎並沒有聽信關於他祖父暴卒的這種解釋，因為他本人後來仍然因為服食「金丹」而中毒，而且據信在他的後代中，因為服丹而暴卒者，尚不止一人。

即使我們只是根據已經刊布的最優秀的權威著作來推算，唐朝合成的藥物也已經多達上千種，而且據稱這些藥物能夠治療當時已知的所有疾病。探討許多古代醫藥的真正價值，近來已經成為學者和科學家熱切關注的課題。當今大多數人所熟知的，從某些方面看來頗「現代」的特效藥物，其實早在中世紀中國的中藥中就已經使用了。如在唐代時，就已經使用白頭翁來治療阿米巴狀的痢疾，利用甘汞來治療性病，用酒中浸泡的葫蘆來治療腳氣。但是我們不大會相信最上等的龍化石，即多種顏色的化石中乳白色的一種，具有治療夢魘和邪魔的功效，當然我們也不可能接受將白馬的干陰|莖與蜂蜜一起泡入酒中，就能夠治療陽痿的說法。而將桃符煮爛治療「中惡、精魅邪氣」，對我們來說似乎已經不屬於醫術，而是巫術了。但是我們只有完全放棄我們的「科學的」和「美學的」成見，努力將唐朝的醫學看作是中世紀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儘可能寬容地對待其中真實的和虛假的、美好的和醜陋的東西，才能做到客觀公正地考察唐朝的醫學。例如：在立春這一天，如果夫婦在就寢前都飲用過雨水的話，妻子就必定能夠懷孕；從花上收集的露水，對潤膚增白大有奇效；由錫、金與水銀調配的混合物製成的軟膏，是醫治極度憂慮的鎮靜劑；甘汞是醫治「鼻上酒皶」的良藥；雄黃對治療「一切毒」都有特效；磁鐵礦——一種作為鍊金葯的天然磁石，這種磁石的粉末可以治療「陽事不起」——不僅有「益精除煩」的功效，而且能夠主治「子宮不收」；根據記載，硝石有利尿調經的特殊功效；「諸葯中甘草為君」，甘草因「調和眾葯有功，故有國老之號」，而且甘草尤其能夠治療各種腹疾；蘭草是古代灑聖水祓除的一種香草，「此草浸油塗發，去風垢，令香潤」；錦葵屬植物可以作為潤腸葯使用；大黃根可「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谷，調中化食」；青蒜「煮食，主溫中下氣，補虛益陽，調和臟腑，令人能食」，搗汁服，則能「解藥毒，療狂狗咬人數發者，亦塗諸蛇虺蝎蠆惡蟲毒」；冬蔥有益於幼兒生長；干生薑能夠治療「霍亂腹脹，腹中脹滿，胸肋滿疼痛，大便不通」諸症；蕨有催眠的功效；薯蕷可作鎮靜藥物；干杏對於心臟疾病有療效；干桃可以治療肺病；將箭笴和箭鏃「密安所卧席下，勿令婦知」，則可以治療「婦人產後腹中癢」；如果「人身上結筋」，用杓「打之三下自散」；搗碎的蜘蛛汁對治療蛇傷有效驗；海馬主治難產，「婦人難產帶之於身，甚驗。臨時燒末飲服，並手握之，即易產」；牡蠣可以治療性功能失調，如夜間遺精；驢肉同五味煮食，「主風狂，憂愁不樂，能安心氣」；食虎肉能「辟三十六種精魅，入山虎見畏之」；野豬脂「煉凈和酒日三服，令婦人多乳，十日後可供三四兒」。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鬱金屬於薑黃屬植物，是一種能夠分泌出大量色素而且多少帶有一些香味的根莖產品。從最狹義上來說，鬱金在薑黃屬植物中是一種微帶辛味、多用作顏料的物種；據悉，這種普通的鬱金是中國西南地區土生土長的品種。與普通鬱金有密切親緣關係的一種植物，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地區以蓬莪術知名的一種高級的芳香品種。蓬莪術主要是用作香料的原料。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地區，還有薑黃屬植物的許多其他的品種，它們分別被用作染色劑、醫藥、咖喱粉以及香料製劑等多種用途。在漢文中，這些植物的集合名稱叫作「鬱金」，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雖然「番紅花」在漢文中被比較明確地被稱為「鬱金香」，但是「鬱金」這個字也是指「番紅花」而言。總而言之，在貿易中和實際應用時，鬱金與鬱金香往往混淆不清，當有關文獻中強調其香味時，我們就可以推知：這不是指鬱金香就是指蓬莪術，反之，就是指鬱金。

「仙茅」是一種星形花草本植物的根莖，一位天竺僧人將它獻給了唐玄宗。仙茅又稱「婆羅門參」，意思是說它在滋補健身、恢復元氣方面的功能可以與人蔘相比。唐末或宋初，在中國種植了仙茅，到了十二世紀時，這種植物已經成功地移植到了廣西。

雖然有大量的服食金丹而致死的教訓，但是對或有奇效的道教—天竺藥物的信仰卻並沒有減退，唐朝的使臣們還在繼續為皇帝到處搜尋新的靈藥，開元四年（716），有胡人向唐玄宗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斯里蘭卡）求靈藥及善葯之嫗，置之宮掖」。但是這一次因為受命陪同那位姓名不詳的胡人的大臣向玄宗進諫說：「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禮。胡葯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于胡嫗，豈宜置之宮掖！……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這樣，唐玄宗才放棄了這次計劃。對於這些異域胡人的「眩惑」表示虔誠的厭惡，只是當時保守的君主們慣常的態度，因而玄宗放棄這一計劃，對於那個時代來說，並不具有典型意義。外來的藥物持續大量地進入唐朝境內。大量的藥物又都特別集中在了佛寺里。九世紀時海外貿易的正常數量大大低於八世紀的數量，但即使是在九世紀，外來藥物仍然多半集中在佛寺中。這種情況多少使我們有些詫異。根據九世紀詩人許棠的記述，當時的佛寺中有大量的「異葯」。另據皮日休記載，一位叫作元達的和尚有一所葯園，元達雖然已經年逾八十，但是他還是喜歡在葯園裡蒔弄珍異的藥草。很明顯，就引入唐朝的藥物的傳播普及而言，寺院的草藥園起了重要的作用。當然我們首先應該看到的是，虔誠的朝聖僧在引進這些藥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這些真誠的草藥採集者中，有許多人是為唐朝統治者服務的外國人。中亞人那提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經由海路來到唐朝之前，那提曾經在南亞各地到處遊歷，永徽六年（655），他帶著大批梵文寫本到達了唐朝的都城，但是在第二年，他就被派往印度群島採集異葯，此行他只到了廣東；龍朔三年（663），他又為了同一目的前往真臘國。遺憾的是，此後他的事迹闕載。在類似的傳記中，我們常常會發現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採藥者要完成他們的使命，就要有足夠的冒險精神，這些人當中經常會有人因為搜集藥物而喪生。https://read.99csw.com

「綠鹽」產於中亞焉耆地區和伊朗，同時也有從海上運來的綠鹽。綠鹽與天然的青銅碳酸鹽即石青類似，而且也和石青一樣，可以用來治療眼疾。綠鹽有時又稱作「膽礬」，我們認為，它肯定是一種結晶狀的硫酸銅，這是一種假想的治療沙眼的藥物。唐朝人用金屬銅和醋配製出綠色的鹼式碳酸銅，以作為綠鹽的替代品。但是醫師警告說：「以銅醋造者，不堪入葯。」

八世紀時，大量人發從東北和朝鮮送到了長安。讀者可能對此會感到驚訝，究竟這些外國人的長發會有什麼特殊的功效，使它們更勝過唐朝人的頭髮呢？除了巫醫之外，這些頭髮是否還有其他的用途呢？相對來說，要探討巫醫使用頭髮的情形是比較容易的。對巫醫而言，頭髮不僅具有很強的效力，而且還是很危險的藥物。甄權的弟弟甄立言是與甄權齊名的醫師，據唐史記載：「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立權）診曰：『腹有蟲，誤食發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發氣，乃愈。」頭髮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變成了蛇。另據記載：

唐朝刑法規定，醫生治病必須嚴格遵照古藥方和官修本草的規定，如果因「誤不如本方」而導致病人死亡者，要處以「徒兩年」的刑罰，如果患者是皇帝的話，則醫生要被處以絞刑。這一套嚴格的官方律令的實施，對於因循守舊者是非常有利的，這也正是古代處方集被毫無創造性地抄進最新藥典的原因——對於歷史學者來說，這卻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因為若非如此，許多藥方就會失傳了。但是就醫學界所應當進行的新嘗試和醫生的獨立自主而言，這些律令卻是很不利的。儘管唐朝官方在醫療方法上強調正統性，但是醫生們實際的行醫活動卻有某種新的開明精神，這就大大地緩衝了官方那種有損為醫之道的不利影響，這種醫風甚至在官方和因循守舊者的圈子裡也逐漸產生了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這種新的醫風是佛教倫理影響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種與刺蜜相近的糖質物質，或許是與刺蜜出自同一來源。據記載，這種物質「生巴（四川）西絕域中」，陳藏器將它稱作「甘露蜜」，這種名稱將它與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天生神奇的甘露聯繫了起來。陳藏器主張用甘露蜜來治療「胸膈諸熱，明目止渴」。

「黃屑」是安南貢獻的土貢，可以作為黃色染料，還能夠止咳，治療腹疼。它顯然是黃檀末或與此類似的一種東西。

這裏說的「香印」當然是指香鍾。支遁是四世紀時的一位隱居僧人，他還是一個非常喜歡騎馬的人。我曾經反覆強調過，段成式的筆記中的資料，更多的是得自廣泛閱讀各種語文的書籍，而不是靠他親身的觀察，所以我們不能根據他的書中記載有某種植物或動物，就貿然地斷定這種植物或動物在唐朝出現過。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又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位興趣廣泛的學者的知識來源並不是僅僅限於書本。在詳細描述生產阿魏的樹時，段成式曾經提到了向他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資料的兩位僧人，其中一位是「拂林人」，名叫「彎」，而另一位是某個叫「提婆」的摩揭陀人。向段成式提供資料的這位拂林人很可能是小亞地區的人或敘利亞人。這件事表明，在段成式記載外來物時，他必定依靠了其他一些沒有留下姓名的外國人所提供的口頭資料。

蘆薈是從非洲多肉植物中提取出來的一種苦味的結晶。因為它「味苦如膽」，所以又被稱為「象膽」。蘆薈被用於治療「小兒諸疳熱」，據說蘆薈產於波斯。

醫生們利用這種胡桐樹脂治療「大毒熱，腹煩滿」，而且還將它作為催吐劑來使用。更重要的是，胡桐樹脂還被珠寶工匠，尤其是隸屬於宮廷的珠寶匠作為一種焊接金銀器的焊劑來使用。

在漢文中，將許多很重要但是卻相互無關的樹都稱為「桐」。大體上來說，「桐」一般是指泡桐屬植物，由於泡桐長著美麗的紫花，所以它又被稱作「花桐」。從語言上來看，可以與桐類植物歸為一類的樹主要有被稱作「梧桐」或「青桐」的「鳳凰樹」；有被稱為「油桐」的「木油樹」；有被稱作「刺桐」的「珊瑚樹」；還有被稱為「胡桐」的「脂楊」。胡桐的樹脂又被稱作「大葉鑽天楊樹脂」（tacamahac），這個名稱還被用來稱呼北美的香脂白楊樹脂和一種印度支那的樹產出的芳香欖脂，而這種樹卻根本就不屬於楊樹。到了唐代時，被稱為「胡桐」的這種樹脂就已經傳入中國內地。所謂胡桐樹脂出自一種楊樹，這種樹的木材還可以用來製作傢具。從中國的西北和戈壁地區一直向西通往歐洲的廣大地區，到處都生長著這種楊樹。這種樹的漢文名稱是因為它與「梧桐」（鳳凰樹）相似而得名，而不是因為與泡桐類似而得名。這種楊樹的樹脂在唐朝的市場上叫作「胡桐津」或「胡桐淚」。有些古時候的權威認為，胡桐淚是「蟲食其樹而脂下流者」。胡桐樹脂「有夾爛木者」「有淪入土石鹼鹵地者」等等。甘肅、哈密以及突厥斯坦和伊朗各地也是唐朝使用的胡桐樹脂的來源地。

在唐朝醫藥中，鬱金主要用於治療「血積下氣，生肌止血，破惡血」。據記載，鬱金還常常被用來滌染婦女的衣物，在染衣物的同時，它還能夠使衣服上帶上一股輕微的香味，但是這裏的「鬱金」究竟是指鬱金（turmeric），還是指鬱金香（saffron）——在古代，鬱金香也被作為染料來用——我們還不能斷定。而與龍腦香一起鋪在天子將要經過的道路上的「鬱金」粉，則不是鬱金香就是蓬莪術——請比較1960年發自布魯塞爾的一條新聞：「11月15日，在杜博安國王與多妮婭·伊·阿拉貢的婚禮上，將在布魯塞爾購物街中最繁華的呂訥韋大街上噴洒香水。」在九世紀中葉，唐宣宗出於經濟上的原因廢除了唐朝鋪灑香粉的習慣。

陳藏器是記述西域交河出產的「刺蜜」的唯一的唐朝藥物學家。他說：「交河沙中有草，頭上有毛，毛中有蜜，胡人名為『給勃羅』（khār-burra，即『羊羔刺』）。」這種說法使我們想起了阿拉伯的「駱駝刺」。陳藏器顯然是研究了這種甜蜜的滲出液，他還具列了刺蜜能夠治療的多種疾病，其中包括「暴痢下血」。

隨著唐朝的藥物學家熟知這些奇方異葯的特性，他們的研究成果就逐漸被收入已經刊布的藥典里，從而開業醫師也就得以了解這些藥物的用途；而對這些藥物的需求也同時隨之增長；結果，許多藥用植物也就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上文提到的李珣的偉大著作《海葯本草》，就是這種社會背景下的產物。《海葯本草》雖然足本已佚，但幸運的是其中的一些片段被宋代及以後的醫書所大量引用，藉此我們就可以了解到這本書的部分內容。鄭虔的《胡本草》則遠遠沒有如此幸運——《胡本草》很可能是一部專門論述伊朗藥物的著作，這本書也是在唐朝以後散佚的，現在很難見到《胡本草》的引文。

幸運的是，在奈良正倉院收藏了一些真正屬於八世紀的藥品的標本。這些藥品是與兵器、遊戲用具、傢具以及其他的物品一起保留下來的，它們大都是由來訪的外國人贈送給聖武天皇的禮物，756年（相當於唐玄宗天寶十五年），聖武天皇死後，光明皇后將這些物品——包括大約六十多種藥品一起——全都贈送給了東大寺（一所巨大的佛教寺院），正倉院就是收藏這些物品的倉庫。正倉院的藥物大部分都是屬於中國出產，但也有一些比中國更遠的亞洲其他國家的物產。亞洲其他地區出產的藥物有伊朗的肉桂、五倍子、丁香、密陀僧；印度的胡椒、犀角；此外還有斑蝥、化石「龍骨」以及其他許多種藥物，其中還包括一些在我們看來根本就不屬於藥物的物質，例如伽羅木、蘇方、硃砂以及銀粉。只是到了1948年以後，才有可能對這些珍稀藥物進行系統的科學研究。對有些中世紀藥物進行確認，就是1948年以後取得的重大發現之一，例如以前我們不知道「芒硝」實際就是瀉鹽的古名，換句話說，我們以前一點也不知道早在中世紀時，在中藥中就已經使用了瀉鹽。

九世紀是一個詩人們被奢華、新奇的異國情調以及奇香異彩強烈吸引的時代。「豆蔻」這個詞在九、十世紀的詩歌中是個很常見的詞，在吳鞏、李賀、杜牧以及韓偓等人的詩歌作品中都出現過這個詞。

其他還有一些神秘而未知的藥草，例如由北天竺和吐火羅的僧使帶來供朝廷享用的那些無法考知的「胡葯」，以及由那些研究外來藥物的專家——如陳藏器、李珣等具列的藥草等。在這些藥草中，甚至有一種「帶之令夫相愛」的「無風獨搖草」。

根據九世紀時阿布賽義德的記載，在中國有一種習俗，這就是在公共場合豎起一座巨碑，上面鐫刻著人們易患的幾種疾病和對症治療的簡要說明。這樣一來，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夠得到足以信賴的處方；如果患者很窮的話，他還可以從國庫中支取治療費用。在同時代的著作中，我們還沒有發現與這個美妙的傳說類似的記載。但是在唐朝諸皇帝統治時期，用來教誨百姓的文告確實是刻在石碑上的，而且當時唐朝政府對於公眾慈善事業，尤其是對病坊也的確具有強烈的興趣。這種出於人道的興趣以及服務於人道的活動得到了佛教的大力推動。大約在六世紀時，佛教這個外來的宗教就已經成了真正的中國化的宗教，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起，公共慈善事宜成了中國佛事活動的一個正式的組成部分，而並非僅僅是臨時性的活動。食物和其他捐贈物由寺院的僧侶分發給窮人，而且還設立了免費的醫療機構，為貧窮無助者提供必需的藥物。這些慈善活動構成了「悲田」的主要內容。悲田在當時被認為是宗教生活的兩大內容之一，另外一項內容是「敬田」，敬田是指祈禱和宗教儀式等內容。七至八世紀是遠東中世紀佛教的全盛時期。這時在各地的大城市中普遍建立了固定的賑濟窮人的病坊和其他以宗教為名的機構，這些機構通常都是秉承君主的旨意而設立的。武則天就是一位熱心的佛教徒，她曾經任命專使監管為「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而設立的悲田。八世紀中葉時，雲遊僧鑒真也曾在商業城揚州創設了類似的慈善機構。唐玄宗本人信從道教，但即使這樣，他還是遵照佛教徒的理想，在開元廿二年末（735年初），發布了一道詔令，「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廩之」。會昌五年（845）禁佛以後，宰相李德裕提出了一項建議，將曾經由佛寺管理的病坊改由世俗任命的行政官員管理——雖然病坊後來又恢復成了宗教性質的機構。

外來藥材同樣也會通過正常的商業渠道進入唐朝的境內，當然那些以「進貢」為名，從遙遠的屬國來到長安的半商業性質的外交使團也屬於這一類。進口的藥材要在邊境地區接受嚴格的檢查，進口藥材的銷售價格是根據藥物本身的價值以及唐朝政策的要求而制定的。我們雖然無法推測出這些藥物的具體種類，但是卻不難想象通過邊關障塞運來的這些亞洲最上等的醫藥品的數量規模，尤其是在八世紀上半葉那萬邦來朝的時代——吐火羅國曾經幾次獻「異葯」，波斯王子親自獻「香葯」，迦濕彌羅「間獻胡葯」，罽賓國獻「秘方奇葯」。到了九世紀，當商業渠道有所改變時，吐蕃也曾經遣使獻「雜葯」。

另外，對於普通老百姓使用醫藥的情況，我們知道得卻很少——除了佛教病坊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外——對於唐朝藥物的零售情況，我們實際上甚至是一無所知。總的來說，可以推測在廣州、揚州和長安等地應該有巨大的藥材市場，除此之外，我們並不清楚民間是如何使用醫藥的。但也有一個例外，這就是位於四川平原的梓州。從九世紀中葉開始，在每年的九月初（時約公曆十月），來自唐朝各地的藥商都雲集在梓州城，開辦盛大的藥材集市，這種集市一般要持續八天八夜。

唐朝藥物學知識的一個重要分支是由道教的傳說和實驗構成的，它著重強調礦物質——首先是可以延年的硃砂——內服的作用；不管道教徒這些做法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唐朝的醫學都受到了耽於幻想的鍊金術士的看法的影響。這種情況正好可以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時的醫藥手冊總是帶有返老還童、復精壯陽以及溝通神明的空想色彩。但是「道教的」藥方也並不是人人都接受的，例如甄權和張杲就告誡人們警惕硃砂的毒性。然而，當時的時代環境對於「道教徒」的主張是有利的，而且道教徒的支持者們出於質真，也希望能夠發現無所不能的靈藥，在他們看來，這種葯即使不是在唐朝科學家的丹房裡，至少也在那些遙遠的國家裡——這些國家又是同傳說中的，長生不老的神仙居住的瓊島之類的仙界混淆在一起的。所以，與唐朝之前的六朝時期相比，唐代對於外國藥品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在六朝時，在海外貿易中佔有頭等重要地位的是宗教用品——如佛陀遺物、畫像以及焚香。既然唐朝人大量需要外來的藥物，當然同時也需要有外來的藥劑師。所以唐朝的貴族階層，狂熱地崇拜來自天竺的奇人異士、法術精深的瑜伽師以及善能密咒總持的僧人。這樣一來，通過一種混合了許多宗教因素的、與時代風氣（雖然在漢代已經有例在先）臭味相投的、想入非非的煉丹術，那些攜帶仙丹妙藥的佛教徒和濕婆教徒，就都被看成了與唐朝本土的煉丹術士、服食藥餌者相類的外來的奇人異士。

與波斯樹脂不同，阿魏作為一種藥物和調料，在唐朝很有名氣。唐朝人普遍接受了這種藥物的西域名稱，將它稱為「阿魏」。這個名字很可能就是吐火羅語「aṅkwa」的譯音，唐朝人還知道它的梵文名稱「hiṅgu」（形虞）。進口的阿魏有晒乾的樹脂餅和根切片兩種，據認為，後者的質量不及前者。當時有許多亞洲國家都向唐朝提供這種昂貴的藥材。其中主要者有謝䫻，此外還有波斯以及其他沒有記載國名的南亞和中亞的國家。阿魏進入唐朝有兩條途徑，其一是由位於準噶爾邊緣的唐朝重鎮北庭每年作為土貢向朝廷進貢，另外一個途徑就是由商舶經由南中國海運來。

所謂「外腎」，當然是指動物的睾丸。「崑崙家」則是「崑崙兒」的異稱，指印度尼西亞人。此處提到的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崑崙兒」很令人費解——除非它只是泛指「熟練的海上漁獵者」。這種叫「膃肭」的動物顯然是某種「海豹」。如果我們將記載中的「長尾」當真的話，也有可能是指水獺。這種動物大多是在「新羅海內」捕得的。這種葯與藥草和酒服，可以治療「鬼氣屍疰，夢與鬼交」以及各種陽痿症。很可能海狸香和麝貓香也是以膃肭的名義買賣的，在唐代時，還沒有將它們區別開來。

「延胡索」是藍堇屬的一種植物，這種植物的黃色根莖是由奚國經安東都護府傳入唐朝的。據記載，延胡索可以治療腎病。

在中國，來源於動物的藥物中還沒有一種比毛糞石更有名。確切地說，毛糞石是在許多反芻動物的第四胃中——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山羊的第四胃中——發現的一種結石；作為一種解毒劑，毛糞石在近東地區享有盛譽。在中世紀中國，將「毛糞石」稱作「牛黃」，但是當時中國所說的「牛黃」與毛糞石的經典定義往往是不相符合的。即使不是大多數，起碼有一部分「牛黃」是從牛的膽囊中取出來的膽石，而不是胃裡的結石。這種膽石在醫療中的作用與其說是物質的，倒不如說是精神的。據記載：「牛有黃者或吐弄之」，「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這種怪異的記載，其實不足為奇，因為還有記載稱，牛黃確實具有「安魂定魄，辟邪魅，卒中惡」的功能。這種貴重的藥材是中國本地的產品。大部分牛黃都出產於山東，作為土貢，山東的許多城鎮每年都要向朝廷貢獻牛黃，同時貢獻的還有石器和可食用的軟體動物。四川也出產一些牛黃。甚至像波斯這樣遙遠的地區也非常需要這種中國的「毛糞石」。在波斯地區，牛黃作為辟邪物和藥物，很受人們的珍視。另一方面，唐朝也從新羅國得到了大量的牛黃；另外還有一些牛黃來自東北和南詔。上元二年（761），拔汗那向唐朝進貢了一種被稱作「蛇黃」的、形狀像龍一樣的結石，這在當時必定引起過很大的震動。ｈtｔｐｓ://rｅａd•９9cｓｗ•ｃoｍ

唐朝的藥物學家已經有大量的藥物學文獻，其中既有舊的，也有新的。唐代藥物學的基本藏書至少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神農本草》，這部藥典是以管理稼穡、畜養之神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它還是一部被尊奉為「經」的藥典。《神農本草》是一部原始時代的著作。雖然這本書很可能是在漢代才彙集成書，但是其中卻包含了許多相當古老的資料。流傳到唐代的《神農本草》是在五世紀末年由陶弘景編輯而成的，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書中還增添了這位賢哲本人通過觀察得來的知識。最初的《神農本草》正本將藥物分作「三品」，這種分類法體現了鮮明的道教色彩：其一為「上品」，上品葯可輕身延年，如硃砂、石青、雲母、仙芝、茯苓、人蔘、麝香、牡蠣都屬於上品葯；其二為「中品」，中品葯可滋補抗病，像雌黃、雄黃、硫黃、生薑、犀牛角以及鹿茸之類都屬於中品葯；其三為「下品」，下品葯是一些有毒的，只能用來治病的藥物，例如赭石、鉛丹、鉛粉、狼毒烏頭、蛙以及桃仁都被歸為第三品。唐朝的第二種比較重要的藥物學文獻是《名醫別錄》，在六朝的藥物學著作中，陶弘景的《名醫別錄》的重要性遠在其他各書之上，這本書在具列後漢名醫的同時，還記載了許多《神農本草》中的資料。第三種是唐朝官修的《新修本草》，這部著作完成於顯慶四年（659），是由李勣領銜編著的。但是更著名的唐朝本草是蘇恭編撰的新版本的《唐本草注》。這部偉大的著作包括了大量的、自從陶弘景以來新得到的資料，尤其是收錄了南方植物的資料，這部著作顯然還是第一部繪圖的本草。在唐朝的插圖稿本藥物學著作中，在描繪南方藥物的同時，必定也畫下了那些真正由外國傳來的藥物的圖形；甚至有一位醫藥插圖畫家的名字也一直流傳了下來，他就是曾經畫過《本草訓誡圖》的王定——王定是七世紀的人。值得一提的第四種著作，就是我們已經說過的孫思邈的著作，這裏必須再次提到他的《千金食志（方）》，在孫思邈的這部著作中收錄了價值「千金」的食療藥方。第五種是孟詵的《補養方》（八世紀初期）。第六種是張鼎的《食療本草》，這部著作擴充了先前同類著作的內容，在後唐時代產生過廣泛的影響。第七種就是李珣寫的《海葯本草》（八世紀中葉）。最後是王燾的《外台秘要》。

早在唐朝之前，印度的醫學就已經對中國的醫學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許多印度醫學方面的著作，尤其是佛教的醫典，都被翻譯成了漢文。到了唐朝時，印度醫藥學著作的影響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七世紀翻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葯經》就是其中的一個例證。在這本經書中既有醫療藥方，也有巫術配方（dhāraṇi）。具有特殊效驗的印度眼科醫學，似乎也是印度醫學對唐朝發生影響的一個重要的領域。天寶七載（748），當鑒真行腳到達廣東時，就曾經在廣州附近的韶州找到了一位外國眼科醫生，為他治療眼病。而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孫思邈撰寫的開創性的眼科學專著，顯然也是受到了佛教醫學著作的啟發。

唐朝人將某種有毒的種子稱為「鶴虱」。它是從包括波斯在內的西域傳來的一種植物，外國人稱之為「天鵝虱」。鶴虱可以用來驅蟲和治療各種潰瘍以及腫瘤。

「變種豆蔻」是印度支那出產的一種帶有樟腦味的豆蔻，它也是唐朝進口的豆蔻中的一種，對於治療「上氣喘嗽」尤其有效。

「真豆蔻」出自交趾，早在公元前四世紀時，這種乾果就已經從印度銷往希臘，而且在羅馬非常有名。據李珣報道，豆蔻葉「近苦而有甘」，豆蔻的葉、皮、果者可以入葯。

在葯市上的人往往用其他動物的膽冒充真正的蚺蛇膽，但是內行的藥物學家有一種識別真假蚺蛇膽的方法：「試法，剔取粟許著凈水中。浮遊水上，迴旋行走者為真」，而沉入水裡的就是假貨。一般情況下都是以豬膽和虎膽來冒充蚺蛇膽的。

另外，波斯人則認為蓬莪術生於中國。波斯人的這種看法，或許可以由中國稱為「薑黃」的一種姜屬植物得到解釋。薑黃也是由西域傳入的。蘇恭告訴我們說，薑黃「西域人謂之『蒁』」，這個字的發音類似於「Jud」或「Jet」；在另一處，蘇恭又說因為普通的鬱金可以醫治馬病，所以「胡人謂之『馬蒁』」。或許漢字「蒁」就是某種東方語言中的「Zedoary」（蓬莪術）的第一個音節的譯音；在阿拉伯語中，蓬莪術叫作「jadwār」。

最後，作為一本專門論述外來文明的著作，我們也不能漏掉一位在中國被稱為「李密醫」的波斯籍醫生。開元廿二年（734），李密醫隨同多治廣必成一起到達了日本，他是對日本奈良時代文化做出了貢獻的許多不同國籍的外籍人當中的一員。

爪哇的「圓豆蔻」或「串豆蔻」是從一個叫作伽古羅的地方運到唐朝的，這個地方顯然在馬來半島西海岸。這個國家的名字仍然保留在阿拉伯文里，它的意思就是「豆蔻」（qāqulah）。看來這種植物是從爪哇帶來的，而馬來半島則是出於商業的目的才種植這種植物的。到了十一世紀時，圓豆蔻就被移植到了廣東。唐朝人將這種豆蔻稱作「白豆蔻」，正如段成式所說，這是因為圓豆蔻「子作花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采」。白豆蔻有各種重要的醫療用途，其中包括治療支氣管炎和肺充血。

食用海藻類植物在中國並不算鮮見，例如可以調製美味菜湯的紫菜，就是中國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區的一種常見的出產——有時紫菜是從日本帶來的。石蓴是一種生長在南海淺水域中的「海萵苣」，在唐朝時，它就以「石蓴」知名。當時石蓴被作為一種利尿劑使用。唐朝人還注意到了石蓴在「胡人」醫學中的用法，並且將它記錄了下來。ｒｅaｄ•9９csｗ.ｃoｍ

但是大多數與頭髮有關的藥方，都與「自縊死，繩主顛狂」之類的藥方屬於同一類。當時之所以認為頭髮具有這樣的功能，是因為人們認為頭髮具有束縛、捆系、緊緊纏繞的功能。如果「小兒驚啼」，用「亂油發燒研，乳汁或酒服少許，良」；如果成人「無故遺血」，則用「亂髮及爪甲燒灰，酒服方寸匕」。

孫思邈是中世紀最優秀的醫生的楷模，也是傑出的、獻身於佛教的慈悲原則的榜樣。作為一位博學多識、受人尊敬的道教徒，孫思邈曾經拒絕了隋朝的徵召，只是在他年老時，才來到了唐太宗的朝廷，但是卻沒有接受官職。這位矢志不渝的傑出人物曾經為《老子》和《莊子》作注；並寫下了一部叫作《千金方》的三百卷的藥方總集；他還撰寫了第一部漢文眼科學論著和其他一些著作。孫思邈在西方醫療化學家之前，就已經提倡使用無機藥物。當孫思邈臨終時「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最終，他在藥王廟中被人們祀奉為神。

我們將印度的「金黃」或「王樹」以及阿拉伯的「印度角豆樹」或「項鏈黃瓜」稱作「天竺金蓮花」或「金花」，或者更名副其實地將它稱為「清瀉山扁豆」。這種樹的花非常美麗，長長的莢中生著鮮紅的籽實。它是一種印度土生的樹，因為它籽實周圍的黑色果肉是一種享有盛譽的、治療便秘的藥物，所以從很早開始，清瀉山扁豆就傳遍了所有的熱帶國家。在唐代，清瀉山扁豆被稱為「婆羅門皂莢」或「波斯皂莢」，這是因為這種樹與中國的「皂莢」（the Chinese honey locust）或被叫作「墨皂莢」的「皂豆樹」（soapbean tree）很相似的緣故。清瀉山扁豆的印度名稱叫「āragvadha」（阿勒勃），阿勒勃對於唐朝醫生來說是很熟悉的一種藥物，他們用阿勒勃的籽實來治療多種內科疾病。

「白附子」是遠東的一種「麻風樹」的塊莖，這種微毒、褐色的塊莖生長在朝鮮以及甘肅的邊遠地區的沙地中，它在當時被用來治療「心疼」。

貫休和尚是一位天才的畫家和詩人，他生活在九、十世紀之交，享年八十多歲。據貫休寫的《桐江閑居》詩來看，阿魏可以與茶同時服用：

在傳統的中草藥中，人蔘的人形根莖是真正的草本靈丹妙藥。這種「神草」或「皺面還丹」——所謂「皺面還丹」是一個擬煉丹術的名稱，它表明了人蔘的神奇功效——生長在山西太行山脈中的紫團山，但是大多數人蔘和最上等的人蔘都是從朝鮮半島的高麗、新羅、百濟諸國以及東北各地採集來的。據記載：

在印度傳來的異葯中，有一種叫作「質汗」（citragandha，即「多種香味的」）的藥物，這種葯是在八世紀時由北天竺一位信奉佛教的國王派人送到長安來的；更多的質汗葯則來自吐火羅國和一個來自突騎施、石國、米國、罽賓國的聯合使團。這種製劑含有檉、木蜜、松脂、甘草、地黃和「熱血」等成分，（據陳藏器說）質汗葯調入酒中，主治「金瘡傷折，瘀血內損，補筋肉，消惡血，下血氣，婦人產後諸血結」。陳藏器告訴我們，外國人有他們自己的試驗這種葯的效力的方法——「番人試藥以小兒斷一足，以葯納口中，將足蹋之，當時能走者良」。

向我炫耀名目繁雜的藥草製劑，

「乾陀木皮」這種藥草見於李珣的記載，據李珣說，乾陀木皮「生西國，彼人用染僧褐，故名；乾陀，褐色也。……安南亦有」。「乾陀」這個名字很可能就是梵文「gandha」（香料）或者「kanthā」（百衲衣）的譯音。在唐代，人們將乾陀木皮與酒一起煎服，用來「溫腹暖胃」。

「胡黃蓮」生長在波斯沿海地區，它的根莖能夠治療腸道疾病和痔瘡。胡黃蓮究竟是一種什麼植物，現在還沒有定論。宋代時，這種植物就已經移植到了陝西和甘肅地區，但是現在似乎已經絕跡了。

當我們談到唐朝的醫藥狀況，尤其是較多地提到唐朝的藥物學時，就不可能不提到陳藏器——恐怕這裏已經漏記了許多值得一提但相對保守一些的藥物學者。陳藏器詳細而又審慎地記錄了唐代物質文化的許多方面的內容，這些記載雖然與醫藥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卻有很高的價值。《本草拾遺》就是陳藏器撰寫的一部偉大的著作。正如書名所表示的那樣，這部著作是對保守的官方藥物學著作的補充。到了宋代時，陳藏器的後輩們對《本草拾遺》中收錄了那樣多的非正統的資料而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是在我們看來，這些資料中包含了許多中世紀初期剛剛開始使用的新的藥物，所以具有重要的價值。唐史中沒有為陳藏器立傳——這是對他標新立異的懲罰。唐史中還毫不客氣地指出，正是由於陳藏器稱「人肉可治『羸疾』（結核病？）」，所以，從此以後「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

蚺蛇膽在唐朝醫藥中的應用，將唐朝與印度支那聯繫了起來；在柬埔寨和其他地區，蚺蛇膽也在醫藥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唐朝醫師用蚺蛇膽治療「血痢，蟲蠱下血」以及其他的疾病。

安南白蠟就是曬白的普通黃色蜜蠟。在唐代，甚至連這種白蠟也有醫療上的用途。據記載，「孕婦胎動，下血不絕欲死，以雞子大煎（白蠟）三五沸，投美酒半升服，立瘥（一種巫術治療法？）；又主白髮。鑷去（白髮），消蠟點孔中，即生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