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都更喜歡利用「亞馬遜」或者在線的「古本屋」網站進行二手書購買，神保町會不會就此漸漸消失？我倒並不是特別擔心。不論是明治史還是昭和史都告訴我們，日本文化的優勢不正是在於新陳代謝的同時保持著自身獨特的延續性嗎？

舊書店中有關中國的書，最常躍入眼帘的是魯迅的書。日本人真的很喜歡魯迅：書店中《魯迅文集》（竹內好譯）、《魯迅選集》（岩波書店出版）均隨處可見；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雖然內容平平，但是也享受了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一同進入平凡社東洋文庫的待遇。魯迅在文壇一生以處處樹敵為務，左右都罵，包括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等，更不用提陳西瀅、胡適這種英美的博士、准博士了。不過，魯迅從來不罵日本。用他自己題給日人的詩，這叫「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兄弟睚眥，在魯迅看來不道也罷。

西早稻田就是元祿七年（1694）「高田馬場之決鬥」的所在地。在日本家喻戶曉的赤穗四十七浪士中，最驍勇的堀部安兵衛（本姓中山）就是由此戰一舉成名，被江戶坊間鼓吹到了「連斬十八人」。在描寫赤穗復讎事件的《忠臣藏》中，安兵衛也是主角之一（關於此事件的歷史性解釋，可參見Beatrice M.Bodart-Bailey：《犬公方：德川綱吉的性格與政策》，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6）。

東京有幾大舊書書市，其中號稱世界上規模之最的是位於千代田區北部的神田神保町的「神田古書店街」，附近共約有一百七十余家舊書店。神田是東京的一箇舊區名，故一般也徑稱這塊地方為「神保九九藏書町」（Jimbōchō）。規模其次的，是位於新宿區東北的西早稻田的書市，僅有不到五十家舊書店。相比而言，西早稻田的書店多以文學、和學書為主，而神保町的書店更加專門化，從「古典藝能」到版畫、成人書籍甚至菜譜，一應俱全。

新書的賣場，最大的是「三省堂」。書店有四層，每層都有兩台電腦可以查書。查完后直接可以列印出來一張小紙條，上列有某本書的編號、哪家連鎖店、第幾層，很是方便。三省堂的第一層有一個專刻藏書印的攤位，除了篆體外，還可以提供兩種日式「書體」：yurui體和kurukuru體。前者或可譯作「鬆緩體」，每個字都是一副心寬體胖、大搖大擺的樣子；後者或可譯作「佝僂體」，每個字都在撇、捺處帶上一個或幾個圈圈。當然價格是不菲的，平均一個字就要一千多日元。第四層有櫃檯專賣「和風布」，最有趣的是寫滿了「壽司文字」的「紺布」。「壽司文字」就是日本人為各種壽司或創造或借用來的、帶「魚」字旁的上百個漢字。比如「壽司（sushi）」就寫作「鮨（sushi）」，而「鮎（saba）」是香魚，「鮹（tako）」是章魚，「鱶（fuka）」是一種鯊魚，「鰒（fugu）」是河豚、「鮪（maguro）」則是金槍魚。

「文庫本」的發達，就要歸功於1927年創發的「岩波文庫」。因為實在是太過流行，舊書店裡多有整櫃的、按照顏色和編號排好的read.９9csｗ•coｍ「岩波文庫」，而且價格極低。日本人看書又極為愛惜，使得買文庫本新書似乎變得沒有必要。各出版社的文庫本之間是統一尺寸的，故而日本人會買一個皮套套在外面保護封皮，路途中掏出來看，看完一本再換。與日本人不同，西方人則是不忌厚重，城牆磚頭一樣的書也能捧著在地鐵上看。中國人則與兩者不同，地鐵上啥都有，就是沒有閱讀。

神保町在靖國神社的東邊不遠，沿著靖國大道就能找到。不過「神保」之名，倒其實和「靖國」無關，系源於姓氏。高山杉先生曾在《上海書評》中提及朱謙之在「東亞預備學校」修習日文之時就住在神保町，該校全名應即為「日華同人共立東亜高等予備學校」。周恩來也曾在同一學校留學，故址在現在的「神保町愛全公園」，裏面還有1998年所立的「周恩來在此求學」一碑。由於這附近曾經是中國留學生的聚集地，直至現在還以「中華料理」店眾多著稱。

若在東京買學術書，辛德勇先生的《東京書市買書記》大概是必讀的。但是與辛先生不同，我遠不是一個藏家，最多只能算一個學術書消費者。所以我給自己定了四項原則：一、不買線裝書；二、少買一萬日元級的書；三、少買「文庫本」；四、不買西文日譯書。第一條「不買」是因為不識貨，沒有「老眼」；少買一萬日元以上的書，則是為了個人的心理健康：名家的「上製本」（精裝本）動輒就標價好幾萬，買一本就會一整天都覺得被打了劫；「文庫本」（即口袋本）倒是價廉物美，大多在幾百日元上下（偶爾碰到絕版已久的文庫本，價格才會飄到幾千的級別）。但是除了平凡社的「東洋文庫」和講談社的「講談社學術文庫」外，文庫本多半普及性大於學術性，很多雖然是好書，卻並不適合作學術引用。比如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就有「東洋文庫」的文語體譯註本和「中公文庫」的現代語譯本，但引用還是應該用小野勝年的譯註本。不買西文日譯本，倒不是因為日譯質量不高（其實比起中譯本來質量一般要高一個數量級），而是對二手書來說，日譯本所據的西文書版本多半已經過時。如辛先生提到他買了一部根據Michael Sullivan手稿譯出的《中國美術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這本書的英文版現在已經增補到了第五版（2009年），並且改名為The Art of China。另如，辛先生買到一本1940年譯自德文的魏特夫（Wittfogel）的著作，但其實魏特夫上世紀四十年代后就轉向了英文寫作，他的成熟觀點都體現在他的英文著作之中。這種「版本滯后」的書，在我看來，就收藏價值遠遠大於學術價值了。藏家的目光當然多半是落在昭和二十年之前，而我的關注則只能多以平成年間為主。九_九_藏_書

日本出版業的標杆、今年九十九歲高壽的岩波書店，最初就是神保町的一家普通的「古本屋」（現在神保町還有一家「岩波BookCenter」）。一般來說岩波的書編選極嚴，且不媚俗。當然，也不是絕無例外，汪暉的《近代中國思想の生成》就是岩波出版的。我想，譯者能夠把中國人也望而生卻的「剪刀糨糊體」翻譯成日文，這才是真正的藝高人膽大！另一個趣事是岩波文庫的歷史銷量排行榜，《共產黨宣言》居然在上面超過了夏目漱石的《心》（第五）、《論語》（第六）和《古事記》（第九）而位九*九*藏*書列第三！排在第一的是柏拉圖著的《蘇格拉底的申辯》，第二是夏目漱石的《公子哥兒》，第四則是盧梭的《愛彌兒》。大概，在日源之地讀《共產黨宣言》的人的比例，要比在東方紅之地還要多吧？

最讓我驚喜的是一家地圖專賣店，有各種仿製的古地圖，如用傳統鳥瞰視角繪出的江戶地圖和京都地圖，就不由讓我想起蘇州的《平江府城圖》。有些店還專營大比例尺地圖，比如一比兩萬五千或者一比五萬級別的分幅日本地圖（國土地理院出版）。由於這種地圖是可以用來精確測量距離的，所以不能像一般地圖那樣動輒捲成軸狀，而只能平攤著存放。店裡有一個巨大的鐵櫃，再用鐵板隔成一層一層很淺的抽屜，按照地圖編號把地圖平放進去。相比之下，在中國所有大比例尺地圖都算作「軍事機密」，不要說在書店中隨便買，即便是研究人員想看一看，也都只能到個別的研究機構去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版本。非但如此，中國政府要求所有的在線地圖提供商（如google、baidu、yahoo）都必須對所提供的網上地圖進行某種不可逆的扭曲。所以，雖然google地圖可以提供坐標，但是只有中國以外的坐標才是真實的地理坐標。相反，日本國土交通省下的國土地理院直接把一比兩萬五千的矢量圖放在網上供全世界瀏覽。

入手的書中，最便宜的是矢澤利彥（Yazawa Toshihiko）所譯之《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六本一共也只要一千日元。該書也有從法文直譯出的漢文本，但由於譯工質量實在低下，使得周振鶴先生曾感嘆，將這套書「由日譯本再轉譯為中文並非沒有必要」（周振鶴：《只怕貨比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日譯本略比》）。其次是「東洋文庫」的《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傳》，三本一ｒｅａd•9９ｃsｗ.ｃom共一千日元。這套書是抽出二十四史中有關北方民族史的部分加以譯註，先是通過歐亞學會（ユーラシア學會）組織分工，然後再一年兩次利用假期大家聚到京都進行統稿。譯者內田吟風（Uchida Ginpū）、田村實造（Tamura Jitsuzō）、護雅夫（MoriMasao）等均是個中大家。「騎馬民族」是借用自西歐中世紀史的名詞，被日本人挪用到了東洋史。通過將「游牧民族」與生活在東北亞的，以漁獵為主而兼遊牧、農耕的古代「非游牧民族」（如靺鞨、女真等）一併概括為「騎馬民族」，「騎馬民族」和「農耕民族」就成為一對對稱的概念。而在這樣一對概念的背後，隱含的其實是「尚武民族」對「尚文民族」的統治權的辯護。

漢學家中最被熱捧的，則是剛過了一百誕辰、被稱為「漢字研究第一人」的白川靜（Shirakawa Shizuka）。甚至有中國人誇稱他為「日本的季羡林」。不過，季羡林關心的印度學多在於佛教，算不上印度的文化的根本學問，只是支流；白川靜研究的古文字學，卻著實是中國學中一直專給中國人預留的一塊狹田。白川擅長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釋字，要從古文字中讀出一個「呪術世界」，這恰是中國學者所欠之處。最經典的一條，大概就是他把「口」字旁解釋作和禱告有關的義符。但是，即便在日本學界也頗有人對此有所微言，認為他太強調祝咒，有點招數用老的味道；更不用提還有中「毒」頗深的佐藤任之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