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聽起來近於邏輯悖論：有心於「治」則國不治，無心於「治」則國大治。莊子早就向君主們發出過警告：「『治』既是國家動亂之因，也是君主致禍之根。」（《莊子·天地》）「治則不治，不治則治」，人們聽到這一「怪論」可能要大搖其頭。然而，恰恰是這一「怪論」揭示了治國的本質，不信，你去問問漢文帝，你去問問唐太宗！

拿這些本來就不「正」的東西去「正」社會，去「正」人心，難怪社會越「正」越「歪」，難怪人心越「正」越壞了。人們一旦懷疑法律、規章、禁令的「正當」性，他們就會想方設法來逃避法律，冒著生命危險去破壞禁令，這就是時下人們所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人們用心計、機巧對付法律禁令的過程中，大家會變得越來越狡猾，人心會變得越來九*九*藏*書越陰險，世風也會變得越來越澆漓。

在修車人的眼中也許輛輛車都有毛病，在醫生們的眼中幾乎個個都是病人，在老想著如何「治」國的君主眼中，國家處處都急於需要治理，在天天考慮重整乾坤的人眼中，好像國家無事不在等著他去「整頓」，他們對每個人、每件事都看不順眼。於是，統治者就訂下多如牛毛的法律、規章、禁令，以它們為準繩來「正」社會之所「不正」，規定人民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哪些話可說哪些話不可說，弄得人民開口觸諱，舉手違禁，投足犯法，大家時時刻刻都誠惶誠恐、畏首畏尾。一條條禁令就是一條條捆綁百姓的繩索，一個個規章變成了一個個桎梏百姓的枷鎖，禁令越多百姓越是手足無措，規章越多百姓越是舉步維艱，忌諱越多百read.99csw.com姓越是貧窮潦倒。

立法令以止邪卻邪不止，訂規章以濟民卻民更貧，造利器以強國卻國更亂。統治者去慈愛而行苛政，改寬厚而用嚴刑，絲毫無助於社會的安寧和國家的強盛，更不可能使民風返樸還淳，這無異於手執彈弓而想招來飛鳥，揮動棍棒而想呼來狗貓，其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刑罰不僅不能敦風化俗，反而會使風俗更為敗壞，道德更為墮落，殺戮不僅不能禁止姦邪，反而會使姦邪更為猖獗，正如揚土以除塵只會使灰塵更大，抱柴以救火只會使火燒得更猛一樣。

領導者如能無欲、無為、無事，就無須施與而有仁，無須言說而有信，無須求取而有得，無須法令而成治。君主無為人民就自然歸化，君主清靜人民就自然端正，君主無事人民就自然富足，君主無欲人民read.99csw•ｃｏｍ就自然淳樸，這樣的社會裡無邪可禁無奸可捉，還用得著刑法律令來禁邪捉姦嗎？

退一萬步說，即使那些法律、規章、禁令是「正」的，法律也只是對那些守法的人才有效，對於那些不守法的人來說，你有你的千條法令，我有我的萬般詭計，法令從來就管不了不法之徒。「鎖只能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君子不上鎖也不會去偷，小人上鎖了也有辦法偷。守法的人無須法律來束縛，不法之徒有法又全無用處，那我們要這些法律、規章、禁令幹什麼呢？法令越繁瑣人民就越滑頭，禁令越嚴密盜竊就越高明。

以法制、典章、禁令這些「正」的方法治國，以陰謀、詭譎、險詐諸種「奇」的方法用兵，以清靜、無欲、無為來取天下。

當法律、規章和禁令不能有效進行管制時，剩下的就只能靠警察、特務九*九*藏*書、軍隊來控制了。於是，「立法」便變成了「用兵」，「奇」的手段便代替了「正」的方法，「以正治國」必然要導致「以奇用兵」。

對此前人比我們有更清醒的認識。戰國時期惠施奉命為梁惠王起草法律文件，文件初稿完成後送給梁國的大臣和縉紳傳閱。大臣和縉紳們閱畢文稿后無不拍手稱善，接著就把這些法律文稿奉奏梁惠王。惠王看完后也非常滿意，並很快把它轉送給老臣翟煎，翟煎讀後也連聲叫好。上朝後梁惠王對翟煎說：「大臣們既然都對法律文稿稱善，我們現在可以在全國施行嗎？」翟煎斷然回答說：「不行！」惠王大為不解地問道：「你們一邊說它好，一邊又說它不可行，這是什麼原因呢？」翟煎冷靜地向梁惠王解釋說：「陛下看看那些抬重木頭或大石頭的人，前面的人喊『哼唷』，後面的人也應聲九*九*藏*書喊『哼唷』，這就是舉重勸力的歌聲，並不是沒有鄭、衛那些優雅動聽的音樂，而是它們不適宜抬木頭的苦力歌唱。治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治理國家不在於嚴法酷刑，而在於大王無為無欲，古人說『法出奸生，令下詐起』，願大王三思而行！」

為什麼以法制、典章、禁令這些「正」的方法治國不足以取天下呢？

如果法律、規章、禁令只是讓老百姓動輒得咎，那麼人們就不得不追問：統治者這些用來「正」社會之所「不正」的東西本身是「正」的嗎？人們的確有充分理由懷疑這些法律、規章、禁令的「正當」性，一種法律、規章、禁令帶給老百姓的只是貧窮痛苦，讓老百姓失去的則是自由和天性，能說這些法律、規章、禁令具有「正當」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