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思致奇幻縹緲，詩旨歸趣難求。古代的治陶者見詩中提到夷、齊和荊軻，便以為是流露「忠君報國之念」，今天的學者見詩中提到北方的張掖、幽州，便斷言「本詩的主題思想」是「抒寫統一的愛國理想抱負無望實現的悲憤，發泄對東晉苟安江南的深刻不滿」，對東晉王朝盡忠或「對東晉苟安不滿」這兩種主題雖然彼此相對，但它們同樣都將這首詩過度政治化了。詩人在此詩中不過是抒寫自己少時獨闖天下的豪俠肝膽，斗強扶衰的節義情懷，以及世無知音的孤獨苦悶。詩中的經歷並非詩人青少年的實錄，在晉末宋初的陶淵明不可能「行游」到張掖和幽州，「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只是明其「壯且厲」的剛強豪邁，並不是藉以明其「恢復國家統一的理想」；「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也只是明其節義俠骨，並不一定是要「為晉一明大義」。在《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九、十兩詩中，詩人同樣以高音亮節稱頌不畏強|暴的膽略、頑強不屈的鬥志和剛毅勇敢的精神：

這首詩也是悲嘆早年的「猛志」成空。以「無樂自欣豫」的少年情懷反襯「值歡無復娛」的老來心境，以「騫翮思遠翥」的少年意氣反襯「氣力漸衰損」的老來衰頹，陶淵明完全被人生的失敗感所糾纏，因而精神上「每每多憂慮」。王瑤先生將此詩繫於晉義熙十年（公元414年），其時陶淵明年屆五十，人生已到了秋天的收穫季節卻一無所獲，所以他有「前途當幾許」的惶惑，有「未知止泊處」的茫然。想起前人輕尺璧而重寸陰的古訓，他不禁生出此生虛度的恐懼。這裏可看到陶侃對他的影響，《晉陽秋》載陶侃告誡下屬的話說：「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游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之所「懼」者不就是他曾祖陶侃所說的「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的「自棄」嗎？

役於人是由於役於己，自己為功名所累才致使自己「為人所羈」，不能超越世俗的功名人生就不可能灑落自在，因而他決心「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感士不遇賦》）。

王瑤將《雜詩十二首》中的前八首和后四首分編兩處，並將后四首繫於晉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時陶淵明三十七歲。這一系年有助於認識和理解陶出仕時的心態，只是從上詩中「荏苒經十載」一句看，此詩似應作于晉元興二年（公元403年），詩人二十九歲起為江州祭酒，至三十九歲（公元403年）恰好「經十載」。此時詩人開始深刻地反省自己十年來的羈旅行役，醒悟到多年求仕使自己「為人所羈」，因而唱出「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此情」逯欽立注為「做官心情」，或者確切地說「求功名的心情」。

此詩將進道修業、建功立言的志向放在「人生若寄」的生命背景上來抒寫，詩中的感情時而低沉壓抑時而慷慨激昂，表達了詩人對於「四十無聞」的悵然愧疚，以及不甘於寂寞「無聞」的振作進取。黃文煥對這首詩的情感與結構有十分精當的分析：「四章互相翻洗。初首憔悴悵念，若寄之人生，與夕喪之晨華同脆，無可自仗，說得氣索。次首拈出貞脆由人，有善有道，可仗俱在，不須念悵，說得氣起。三首安此日富，有道不能依，有善不能敦，怛焉內疚，倍于悵矣，又說得氣索。卒章痛自猛厲，脂車策驥，贖罪無聞，何疚之有？又說得氣起。」詩人在「徂年既流，業不增舊」時痛責浮生，警策自己「脂我名車，策我名驥」，這顯然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迴響。

然而，陶淵明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鳥兒被關進籠子一般如拘如囚。起為州祭酒時他沒有留下詩文，我們無從確知他初仕的心理感受，但從史書所說「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可知，他初仕「少日」便「解歸」倒不是遭上司的冷遇或受同僚的排擠，完全是他的氣質個性「不堪吏職」。《飲酒二十首》之十九中的自述也說：「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裡。」「向立年」意指將近三十歲，恰與二十九歲「起為州祭酒」吻合。不過，他這次解職后並沒有「終死歸田裡」，幾年以後（晉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他又出任桓玄的幕僚。其時桓玄雄踞建康上游荊州，剛掃清對他構成威脅的對手，握有天下最為強悍的重兵，隨時都可以進取京城總攬朝政。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曾是桓玄之父桓溫十分器重的僚佐，如今他自己又以桓玄僚佐的身份奉命使都，這正是他邁往圖功一騁「猛志」的良機，可他此時竟無半點「撫劍風邁」的豪氣，反而厭倦官場敷衍與仕途奔波，在使都歸來的路上感嘆說：「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第二年（晉隆安五年）七月銷假至江陵赴官時冠纓對他簡直成了難以忍受的桎梏，他又一次發誓要「投冠旋舊墟」：「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既然傾心於「園林無世情」，沉醉於「詩書敦宿好」；既然不屑於官場「好爵」，不羡慕人世浮華，為什麼又要踏上喧囂攘奪的仕途呢？陶淵明自己對此也好像迷惑不解，他在詩中不斷地反問自己說：「如何淹在茲？」「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一時期的陶淵明有些進退失據：吟完「靜念園林好」不出三年時間，他又決定「暫與園田疏」，匆匆「投策命晨裝」，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可「始作」鎮軍參軍便又打算「終返班生廬」。不妨看看詩人四十歲時所寫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所表現的心態：「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此時詩人心情之矛盾和痛苦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既然「委懷在琴書」何苦又要「登降千里余」？既然「心念山澤居」幹嗎又要「宛轡憩通衢」？既然入仕便臨水愧魚、望雲慚鳥，為什麼又要應辟出仕呢？從詩中「時來苟冥會」一語看，詩人入劉裕幕是應劉之辟，不存在被劉脅迫的可能。徵辟當然要出之以禮節，受徵辟者也可以禮節決定進退。陶淵明這年正為「四十無聞」而苦惱，其時劉裕又正處在王業漸隆之時，照說這時出任劉裕參軍是他建功立業的天賜良機，詩人自己也認為這是「時來」，可是，他入幕後非但沒有一展身手的衝動，反而束裝初出便綿綿思歸，看來他根本沒有想到利用這次「時來」的良機建功「騁志」，在劉裕幕中幾個月後便遽然辭歸。清張蔭嘉認為陶這次出仕是「違心之舉」，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令人費解的是，他離開劉裕幕不久即入建威將軍劉敬宣幕，從《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詩可以看出這次出仕仍是「違心之舉」，剛一赴任便反問自己為何要勉強出仕：「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read.99csw.com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義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三月，陶淵明因幕主劉敬宣自表解職而罷參軍之職，他回到「日夢想」的「園田」不久又離開「園田」，同年八月赴彭澤縣令之職。和前幾次出仕一樣，一就任就「眷然有歸歟之情」，「在官八十余日」便解綬去職（《歸去來兮辭序》）。

此詩深慨于「當世士」將所謂「四海志」橫亘于胸中，在宦海風波里沉浮，在名利之途擾攘，身心長期處於焦慮、煩躁和緊張之中，就像「冰炭滿懷抱」那樣不得半日安寧。他們不僅靈魂沒有駐足之地，連身家性命也有不測之災。陶淵明既已透悟富貴榮名外在於生命，便無利祿之求和聲名之累，因而目前所遇莫非真樂：遠離了官場的明爭暗鬥，盡可在親戚子孫的共處中相慰相濡；用不著為窮達貴賤而煩心，盡可在「觴弦」中瀟洒度日；再也不必束帶見督郵，盡可享受緩帶寬衣的「歡娛」；既不必披星早朝也不用挑燈草詔，盡可隨意「起晚眠常早」。詩人捐富貴輕名利以後，就有一種「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滿足，人生何必紆青拖紫進退百官而後快，只要子孫繞膝、親戚共處，但得濁酒半壺、清音一曲，對這個世界不忮不求、無滯無礙，緩帶、早眠、晚起，全身心都沉浸在怡然自得的福惠之中，「終曉不能靜」的憂思躁動一變而為「起晚眠常早」的灑落悠然。這種灑落悠然的人生境界在《自祭文》中得到了更真切更深刻的表現：「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致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歿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功名之士害怕在「惟此百年」中一事無成，希望以耀眼的才華、驚人的業績和蓋世的功勛，使自己生前為世人所敬重欽仰，死後為後人所懷念追思，他們為此而匆匆忙忙熙熙攘攘，在求名求利患得患失中了此一生。陶淵明則「獨邁」時流，看看他「冬曝其日，夏濯其泉」那份疏放，「勤靡余勞，心有常閑」那份恬適，「樂天委分，以致百年」那份自足，我們恍然如見天際真人。只有遠離了功名浮囂，厭惡了市朝奔競，超然於世俗窮通，人生才會有這般自在，這般灑落。

為了使自己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陶淵明多次「宛轡」出仕，從二十九歲釋褐「起為州祭酒」開始一直到四十一歲辭去彭澤縣令，其間時仕時隱共拖了十三年時間。史家和詩人自己總是把出仕的原因歸結為「家貧」，顏延之在《陶徵士誄序》中稱他出仕是由於「母老子幼，就養勤匱」，沈約也說是由於「親老家貧」，陶淵明自己更是反覆聲明早年「投耒去學仕」是為「長飢」所迫，「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的生活處境把他逼上了仕途（參見《飲酒二十首》之十九、《歸去來兮辭》）。我們並不懷疑詩人早年生活的貧苦，但這並不是他出仕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辭去彭澤令以後生活同樣常常陷入困境，有時還窮到「行行至斯里」去沿門討乞的程度，可他並沒有因為「長飢」而去「學仕」，義熙末反而不就朝廷「著作郎」之徵。就其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來看，他青年時期「慷慨綢繆」的志向是他幾次出仕的直接動因。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的經歷使青少年的陶淵明及早獲得了入世情懷，他曾有過「大濟于蒼生」（《感士不遇賦》）的壯志，有過「猛志逸四海」（《雜詩十二首》之五）的豪情，也有過「慷慨綢繆」（《雜詩十二首》之十）的雄心。《命子》一詩據王瑤考證約作于其三十歲左右，而立之年的詩人追述其先輩的勛業時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與欽羡，為陶唐氏在中國歷史上「歷世重光」而驕傲和榮幸，從「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的昌隆，數到「于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的偉業，再說到陶侃「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的顯赫，併為自己年屆而立卻一無建樹而羞愧，發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嘆息。稱述祖業既以勉兒亦以自勵，希望自己能繼踵前賢，但願兒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輩有勛績稱於前，兒孫有偉業著於後。他為了自己的事業有成而「東西遊走」：

儘管嚮往曾點春風沂水的灑落，儘管明知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可是由於害怕自己的一生「白首無成」，他一次次違拗自己的氣質個性去做幕僚和縣令，希望通過事功來肯定並超越自身的存在，像他所仰慕的曾祖陶侃那樣成就「伊勛伊德」之後再去了卻「功成者自去」的夙願（見《命子》《詠二疏》）。然而，在那「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感士不遇賦》）的世道，個人事功的成敗主要不取決於自己的才華與努力，為此他曾喟然長嘆：「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不能九-九-藏-書成就現世功業對於一個以「如彼稷契」自期的人來說當然是一種巨大的人生挫折和精神折磨。儒家主張在人事奮鬥和道德砥礪中確立自身的價值，孔子雖然說過「吾與點也」，並把這種灑落作為一種更高的人生境界，但從他個人的存在方式來看，更多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不舍，是「克己復禮」的戒慎修身，或許他認為曾點之樂要在功德圓滿后才能實現和消受。陶淵明在青壯年時期也同樣認為應在「寄跡風雲」完成人際功業之後才可「淡焉虛止」（《命子》），在「功遂」之前「辭歸」自然就不能心安理得（《命子》），所以他在「投冠」之後又一次次「勉勵」自己「宛轡憩通衢」。

正是儒家主張通過現世功德來確立自身生命價值的思想，使陶淵明長期擔心自己「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待到真的「白首無成」時他便寢不安席：「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餘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之二）白日西沉和素月東出引起了「日月擲人去」的痛苦，「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的節候變易，使他深感「空視時運傾」（《九日閑居》）的恐惶，「棲遲固多娛」抵消不了「有志不獲騁」的失落，急切希望成就功名偏偏又功名難就使他焦灼得「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之五表現了同樣的心境：

首先他得消除窮與達給他精神上帶來的煩擾，在他心靈上造成的緊張，否則他的人生就難得灑落自在。

陶淵明自然不可能一輩子總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與「天地同流」或「與道冥一」，對於人這種社會存在物來說永遠只是一種短暫而超然的心靈體驗，大多數情況下他必須面對社會和個人的許多現實難題：諸如窮與達的煩擾、貧與富的交戰、生與死的糾纏，還得為「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而痛心疾首，為「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同上）而憤憤不平，為「六籍無一親」（《飲酒二十首》之二十）而憂心忡忡，因「草盛豆苗稀」而負耒躬耕。他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的重量，臨終前還慨嘆「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明末鍾惺責怪人們只知「陶公高逸」洒脫的一面，卻不了解他「竟是一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到清代沈德潛、鍾秀等人都說「晉人多尚放達」，獨陶淵明秉持儒家「憂勤自任」的精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憂勤」既是他「灑落」的對立面也是其「灑落」的補充。那麼，陶淵明是如何從憂勤走向灑落的呢？在走向灑落的過程中，哪家的文化精神左右著他的心靈感知和存在決斷？

汲汲於事功造成了他精神的緊張煩躁，耿耿於窮達使他的人生動多滯礙，因為嘆「奇功遂不成」（《詠荊軻》），「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心靈就會停留在一種渴慕狀態，精神就會馳騖于外而不是反求諸己。渴慕容易使心靈失去平衡，或壓抑憂愁或躁動不安，馳逐于外容易失去生命的真性，或者「心為形役」或者為人所羈。後來陶淵明將自己求取功名的這一生命歷程視為「迷途」：「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在這「心為形役」的大徹大悟之前，詩人也曾痛苦地感受到「為人所羈」：

陶淵明一生可能同時面對許多難題，但我們的考察得從一個一個的難題開始。

出仕又厭仕，始出便思歸，這成了陶淵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他每次出仕的時間都非常短，除在桓玄幕做了一年左右僚佐外，從釋褐為江州祭酒到做彭澤縣令，每一任都只做了幾個月時間，江州祭酒甚至「少日」便解歸。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這一年中兩次出仕兩次歸田。人們很少認真考察詩人這種旋出旋隱的原因。蘇軾將此說成是陶為人之「真」的一種表現：「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這一行為表明陶為人之真固然不錯，但他沒有說清陶何以忽而「欲仕」忽而「欲隱」，更沒有說清他何以一邊厭仕又一邊出仕的原因。清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四中試圖作出另一種解釋：「蓋仕非公所樂而不妨仕，其曰『時來苟冥會』、『聊且憑化遷』，事時偶合，適當如此，便且如此。隨運化而遷轉，不立己以違時，此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之義，究竟不害道，亦未為失己失義。」方氏把陶淵明這一時期在仕隱之間搖擺的心態想象得過於理想化了一點，持論過高往往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陶淵明並非總是每辟必應，有時候也「立己以違時」，如晚年就不受朝廷「著作郎」之徵。治陶者和慕陶者唯恐說陶淵明心靈深處存在著矛盾痛苦有損於詩人的高逸超曠，往往有意無意地將他的忽仕忽隱想象為渾身自在通體風雅之舉，殊不知或仕或隱對於當時的陶淵明絕非「無可無不可」，而是關涉到他生命意義、存在價值與人生抉擇的大事。從「向立年」到不惑年這一人生階段，陶淵明頻繁地忽而出仕忽而歸隱，表明他此時仕有仕的苦惱，隱又有隱的不安。委懷于琴書和寄情于園田他難免有「白首無成」的惶恐，「暫疏園田」走上仕途他又深覺「意志多所恥」，這樣，他每次出仕都好像是「違心之舉」，每首出仕詩總是先寫自己的「宿好」在於園田詩書，后寫自己一定要訣別官場躬耕終老。早年儒家詩書的熏陶賦予他積極入世的「猛志」，他不斷激勵自己「進德修業」，以期有功于生前留名于生后，可是他的氣質個性又「閑靜少言」（《五柳先生傳》），不堪市朝的浮競喧囂。他的人生志向與自己的精神氣質的這種內在衝突，使他的靈魂無論是仕還是隱都不得安寧。

詩人不願為軒冕「委曲累己」，明顯可以看出莊子對他心靈的深刻影響。莊子認為生命的最高形態就是「任其性命之情」，追逐功名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人生的自得與自適遠遠高於利祿軒冕：「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陶淵明「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與莊子寧可曳尾于塗中以自適也不願出任楚國卿相而受制於人主，二者的人生態度不是一脈相承嗎？魏晉以來肯定生命依戀人生的玄學思潮，加上陶淵明自己對生命的深度體驗，更使他看清了巍巍功業和赫赫名聲是外在於生命的東西：「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來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后，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擬古九首》之四）且不說「窮達不可外求」（《與子儼等疏》），就是求到了蓋世功業和普天盛名也只是「得人之得」，添一份榮華便添一份痛苦，更何況生前的顯赫難敵死後的寂寥。如果將功名作為人生的目的，自己的人生必定了無意趣：求不到功名固然痛苦抑鬱，求得了功名又為功名所累，古今那些「慷慨」爭奪的「功名士」無不「可憐傷」。他在《飲酒二十首》之三更直言不諱地鄙棄浮名：「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貪戀世榮愛惜浮名者不肯也不能坦露真性，一生以世人的榮辱為其榮辱，適人之所適而不自適其適，從不反問一下「名與身孰親」？「顧世名」而忘記了「貴我身」，扭曲自我以身殉名，最後爭得了功名卻失去了「一生」。那麼，怎樣才算是「得此生」呢？陶淵明在《飲酒二十首》之七中抒寫了自己對人生得失的體驗：「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既以「嘯傲東軒」的灑落自在為「得此生」，役於功名自然就是「失此生」了。這似乎是一種人生的悖論，斤斤計較成敗得失反而「失此生」，要「得此生」就得超越個人的成敗得失，因此，「委窮達」對於人生具有存在論的意義：「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飲酒二十首》之十五）人生是如此短暫而寶貴，歲月早已催白了雙鬢，如果還不能將窮達委之度外，為了功名而棲棲遑遑不是太「可惜」了嗎？這樣，他從功名中解脫了出來，坦然地品味人生的美酒：九*九*藏*書

夸父「與日競走」渴死途中，刑天「舞干戚」未能取勝，精衛「銜微木」也不足以填海，這兩首詩表達了對這些悲劇英雄壯志難酬的嘆惋，更抒寫了對他們奇行異志的讚美，詩中的果敢之氣蓋過了感傷之情。從「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後」這些鏗鏘作響的詩句中，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對功名的嚮往。其《擬古九首》之二說：「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論者多以為此詩表達「公蓋深欲效田疇之忠於晉室，而鄙當時附宋者之為狂馳也」。這首詩的落腳點不在於事不事二姓的忠逆問題，而是強調要像田疇那樣以節義求萬世名，清方宗誠對此別有會心：「《擬古》第二首：『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此本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儒家通過功德圓滿來實現不朽的思想對陶淵明有深遠的影響：「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讀史述九章·屈賈》）他把「進德修業」「如彼稷契」視為自己理所當然的生命取向，並把它作為自己孜孜以求的存在課題。這使人想起詩聖杜甫的詠懷：「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一個希望「如彼稷契」，一個「竊比稷與契」，陶淵明與杜甫的自期何其相似！毫無疑問，是相同的儒家文化精神塑造了這種相似的襟懷。陶淵明在《榮木》詩前的小序中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在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淵明已屆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憂勤自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