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窮達相伴相隨的另一人生難題是「貧富常交戰」（《詠貧士七首》之五）。陶的曾祖陶侃雖為東晉元勛，但陶氏「望非世族」，詩人八歲時又死了父親（見《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齠齒，並罹偏咎」），顏延之在《陶徵士誄》中說他「少而貧苦，居無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陶在《自祭文》中也自述道：「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他老實不客氣地說他自己早年出仕的動機之一就是看上了為官的「公田之利」，可官場上的「違己交病」比「飢凍」更加難熬（《歸去來兮辭序》），「拂衣歸田裡」后等著他的又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的煎熬（《詠貧士七首》之三），仕途上的「窮」帶來了他生活上的「貧」。四十四歲那年夏天一場大火將「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五十四歲時他的生活景況更糟，「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有時甚至糟到不得不沿門行乞的程度（《乞食》）。

《東坡題跋》卷二《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后》說：「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清邱嘉穗也認為此詩是陶淵明「自擬其平生固窮守節之意」。下首詩中的「黔婁」同樣是淵明的化身，詩中的古人既不必有此事也未必有此心，詩人不過借他「自比其安貧守賤之操」。這兩首詩所抒寫的是個體因德性內聚而呈現出來的人生的充實與自足，秉有節義操守的道德主體完全忽略物質的睏乏和體腹的饑寒，徹底藐視和不屑於「好爵」與「厚饋」。雖然「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的生活凄苦至極，但由於「非道故無憂」。詩人不管處身如何困頓饑寒仍不屈身降志，「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詠貧士七首》之三）。他的為人從來沒有半點苟且，飢來寧可「行行至斯里」（《乞食》）去挨門乞食，卻將檀道濟饋送的「粱肉」「麾而去之」。有人將陶淵明麾檀道濟之肉與莊子拒楚王之聘相提並論，上文曾闡明陶「不委曲而累己」是莊子「寧曳尾于塗中」的遺響，但陶的麾肉與庄的拒仕只在現象上有點近似，二者在本質上則大異其趣：庄是出於對個體生命與自由的重視，陶則是出於對人格氣節的堅持。儘管陶淵明也十分看重個體的生命與自由，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捨棄價值關懷，而犧牲道義原則，他並非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通過『涼』心來獲取歡樂」，為了個人的適意而「將所有的價值關懷一筆勾銷」。陶淵明雖然肯定擺脫物慾、名利的無累之境，雖然嚮往並臻於超倫理超塵俗的灑落人生，但他從來沒有像莊子那樣一是非、齊善惡、同黑白，否定一切價值實在，讓自己走向非價值的本然形態。「道勝無戚顏」「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苟得非所欽」，其錚錚風骨足以當「節義為士雄」（《擬古》之二）之贊。他雖然把心靈的和樂作為此生極致和人格的完成，但獲得這種「樂」不僅不能捨棄價值關懷，而且需要通過對道的憂勤自任與對欲的戒慎克己來實現，「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五柳先生傳》），這就是宋儒們所津津樂道的「孔顏樂處」。清陶澍在其集注的《靖節先生集》卷一中說：「周、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孔顏樂處」的本質是一種超脫了一切世俗束縛的自由活潑、自在自得的境界，孔子對此有不少言述，「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還有上文引到的「吾與點也」章。雖然簞瓢陋巷、疏食曲肱不改其樂，但「孔顏樂處」之樂並不在簞瓢陋巷和疏食曲肱，而是道德節義內化于個體的意志情感後生命的怡樂。由於道德節義的凝聚充盈，個體便能「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五柳先生傳》），便能超脫一切貧富窮通枯榮得失，因而，陶淵明那深得「孔顏樂處」的「屢空常晏如」便是在道德節義基礎上而又超越道德節義的超然灑落之境。九_九_藏_書

如果不能超脫世俗的富貴名利，心靈長期處於「貧富常交戰」的分裂狀態，他的精神如何能灑落？胸次何以得悠然？幸而「貧富常交戰」的結果是「道勝無戚顏」，而使他戰勝榮華富貴慾望的精神支柱便是儒家的道德節操——「君子固窮」。詩人在《有會而作》中說：「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斯濫」二句語出《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它是說君子身困而道亨，小人處窮則無所不為。所謂「固窮節」是指在貧賤困頓之中不移其志，不墜其節，不動其心，不失其正，使自己在心理上不為貧窮所困擾，在精神上保持一種怡然和樂的狀態，消除凄涼的處境在內心造成的緊張，因而它對於陶淵明來說是一種道德範疇又是一種存在境界，它將外部的環境摒棄于自己的心境之外，使個體精神的怡樂不依賴於外在的貧富枯榮：

想飲酒則「壺絕餘瀝」，想充饑卻「灶不見煙」，「在目」是枯條盈園，「傾耳」是寒風凄厲，生涯性情「了無一可悅」，此刻沒有「詩書敦宿好」（《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的雅興，也沒有「奇文共欣賞」（《移居二首》之一）的閑情，這位「好讀書」的詩人隨手將「詩書塞座外」（《五柳先生傳》），太陽偏西了仍無翻閱詩書的興緻。從「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看，詩人的心理並不平衡；從「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句可知，詩人于饑寒凄涼之外還承受著孤獨寂寞。「謬得固窮節」「棲遲詎為拙」「理也可奈何」云云，明顯感到陶淵明是以一種道德理性來抑制自己近於悲涼的情感，詩中的感情與理性遠未和諧統一。

如果說儒家「君子固窮」「素而不願」的節操使他解脫了貧與富的困擾，那麼，在「代耕」還是「躬耕」的問題上，陶淵明則糾正或突破了儒學的偏頗和局限。儒家的傳統鄙視躬耕稼穡，《論語·子路》載：「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惡聲惡氣地罵「請學稼」的樊遲是「小人」，孟子也認為「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士人之「祿足以代其耕」，因而士之不仕亦猶農夫之廢耕，二者對於各自的身份而言都是一種失職的行為。陶淵明卻「不以躬耕為恥」，「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有會而作》）的人生經歷使他對耕植有一種樸實的體認，對那些勤勞的「隴畝民」由衷地親近，對那些「曳裾拱手」者則十分鄙視，「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勸農》），這是在勸農耕也是在表心跡，清沈德潛在《古詩源》卷九中說：「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異於晉人如此。」魏晉那些出言玄遠卻不辨菽麥的士子，聲稱自己非湯武薄周孔，恰恰將孔孟鄙薄稼穡的偏見作為自己的成見。陶淵明反問這些一方面「宴安自逸」一方面恥涉農務的士子說：你們面對那些「宵興」「野宿」的桑婦農夫「能不懷愧」（《勸農》）？解纓歸田后的詩人明白，如果自己不「勤隴畝」便要「饑寒交至」（《勸農》），在《移居二首》之二中他還提醒自己說：「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清陶必銓認為這是陶淵明遠承乃祖陶侃的遺風：「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玄虛歟？」由於對治生和農耕懷有這種憂勤的心態，因而他不但像老農一樣「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共道桑麻長」（《歸園田居五首》之二），而且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園田居五首》之三）。為了維持一家生計，他除了種豆、獲稻、灌園等田園耕作以外，還兼織席子、打草鞋、賣蔬菜，他的朋友顏延之在《陶徵士誄》中說：「灌園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田園耕作並非那些「曳裾拱手」的詩人所想象的那般閑逸，它不僅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辛苦，還得為「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歸園田居五首》之二）而憂心，更要忍受耕不救窮的饑寒之苦，即使他勤于隴畝仍不免「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可是陶淵明對自己躬耕的人生選擇毫無怨悔：「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雜詩十二首》之八），「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詩中，詩人表露了何以選擇躬耕的衷曲：https://read.99csw.com

「貧居」不得不「依稼穡」為生，但「依稼穡」又不能救「貧」。儘管他及時力田不誤「春作」，可仍難免「舊谷既沒，新谷未登」（《有會而作》）的飢乏。不過，陶淵明對這一切並不在意，看他「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的勁兒，簡直抑制不住對新谷登場的喜悅和期盼；「揚楫越平湖，泛隨清壑回」，他此時的心情也和「清壑」中的小舟一樣輕快；「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從這些喜氣流溢的詩句中不難想象詩人的興奮。他歸田躬耕至此已有十二個年頭了，雖然這十幾年裡沒少受饑寒之苦，雖然他如今「姿年逝已老」，可他一直沒有間斷過田園耕作，並樂意以躬耕終老。明譚元春稱這首收稻的農耕詩「無一字不怡然自得」。躬耕真正給他的人生帶來了充實與快樂。

讀者往往把蕭統所謂陶淵明「不以無財為病」，誤會為陶「以無財為樂」。其實詩人和常人一樣對饑寒本身的感受並不總是那麼「晏如」（《五柳先生傳》）的，否則他就不會為「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而寫「怨詩」了。下面三詩真切地表現了他飢凍的苦況和對此況味的痛苦體驗：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陶淵明何以「貧富常交戰」了。「貧與富」的交戰其實是兩種人生態度、兩種存在方式的交鋒。詩人自身本來就存在著矛盾的因素：既淡然恬退又積極進取。在仕途時深覺心為形役，不禁生出「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的羞愧，「終返班生廬」以後又有一種「有志不獲騁」的失落，還得面對「三旬九過飲」「被服常不完」的生存困難。仕途的窮達與生活的貧富息息相關，入仕還是歸田決定了致富還是受窮，這種人生抉擇從事態上看以棄彭澤縣令告一終結，但心理上對這種抉擇的自我評價一直持續到很晚。因為對富貴的慾望有點像打足了氣的皮球，手一按就沉入水中，手一松馬上又浮到了水面，所以要終生能安於貧賤他就得有不斷地提撕惕厲自己的憂勤之心，他反覆寫那麼多嘆貧詩和《詠貧士》，其用心無非是「端居自勵，亦深以懷疑改轍為警」。警告自己「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飲酒二十首》之十二），正表明他的內心還有些動蕩猶疑，表明貧與富還在激烈地「交戰」，他在不斷地提撕自己要「量力守故轍」（《詠貧士七首》之一）。ｒeａｄ.９9ｃsｗ.cｏm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也是寫躬耕之樂，不僅兩詩「通首」都「氣和理勻」，詩中還有「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這些古今傳誦的佳句。早春的微風輕輕拂過田野，隨風擺動的嫩苗好像也滿懷喜悅，鳥兒嘰嘰喳喳歡快地迎接「新節」，秉耒春耕的詩人更有說不盡的歡欣。「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躬耕對他不僅不是一種羞恥和苦役，反而是一樁難得的樂事，是生命的一種快慰與歡娛。「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不管年尾的收成豐歉如何，就是躬耕的過程本身也「多所欣」。上首詩寫秋收的喜悅，第二首寫春耕的歡欣。詩人何只是從躬耕謀生的憂勤中討灑落，這種憂勤本身就已變成灑落了。

他內心「貧富常交戰」的另一原因，是歷史為他這種社會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某種可上可下的選擇餘地，他可以棄官守拙而貧，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直到義熙末他已五十多歲時朝廷還征他為著作郎。正是由於有這種可富可貧的選擇主動性，才造成了他精神上是富還是貧的動蕩衝突。一個真正的「隴畝民」不大可能「貧富常交戰」，當時的社會註定他只有受貧，他也只好為貧而犯愁而嘆息而掙扎，但陶淵明的窮與貧不是窮途末路而是自作自受。他不斷地重複「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二十首》之二）和「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一類話（《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為的是說服自己歸田的選擇是正確的，自己「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二十首》之十六）的代價是值得的。他歌詠那麼多古代的貧士，其用心也不外乎是借古人以明自己的心曲，並從先賢那兒尋求精神上的知己和慰藉，使自己獲得一種內在的堅定性，正如《詠貧士七首》之七所說：「誰謂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陶淵明一生何曾有財富「過足」的時候，可他在此詩中竟然「貧人誇富」：「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身處貧賤卻精神充盈，全詩都是抒寫自己自得與自足的人生體驗，如「回飆開我襟」的愜意，「息交遊閑業」的閑適，「酒熟吾自斟」的悠然，還有「弱子戲我側」的天倫之樂，難怪吳瞻泰在《陶詩匯注》卷二中說，此詩所寫的精神境界「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灑落」了。唯其不以貧賤而慕于外，不因富貴而動于中，陶淵明才會真正感受到人生「真復樂」。

詩人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的結尾說：「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聊為隴畝民」正好表明陶淵明並沒有把自己混同於「隴畝民」，他對自己的士人身份十分敏感和自覺。他樂於躬耕除了衣食之謀外，還有對人格完成的執著與關懷。孔子認為君子應「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將人性的完善和人格的完成拘限於詩書修習和禮樂訓練，躬耕既「餒在其中」又有礙人格的發展，他所憂之「道」因而懸浮在遠離現實人生的半空。陶淵明敬而遠之地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他既志於「憂道」又不能不「憂貧」，所以他選擇「志長勤」的存在方式，與孔子恰恰相反，他把躬耕作為一種憂道守節的重要途徑，他多次說自己躬耕「所保詎乃淺」（《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五首》之一），「量力守故轍」（《詠貧士七首》之一），「養真衡茅下」（《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不以躬耕隴畝為恥，自不以媚世趨俗為榮。明沃儀仲認為陶淵明的躬耕「寄託原不在農，藉此以保吾真」。此話稍失偏頗，只強調了他躬耕憂道的一面而忽略了謀食的一面，陶既通過躬耕經營「衣食」，也通過躬耕「憂道」「保真」。形體雖然拘繫於田園農舍，換來的卻是形神超越；「戮力東林隈」的辛勤耕作，換來的是生涯性情的灑落怡然。

人生的第一要務就是「衣食」，而「衣食」之謀首在躬耕，「孰是都不營」會使身心不得安寧。譚元春說「每誦老陶真實本分語，覺不事生產人，反是俗根未脫，故作清態」。對力田耕作這種「真實本分」的體悟使詩人不懼四體疲勞，不辭田家辛苦，不避霜露嚴寒。勤勞和汗水換來了他那種踏實的生命感，看他「盥濯息檐下」時神情如此安祥，「斗酒散襟顏」時心境那樣舒坦，因此鍾惺在《古詩》卷九中說：「陶公山水朋友詩文之樂，即從田園耕鑿一段憂勤中討出。」此詩雖句句不離耕作衣食之憂，卻字字逸出自在坦然之樂。《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同樣也表現了這種憂樂圓融的精神境界：read.99csw.com

由固窮之節而生成的灑落之境其本質就是有諸己而不求諸外，使自己從對身外世界的欲求中超拔|出|來，清方宗誠在《陶詩真詮》中說：「淵明非無心於世者也，只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耳。」「素位而行」一語出自《中庸》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其乎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林室頓燒燔」的災禍無妨自己「靈府獨長閑」（《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窮到沿門求食的時候照樣「談諧終日夕」（《乞食》），冬天即使「短褐穿結」仍然「晏如」自在，精神充盈自足才不事外求，才能做到「無入而不自得」——在任何貧窶的情況下都無所欠缺和渴求，在任何困頓的環境中都充實和滿足。此時的詩人不為外榮所點染，不為富貴所動心，「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裡。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止酒》）宋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評論此詩說：「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居，吾何羡焉；步止於蓽門之里，則朝市聲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啖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這是君子的固窮守道，是人性的自我完善，是人格的自我完成，同時何嘗又不是詩人生命的極大滿足和快樂呢？再也用不著強行以理（節義操守）節情（感性|欲求）了，情與理已完全和融瑩徹。詩人秉有如此和諧完美的人性，在什麼貧窮景況中能不「晏如」能不灑落呢？《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形象地展現了詩人人生的素位之樂和生命的灑落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