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書此詩與一士子說：「能參得此一詩透，則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陶淵明因其勘破並且超脫了生死，他才不「經心」「所謂功名富貴」，才不在乎世人汲汲營營的蠅頭微利與蝸角虛名，才發出了「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的深沉喟嘆，並最終選擇了「返自然」的存在方式。由此可以看出，詩人的「縱浪大化」「返回自然」已超越了社會倫理的範疇而具有存在論的意義，它是對生命本源的回歸，是對存在本體的探詢，是面臨死亡深淵的生之決斷。

「『返自然』三字，是歸園田大本領，諸首之總綱。『絕塵想』『無雜言』是『返自然』氣象。『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是『返自然』方法。」詩中的「塵網」「樊籠」「自然」具有雙重涵義：從外在層面講，「塵網」「樊籠」是指束縛人的仕途或官場，它與詩中的「丘山」「園田」的自然相對；內在層面的「塵網」「樊籠」指人干祿的俗念和阿世的機心，它與詩人「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本性相對。「返自然」相應也包含兩個層面：一，回歸到自己「日夢想」的田園，這就是他在其組詩第一首中如數家珍地羅列的「地幾畝，屋幾間，樹幾株，花幾種，遠樹近煙何色，雞鳴狗吠何處」；二，回歸到自己生命的本真性，擺脫一切官場應酬、仕途傾軋、人事牽絆，「相見無雜言」則於人免去了俗套，「虛室絕塵想」則於己超脫了俗念，「守拙」則去機心而顯真性。披星而出，戴月而歸，開荒田野，種豆南山，這才是「縱浪大化」的真超然，這才是深契自然的真洒脫。《歸園田居》「五詩衣被後來，各大家無不受其孕育者，當與《三百篇》同為經，豈徒詩人爾哉」。不過，雖然「儲、王極力擬之，然終似微隔，厚處、朴處不能到也」。儲、王諸家其詩「微隔」的根源在於這些詩人仍有機心和「塵想」，仍遮蔽著自己生命的本真性，因而也就仍與自然大化「微隔」一層。

詩人「返回自然」「縱浪大化」的決斷是他處於存在的邊緣狀態時作出的，《歸去來兮辭》說：「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文中的「行休」不能理解為「即將退休」，是指自己的生命行將終結。死作為一種極端可能性懸臨於他的整個生命過程，正因為意識到「寓形宇內復幾時」，他才產生「曷不委心任去留」的生存抉擇；正因為「感九-九-藏-書吾生之行休」，他才大徹大悟地追問自己「胡為乎遑遑欲何之」？《歸去來兮辭》中的「委心任去留」與《形影神》詩中的「正宜委運去」，正好從內在和外在兩個層面抒寫了詩人所選擇的存在方式：「委運」是說自己的生老病死貧富窮達一一聽從天地自然之運；「委心」是說截斷鑽營媚俗干祿求榮種種世俗百情，一一聽任個體生命的本然天性。能委一己之心便能委自然之運，能復生命之真便可與天地同流，而同流天地也就是「縱浪大化」，這樣，個體就超越了生命的有限而達于無限——與天地同流便與天地同在，「縱浪大化」便隨大化而永恆。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揭示了詩人「返回自然」「縱浪大化」的抉擇與其生命存在的本源聯繫：

詩中的「志意多所恥」即序文中的「深愧平生之志」，「終死歸田裡」比「當斂裳宵逝」說得更決絕。其實，詩人一踏上仕途就想趕快逃離仕途，二十九歲那年因「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很快又因「不堪吏職」而「少日自解歸」。辭州祭酒後他又先後做過桓玄、劉裕、劉敬宣的僚屬，並分別留下了抒寫當時心境的詩篇，《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詩寫于做桓玄幕僚時：

《神釋》一詩中的「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早在陶淵明之前阮籍、嵇康已發表過類似的言論。阮籍在《達庄論》中指出：「至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以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賓士，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在同一文中他還認為：「作智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不過，阮籍的「恬于生而靜于死」還是一種純理論形態，陶淵明《神釋》不只是釋「自然」比阮籍透脫，更重要的是陶將這種理論變為一種生存選擇、一種生命存在。「縱浪大化中」就是返回自然，使個體與天地融為一體，它是詩人面臨死的深淵時生的決斷，因而是他生命意識的核心。

在意識到個體終將「身沒名亦盡」之後，為什麼要作出「縱浪大化」這一返回自然的存在決斷呢？再美的盛譽也將湮沒無聞，蓋世的功業終將成為過去，耀眼的榮華更是轉瞬成虛，個體不能指望通過這些而超越自身，然而，作為感性存在的個體生命又得實現對自身的超越。因為這個在具體時空中存在的「人生」來去匆匆，「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他總是不斷地追求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與無限合一，期望回歸本體以求得永恆。可這個本體又不是慧遠那超絕的西方凈土，也不是葛洪那縹緲的「帝鄉」，而就是千秋永在的自然。死去則「托體同山阿」（《輓歌詩三首》之三），生時就「縱浪大化中」，與大自然深心相契，與山川萬品歸於一體，在感性的時空中超越感性的存在。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九_九_藏_書》是詩人在建威將軍劉敬宣幕做參軍時所作，所抒發的情感與前二詩相近，他身在官場之中仍大寫厭倦于仕途奔走和官場追逐：「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這三首寫于仕途的詩歌中，詩人反反覆復地表白：「養真衡茅下」「真想初在襟」「素襟不可易」，再三再四地發誓要「投冠旋舊墟」「終返班生廬」「終懷在歸舟」，這使我們回過頭來能加深對《歸去來兮辭》序文中「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二句的理解。仕途既有異於田園，宦情更有礙於「真想」，「勉勵」甚至「矯厲」自己離開「日夢想」的田園而競逐本性厭倦的仕途，放棄不可易的「真想」去迎合與自己扞格不諧的宦情，只能使他既遠離了外在的自然又失落了內在的「質性」。

與萬物一體與天地同流對陶淵明來說，不只是瞬間的審美體驗和身心陶醉，而是他整個生命存在的沉浸和投入，是他選擇並踐履的一種存在方式。

他回歸到自己「日夢想」的田園，也重歸自己「質性自然」的天性，這是詩人生命外在性與內在性的同時完成，這樣才能實現他「縱浪大化」的人生理想。

寄情於世事之外，委懷于琴書之中，「自得」于「被褐」則無意于仕途，「屢空」卻「晏如」便不羡富貴，「寄」字「懷」字兩兩相形，「自得」「晏如」彼此相映，由此可見詩人襟懷的淡泊和精神的超脫，所以，「憩通衢」而說是「苟」，「疏園田」也只是「暫」，剛離家便思歸去，一出仕就想掛冠。「題是《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束裝初出，何嘗有仕途歲月之苦，而曰『歸思紆』、曰『心念居』、曰『終返廬』，一篇三致意，如若曠歷年歲，久墮難脫然。」望雲致慚于在天自由高飛之鳥，臨水有愧於在水自在游嬉之魚，因為魚鳥無知之物尚且自由自在，而自己這寄懷琴書之人卻如拘如囚。這哪是士子踏入仕途，活像囚徒被押向監獄！其所以有這麼多慚愧，有這麼多痛苦，是由於詩人自己雖已形墜仕途，心仍然耿耿於「真想」，以致造成他「心」與「跡」的嚴重分裂。

著名的《歸園田居五首》組詩生動地表現了「返自然」的雙重蘊含，是詩人「縱浪大化」存在方式的藝術呈現：

陶淵明所要投入的「自然」本體涵蓋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兩個層面，返回外在的自然導致他最終棄官歸田，返回內在的自然導致他任真守拙。這兩者又具有深刻的聯繫：沒有返回外在自然，就會給個體造成心與跡的分離；沒有返回內在的自然，外在的自然將永遠構不成他的「對象」，永遠與他疏離和對峙。

可見，陶淵明歸田的動因絕非人們所傳說的那樣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是為程氏妹奔喪武昌這一偶發的外在機緣，更不關「憫晉祚之將終」而「思以岩棲谷隱」，而是詩人「質性自然」的本性的呼喚：「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心念田園卻去求官干祿必定「心為形役」，驅馳仕途也就是誤入「迷途」，一旦他覺悟到「今是而昨非」時，怎能不高唱「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呢？返回自然的輕鬆喜悅與投策仕途的厭倦愧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由於求官是為「幼稚盈室」而「瓶無儲粟」的生活所迫，不是出自施展政治抱負的內在要求，反而有違自己「質性自然」的天性，因而他覺得奔走仕途完全是為口腹自役，心靈的折磨比飢凍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從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內在的本性也遠離自己喜好的「園林」（外在自然）。本已決定等穀物收成之後就斂裳去職，為武昌程氏妹奔喪這一偶然機緣只不過提前了他掛冠的時間。我們當然不必過於拘泥詩人的自述，以為他幾次踏入仕途完全是為了填飽肚子，青少年時代一直「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之十六）的陶淵明，無疑曾有過積極用世的志向，但官場應酬與他愛好自然的「質性」格格不入倒是事實，這使他對自己混跡官場深以為恥，《飲酒二十首》之十九首所抒寫的情懷正好可作為序文的佐證：

詩人在銷假離家赴職途中，鬱鬱不樂地述說自己多年隔絕塵世的爭鬥虞詐，生就了偶愛閑靜不慕榮利的天性，長期的閑居和詩書的熏陶又加深了這種宿好，在遠離「世情」的林園山水中徜徉該多麼自在！像寧戚那樣一聽說齊桓公興霸就商歌自薦，這類求官干祿的行為非我輩所屑為，我依依思慕的不是官場得意而是南畝躬耕。「懷役不遑寐」二句道出了他涉足仕途后的惶惑不安，「商歌非吾事」二句表明他在進行痛苦的自我反省。自己的天性和興趣既不在顯達，幹嗎要放棄適於自己天性的林園而擠進遙遠的西荊官場呢？他對此也深感痛苦迷惘：「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還是「投冠旋舊墟」吧，別為「好爵」而扭曲自己的天性，待在故園的衡門茅舍才能保全自己生命的「真性」。

詩人作出「縱浪大化中」「復得返自然」這一生命決斷的真正動因，恰是要超越生命的有限而達于無限，最終與最高的本體——天地合一。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中早已孤明先發：「《歸去來辭》結語『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乃一篇主旨，亦即《神釋》詩所謂『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之意，二篇主旨可以互證。又《自祭文》中『樂天委分，以至百年』，亦即《神釋》詩『正宜委運去』及『應盡便須盡』之義也。」可惜，人們對陶淵明「縱浪大化中」「復得返自然」這一莊嚴抉擇，要麼從氣節操守的倫理角度進行揄揚，要麼從消極反抗現實或逃避社會的社會學角度進行褒貶，全然忽視了這一抉擇與他個體生命的深刻關聯。九九藏書

陶淵明返回外在的自然——棄官歸田，為他贏得了文學史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地位。中國古代有著深厚的隱逸傳統，從東漢末年到魏晉之際隱逸之風大熾，范曄在《後漢書·逸民列傳序》中闡釋士人隱逸的動機說：「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陶淵明的歸田雖然為「性分所至」，但與上文列出的幾種歸隱動機都不大吻合。沈約《宋書·隱逸傳》中交代了陶淵明最初出仕和最後歸隱的原因：「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播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蕭統《陶淵明傳》《南史·隱逸傳》與《宋書》中的記載大同小異。「不為五斗米折腰」一直被人傳為美談，並成為歷代讚頌和效法的人格楷模，而且成了氣節和操守的代名詞。就個人的感情而言，我們和大多數人一樣當然願意它是歷史的真實，不忍心懷疑這一美談的歷史真實性而大煞風景。遺憾的是歷史上陶詩研究專家對此說的真實性不斷提出合情合理的質疑。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引韓子蒼的話說：「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于督郵，必不然矣。」清代林雲銘從另一角度對「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歷史真實提出懷疑：「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為五斗米折腰，竟成千秋佳話。豈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帶謁見之時，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邪？蓋元亮生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術，無所用之，徒營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托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蒓鱸，斷非為饞口垂涎起見。故於詞內前半段以『心為形役』一語，後半段以『世與我違』一句，微見其意。」韓子蒼與林雲銘對「五斗折腰」雖同有所疑，但二人致疑的角度和所疑的內容並不一樣：前者懷疑此說實子虛烏有，為時人誤傳或史家虛構；後者懷疑此說並不出自詩人的真情，為淵明自己去官時的借口和託詞。今人逯欽立先生雖認可「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一美談，但對它作了新的解釋。「五斗米」通常解為卑官微祿，逯氏將它釋為「五斗米道」。他在其校注的《陶淵明集》附錄《關於陶淵明》一文中說：「《晉書·陶潛傳》記載，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蓮社高賢傳》同）。他的這句憤慨的話，《宋史·陶潛傳》和《南史·陶潛傳》都作『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文字稍有出入，意思卻是一樣的。這句話翻成現代口語，等於說：『我過去不能對五斗米道下腰鞠躬，今天還能誠誠懇懇地侍候鄉里小人！』陶淵明說的這句話是老實話，發自內心的話，是為了表示看不起寒門庶族出身的督郵，才擺出看不起門閥世族五斗米道王凝之的事實。從當前的態度回溯到過去，以過去的歷史來強調當前。不難理解，既非門閥世族出身，又是東晉元勛貴族後代的陶淵明，對於寒門庶族和門閥世族都存在著矛盾；他傲視寒門庶族的督郵，也傲視門閥世族的五斗米道徒。」之所以引錄逯先生書中如此長的文字，是由於這段話說了好幾層意思，而他對陶淵明傳說中辭官時那句「憤慨的」「老實話」的理解又十分特別，文字的表述也有些纏繞。首先，將「五斗米」等同於「五斗米道」沒有歷史根據，不能簡單地將五斗米與五斗米道視為同一個東西。其次，如果陶淵明真的說了這句「憤慨的話」，也應以出現最早的沈約《宋書·陶潛傳》和蕭統《陶淵明傳》為準，這兩篇傳記的原文分別為：「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這兩句中的「為五斗米」都是句子後面「折腰向鄉里小人（兒）」的目的狀語，從語氣和句法上都不能如逯先生那樣斷句和理解。再次，信五斗米道（又名天師道）者不僅有門閥貴族如王羲之、王凝之輩，同樣有許多平民信徒，陶淵明家就世代信奉該教，按陳寅恪先生的說法，詩人「平生保持陶氏世傳之天師道信仰」，即使詩人並未保持家傳宗教，也斷不至於對著自己的僚屬糟蹋自己的家傳信仰。在陶淵明現存的詩文中找不到「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說法，他對自己最後辭官歸田的原因有詳細的說明，我們先還是聽聽詩人自己是怎麼說的：ｈttｐｓ://ｒｅａd.９9cｓｗ•ｃｏm

他入劉裕幕做鎮軍參軍時，入仕伊始便思歸去，《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寫的就是「始作」該職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