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詩人們不再有兄長或先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那般狂放，也沒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那種向上的憧憬和衝動，在創作中也不再有「興酣筆落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那樣的激|情和氣勢，不再有「碧海掣鯨魚」和「詞氣浩縱橫」的雄健與博大。中唐詩人們雖然仍把「兼濟天下」「為君為民」常常掛在嘴上，而骨子裡更看重閑適恬退的生活，更喜歡寧靜散淡的情趣，創作也就追求沖淡幽遠的韻味，因此，他們中不少人開始把陶淵明引為同調和知己，對其人其詩有更深一層的體認，對陶淵明的詩風更是心追手效。宋蔡啟對唐人的藝術品位和鑒賞力頗有微詞，曾語含譏諷地說：「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甚遠。太和后，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此話當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說得有些過分和絕對，其實從盛唐到中唐祖述陶淵明的詩人也不在少數，明胡應麟在《詩藪》內編卷二中指出：「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鮑也；曲江（張九齡）、鹿門（孟浩然）、右丞（王維）、常尉（常建）、昌齡、光羲、宗元、應物，陶也。」清沈德潛也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明、清不少評論家認為盛唐以後的詩人中韋應物為最近陶者，清康發祥說「韋蘇州詩雅近陶公」，清施補華也認為韋應物「于陶為獨近」，「後人學陶，以韋公為最深，蓋其襟懷澄淡，有以契之也」。韋應物對於自己效陶與近陶既自覺也自負：「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韋集中有《與友生野飲效陶體》《效陶彭澤》二首，康發祥認為這些明言效陶體的詩歌微嫌拘泥於與陶形似而「轉未神似」，倒是《長安遇馮著》《寄全椒山中道士》「二詩不取貌而取神，則純乎陶淵明矣」。他的《觀田家》《種瓜》等詩「不言效陶，而最神似」。最近有學者指出韋應物的《答長安丞裴說》《同韓郎中閑庭南望秋景》《秋郊作》等詩或襲陶詩之語或襲陶詩之意，而韋的《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送郗詹事》《題鄭拾遺草堂》《答暢校書》《郊居言志》等詩深得陶詩精髓。大曆初詩人中學陶的還有元結，清林昌彝在《硯耕緒錄》卷十六中說：「韋蘇州學陶似矣，而不知元次山亦出於陶也。蘇州有意學陶而得陶之氣息，次山無意學陶而得陶之志節。」與林同時的劉熙載也有類似說法：「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為真似也。」錢起詩中也屢屢稱述淵明，雖然其詩風與陶相去很遠，但這無妨他對陶詩的接受與喜愛：「林端忽見南山色，馬上還吟陶令詩。」柳宗元長於以自然樸實的語言表現淡泊的心境，抒寫幽遠的情思，後人將他與韋應物並稱為韋柳，蘇東坡說他們二人的詩能「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並認為「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他雖然從未明言「紹陶」或「效陶」，但「如《覺衰》《飲酒》《讀書》《南磵》《田家》五首，望而知為學陶；《南磵》《田家》兩作尤精潔恬雅」。hｔtｐｓ://ｒｅaｄ•９9ｃsw•ｃｏm

這時唯一仰慕陶淵明的大概只有王績了。在魏晉南北朝的詩人中他最推崇陶淵明，他的詩文中也隨處可見模仿陶的痕迹，如他的《五斗先生傳》便脫胎于陶的《五柳先生傳》，而《醉鄉記》也明顯受到陶《桃花源記》的影響。其詩常常表現田園的閒情逸緻，詩歌語言洗去了齊梁的脂粉浮華，不難看出他對陶詩那種平淡自然境界的嚮往。賀裳在《載酒園詩話又編》中稱其詩「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一淵明耳」。王績在《贈李征君大壽》中稱自己有意「披裘驕盛唐」，他的詩文風格自異於流俗，其創作和為人上的慕陶企陶自然不合時宜，因而他個人對陶淵明的禮遇正從反面表明陶淵明在這一歷史時期仍然受到冷遇。

從「初唐四傑」到盛唐諸公，其詩文主要表現一代士人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對現實的積極介入精神、對政治的關切與憂思，以及獵取功名富貴的宏大抱負，如「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激烈高蹈，「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樂觀自信，「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高視闊步，它們反映了初盛唐士人那種建不世之功和求萬世之名的強烈願望，即使棲居終老的孟浩然也說「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與之相應，「盛唐之音」崇尚的是濃烈的情思，雄強的氣勢，高亢的旋律。因此，對陶淵明那種超然于功名、成敗的灑落境界，對他那種超然於人際利害的處世態度，盛唐人一般都十分隔膜。李白等人對陶淵明採菊東籬就大不以為然：「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陶詩那種沖淡悠遠的神韻還不大合盛唐人的口味，連杜甫也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恨枯槁」似乎比南北朝人惋惜陶詩「詞采未優」的語氣更重，南北朝人喜歡詞采艷麗，而盛唐人偏愛剛健壯麗，陶詩因而兩邊都不討好。李白在《古風》之一中述及歷代詩風的變化時，雖然否定了建安以後的「綺麗」，可陶淵明並沒有因此受到抬舉，仍然還是隻字不提陶淵明。九九藏書

白居易稱自己是「異世陶元亮」，他這種自期與自許看來得到了後世某種程度的首肯。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自注中說：「陶淵明，晉之白樂天。」當白居易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時候，他曾責怪「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不像他自己那樣「以詩補察時政」和「泄導人情」，但使白居易一生心儀最久而又影響最深的詩人卻正是「放於田園」的陶淵明。他早年退居下邽渭村時就寫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詩前小序說：「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效其體，成十六篇。」前此的詩人明言效陶潛體不過偶一為之，即使韋應物也只有兩首，而且其中多數詩人不過是出於好奇，並不是以陶詩作為典範來仿效，像白居易這樣以連續十多首組詩效陶潛體在陶淵明接受史上還是首次。白居易對陶淵明既敬其人也愛其詩，他在《訪陶公舊宅》的序中說「予夙慕陶淵明為人」，詩中說他之慕陶「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以往的詩人對陶淵明的態度多是「美其志節，不及文詞」，白居易則不僅敬仰其為人，也讚美其創作：「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爐峰煙，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孰為來其間？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前此的文人只稱道陶淵明的「高趣」，幾乎沒有人欽羡其高才，白居易稱道陶詩「文思何高玄」可以說是對陶淵明的藝術發現。或許是歷史有緣，陶淵明曾在潯陽躬耕隱居，韋應物曾在潯陽做刺史，而白居易又貶于潯陽做司馬，讓韋、白這兩位中唐的慕陶者有機會親身感受陶淵明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白居易晚年在《醉吟先生傳》中說：「往往乘輿，履及鄰，杖于鄉，騎游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該文為白居易晚年生活的實錄，可見他對陶詩文的賞愛之深了，陶淵明成了他晚年須臾不得分離的精神伴侶，他在《官舍小亭閑望》中也說：「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數峰太白雪，一卷陶潛詩。」這大似蘇軾晚年貶海南只帶陶淵明詩與柳宗元詩，白、蘇對陶公可謂情有獨鍾，清人也認為他們兩人「皆善學陶」。不僅僅是那些「效陶潛體」，也不僅僅是那些閑適詩，白居易所有詩歌的藝術風貌，包括它那平易自然的語言，那明朗暢達的意脈，還有那對平和淡泊的情趣的追求，很容易看出他與陶淵明的精神聯繫。九_九_藏_書

唐朝立國之初，從最高統治者到一般文人，一方面猛烈抨擊南朝淫|靡的文風，如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批評近世「競采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的流弊，並將文風質樸還是浮華與國運的興衰久暫聯繫起來，認為侈麗淫|盪的文風導致南朝各朝「宗社須臾傾覆」。另一方面唐初文壇上仍然籠罩著齊梁的流風餘韻，人們的審美趣味及文學批評標準仍然與南朝一脈相承，南朝受寵的好些詩人在唐初照樣受寵，如太康的潘、陸仍以其「黼藻相輝，宮商間起」受到人們的愛戴；南朝的文壇巨擘仍是被仿效的典範，「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仍為人們所欽羡。朝代和政治氣候雖然變了，但人們的期待視野並沒有隨之改變，因而陶淵明受冷落的景況也依然如舊。《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南史》等唐初修成的正史，其中的文學傳論在論及詩歌的發展史時，基本襲用沈約、鍾嶸、劉勰等人的成見，陶淵明還是在他們的視野之外。陶淵明被列入《晉書》和《南史》的《隱逸傳》，傳中大談陶淵明如何「少懷高尚」，如何「能安苦節」，就是不談他如何會寫詩文。編纂于唐高祖武德年間的「《藝文類聚》卷一八《美婦人》門引蔡邕賦題作《檢逸賦》，復引陳琳、阮瑀各有《止欲賦》、王粲《閑邪賦》、應瑒《正情賦》、曹植《靜思賦》等，而獨不取陶潛此賦，亦窺初唐于潛之詞章尚未重視也」。該類書對陶淵明詩歌的收錄也極其有限，「田」「園」門僅各選陶詩一首，「隱逸」門僅選他的《歸去來兮辭》一篇，詩歌則一首也不錄。收錄陶詩的總數不及於《文選》，初唐人仍只是反覆稱道辭藻麗密的顏、謝，還不知道珍視平淡自然的陶詩。

但是，薛、鄭這種對陶的推崇並不是時代的共識，韓愈《薦士》詩論詩歌源流時還是漏掉了陶淵明：「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他認為陶淵明在詩歌史上不足輕重，也說明陶淵明在他的心目中不足輕重。晚唐陸龜蒙只道「靖節高風不可攀」，論詩仍然拾前人余唾。錢鍾書先生指出：「鍾記室《詩品》稱淵明為『隱逸詩人之宗』；陸魯望自號『江湖散人』，甫里一集，莫非批抹風月，放浪山水，宜與淵明曠世相契。集中《襲美先輩以龜蒙獻五百言，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一篇亦溯風騷沿革，尤述魏晉來談藝名篇，如子桓《典論》、士衡《文賦》，更道彥和《文心》，唐人所罕，而竟隻字不及淵明。」可見，陶淵明的地位在唐代雖有提高，但對陶詩的企慕仿效仍限於個人的行為而沒有形成時代的風尚，唐代大多數詩人「雖道淵明，而未識其出類拔萃」。九-九-藏-書

陶詩在南北朝受到冷落，是由於它在喜歡剪紅疊翠的南北朝人眼中「詞采未優」，隋初的統治者雖然「屏黜輕浮，遏止華偽」，可陶淵明非但沒有因此受到重視，反而被這一短命的朝代完全遺忘。這是由於在改朝換代的歷史時期，陶詩不能直接服務於政治教化，急於想要穩定政權的統治者自然不會給它以禮遇；一般士人又缺乏品味陶詩的環境與心境，因而陶淵明也在他們的視野之外。隋朝末年的大儒王通倒是記起了陶淵明的存在，但他把陶淵明視為棄絕人世的僻隱之流，《文中子中說·立命》篇載：「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王通強調士人應不忘君臣之義，不忘兼濟之志，當看到其弟王績在《五斗先生傳》中稱自己「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萬物不能縈心焉」以後，王通責備他說：「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可見，王通稱陶淵明為「放人」多有微詞，這位文中子所謂的「放人」也就是「棄人」。

中晚唐詩人中喜歡陶詩的不在少數，白居易的朋友王質夫生前就「篇詠陶謝輩」，白的另一詩友鄧魴的創作也步趨淵明，以致白居易錯將鄧詩當陶詩：「塵架多文集，偶取一卷披。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潛詩。」晚唐的薛能「性喜凌人」，「嘗以第一流自居，罕所拔拂」，甚至對李白也出言不恭，曾揚言「我身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唯獨對陶淵明傾心折服：「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這也許是後來蘇軾所謂李杜不及陶公論的先聲。可惜，他個人的為人與為詩都與陶淵明相去很遠。曾見賞于薛能的鄭谷也說薛能十分景仰陶潛而不崇尚李白：「李白欺前輩，陶潛仰後塵。」鄭谷自己的詩風「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他也公開聲稱自己的詩歌師法淵明：「風騷如線不勝悲，國步多艱即此時。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ｒｅａd•９9ｃsw•ｃｏｍ

不過，與南朝人一味喜歡華麗不同，盛唐人的藝術趣味和他們的胸襟一樣寬廣，儘管他們不一定推崇陶淵明，但大多數人能認識陶淵明的價值。李白一方面不贊同陶淵明的存在方式，一方面又對陶淵明十分尊敬，一再說「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他在許多詩中或用陶令事或引陶詩語，如《贈閭丘宿松》《贈臨洺縣令皓弟》《九日登山》《贈從孫義興宰銘》等。杜甫雖稍嫌陶淵明詩語「枯槁」，可他高度肯定了陶的文學成就，他是陶淵明接受史上第一個將陶與謝靈運並稱的人：「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陶謝不枝悟，風騷共推激」「陶淵明和陶詩常常作為一種意象或情景進入盛唐諸公詩中。」陶淵明的影響日益擴大，他在接受者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人們已把他視為六朝的傑出詩人。盛唐不同思想、不同地位的詩人以陶淵明為中介和紐帶，形成了一個詩風相近的「清淡詩派」。當張九齡「首創清淡之派」時，「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等，他們形成清淡詩派的基礎是對陶淵明人格與詩歌的認同，如「且泛籬下菊，還聆郢中唱」「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王維從禪宗無執無著無相的角度，曾在《與魏居士書》中批評「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一慚之不忍」而招致「終身慚」，認為這是「忘大守小」的行為，但他仍對陶淵明充滿敬意，並在其他詩篇中肯定陶「解印棄官去」的人生抉擇：「不厭尚平婚嫁早，卻嫌陶令去官遲」「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