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士人更看重忠君的出處大節，陶淵明因而更時常與張良、諸葛亮並列，如黃庭堅在《宿舊彭澤懷陶令》中說：「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凄其望諸葛，抗臟如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撝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余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朱熹在《向薌林文集後序》中也以張良比陶淵明，並且以紀逡、唐林、王維、儲光羲失身於王莽、安祿山反襯陶淵明不仕異代的忠義：「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未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借漢滅秦誅項，以抒其憤……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之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悠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到元代吳澄又將陶淵明與屈原、張良、諸葛亮相提並論：「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

這種既無人提出異議也少有附和的現象，不見得就是這五個朝代的士人都贊同此說，倒很可能主要是以上幾朝忠君觀念在士林日趨淡薄，因而陶淵明是否矢志忠晉不像安史之亂以後的士人看得那麼重，陶詩中是否甲子紀年問題也不可能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南朝的世家大族有固定而優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所謂「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誰當皇帝他們都同樣「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君統的變易和朝代的更替既然對他們的地位毫無影響，他們對此的態度也就苟且冷淡。在南朝頻繁的「禪代廢立之際，世家大族不是不預聞，便是幫助篡位，均以自己門第利益為轉移」。如宋受晉禪時，便由東晉重臣謝安孫謝澹授璽，王導孫王弘等人轉臉便成了新朝的佐命元勛。他們把禪代授璽看作不過是將一家物給於另一家而已。在這樣一種「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的士風中，沈約所提出的陶淵明拒仕新朝的政治操守之不被人重視就毫不足怪了，就是沈約本人也「歷仕三代」，史家稱其「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隋朝和初盛唐時期，儒學在社會上尚未取得獨尊的地位，儒家所強調的君臣觀念也不可能得到重視和發揚，武周篡政不僅沒有引起長期的道義反彈，甚至很快得到了士林的認可和合作。由於武氏不久便歸政于李唐，李唐王朝又繼續維持著帝國的強大和統一，人們一時還看不出忠君觀念淡薄對唐王朝乃至對封建社會秩序所造成的致命危害。等到安史之亂中許多士人附逆和失節，隨之又出現長期的藩鎮割據，在國家和民族面臨著分崩離析的歷史關頭，為了維護統一反對割據，尊王忠君和擁護正統的觀念又重新復甦，並成為許多士人的一種道德自覺。在安史之亂中和亂后擁護正統和維護統https://read.99csw.com一（這二者在當時是一回事）的顏真卿，對《宋書》中所謂陶淵明「不屈身後代」和甲子紀年反響強烈，並作了濃墨重彩的讚頌：

方東樹在《陶詩附考》中通過對陶集中書晉氏年號與題甲子的作品進行統計考辨后得出結論說：「淵明之不仕，其本量高致，原非為禪代之故。其詩文或書年號，或書甲子，本無定例隱義。」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中說：「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他幾次入仕時都反覆申述過類似的話：「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他在《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中也說：「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很明顯，陶淵明歸隱園田為的是「養真」與「守拙」，不是要使自己成為東晉王朝的政治殉葬品，而是要在「淳風日盡」（《扇上畫贊》）的人世守護人的真性。陶淵明的人生境界自高，何必借書甲子以為佳話？其歸隱「自得於其性之本量，亦不必定以不仕異代為節」。封建社會之所以許多詩論家為陶所謂不仕異代和甲子紀年之說強為之辭，是由於他們「視不仕異代，固為無上高節，故以此美淵明，自謂得之，豈知向上更有至道」。陶詩的接受者既以「不仕異代」「為無上高節」，必以為「恥復屈身後代」便是對陶淵明無上的讚美，「僅有此一副見識」和「眼孔」，也就不可能「向上」窺知淵明更高的境界了。

顏延之以入仕新朝的身份自然不便於在《陶徵士誄》中涉及陶淵明的忠晉問題，不過，他在誄文中稱「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不僅如陶澍所說的那樣「隱示史筆」，而且也明示不當以陶淵明為宋人。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載：「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此說對後世影響深遠，並成了歷代論陶者聚訟的焦點。稍後蕭統在《陶淵明傳》中重複了沈說的前半部分：「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以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略去了沈約甲子紀年的那部分內容。沈說歷齊、梁、陳、隋、唐幾朝都沒有引起爭論，九_九_藏_書唐初《晉書》陶傳未采其說，而《南史·隱逸傳》又將沈說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一遍。

然而，那些滿腦袋君臣大義的接受者幾乎在陶淵明所有的詩文中都讀出了黍離之悲和忠君之節。抒寫「思親友」的《停雲》詩被理解為「皆匡扶世道之熱腸，非但離索思群之閑悰也」「乃難冀之世，復難冀之朋」。抒寫「游暮春」之樂的《時運》被理解成「處桓、劉之時，故慨同夷、叔」。《歲暮和張常侍》不過抒寫歲月易逝人生苦短，可清代的接受者竟然讀出了「雖坐視晉亡而不能救，猶以命自安，而有養晦待時之意」。《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也只是寫其初入劉裕幕為參軍時的心理感受，而此詩的接受者卻從中看出了詩人試圖與幕主一試高低：「宋公以鎮軍終，我亦以參軍終，苟或不然，即我之返期矣。此詩全在佔地步……以吾之田園山澤，當彼之曲阿，以吾之班生長廬，當彼之鎮軍府。然以吾班生廬，當彼之鎮軍府，亦第暫當之耳，實是以吾之田園，當彼之曲阿；以吾之山澤居，當彼之鎮軍府，而姑留班生廬別有所當也。」詩人並沒有詩論家這樣意氣用事，更沒有自覺地去與「宋公」對著干，他入劉裕幕的初衷絕不是要去與幕主比個高下，他之所以發誓要「終返班生廬」，全是由於留戀早年「委懷在琴書」的恬淡生涯，厭倦這種「投策命晨裝」的仕途奔競（《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接受者吳氏本有陶忠晉拒宋的成見，這才把詩人想象成一開始便與後來篡晉自立的「宋公」為敵，因而詩中所抒寫的遠仕途而念山澤、惡外榮而親琴書的超脫情懷，都被理解或曲解成了與幕主宋公勢不兩立的敵對情緒。甚至連《讀山海經十三首》這一抒寫詩人奇情異想的組詩也被接受者讀出「眷眷王室」之心和「矢志社稷」之願。其實這一組詩不過寫讀《山海經》時的種種快慰、好奇、幻想和感慨，從文本的字面上絕然見不出詩人有什麼「誅強賊」或「嘆忠義」這類嚴肅的政治意圖。

再看所謂「甲子紀年」問題。《宋書》本傳對此本來就說得含糊不清，且不論它是否與史實相符，僅從文字表述本身而言就存在問題：陶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從東晉義熙元年到元熙二年（公元405—420年）這十六年，陶所著文章是「書晉氏年號」還是「唯雲甲子」呢？唐人可能發現了史臣的疏漏，五臣注《文選》卷二十六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題下注：「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五臣把時間從沈約的「義熙以前」改為「晉」，又將「所著文章」改為「潛詩」，雖然從字面上看再不像沈說那樣含糊，但二者所陳述的內容同樣都經不起史實的檢驗。北宋僧思悅首先辯「甲子紀年」之妄：「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公元400—416年），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來左袒並補充思悅其說的人不少，如宋曾季狸，元吳師道，明宋濂、郎瑛，清傅占衡、方東樹等，綜合他們的要點如下：（一）晉時所作詩文有十幾首並未「書晉氏年號」而仍「題甲子」的；（二）入宋所作詩文也有未「題甲子」的；（三）淵明所著詩文有的標年月有的未標，並非「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為《宋書》本傳之說辯護的人當然更多。宋謝枋得在《碧湖雜記》中辯解說：「元興二年（公元403年），桓玄篡位，晉氏不斷如線，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兮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公元400—420年）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即使庚子歲「大權盡歸劉裕」，即使淵明「逆知」二十年後劉裕將篡晉自立，他無論如何不至於提前二十年就拋棄司馬氏年號而預題甲子，假如他真的看重年號與甲子之別，並且又矢志忠於司馬氏的話。清朱鶴齡在《陶潛論》中肯定「疊山之論固核」後補充說：「彼夫劉裕之猜忌，傅亮、謝晦諸人之賣國，不難以司馬天子為几上肉。其肯容晉室遺臣，傲然削新朝之帝號，而優遊以羲皇上人終老耶？……故其詩之止書甲子者，所以存其恥事二姓之心，書甲子而始於二十年以前者，又所以泯其不書年號之跡」「然後可以逍遙容與，卒全此生於東籬北牖之間，不然而洵如沈約所稱，其有不嬰宋氏之網羅幾希矣」。為了要在二十年後不書「新朝之帝號」，便提前二十年不書晉氏年號，朱氏筆下的陶淵明與其說是一位詩人，毋寧更像一位能預知二十年後天下事的先知，也像一位深諳韜晦之略的政壇老手。晚清的陶澍不忍「先生之隱衷與史氏之特筆幾為所汩」，起而為「史氏」沈約辯解說：「《五柳傳》雲：『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余年，必親見先生自定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編年為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者，乃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為發其微趣……而沈約雲文章皆題其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例為言。至唐初，其錄尚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后乃亡之，遂凌亂失序，無從校勘耳。」陶澍何以憑「嘗著文章自娛」這一句話便可斷定「其集有自定之本」呢？他又何以知道「自定之本其目以編年為序」呢？httｐｓ://ｒｅａｄ•９9csｗ.ｃoｍ九九藏書

顯然，這是論陶者把自己的忠君觀念帶入了對陶淵明的理解中，因而對他忠晉的這一面作了誇張的闡釋。處身朝代廢立之際，目睹種種奸詐、虛偽、陰謀和殺戮，像陶淵明這樣敏銳的詩人不可能木然無所感，也不可能完全沒有個人的感情向背。如《述酒》一詩就表現了對被害的晉恭帝的同情，甚至有「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這樣動情的詩句。可是即使在這首被人贊為悼晉祚之終、傷君父之難的詩中，詩人仍在詩的後半部分十分超然地說：「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他既不想像張良那樣為韓刺秦，更不想像諸葛亮那樣滅魏復漢，他只想遠遠離開這個爾虞我詐的血腥之地。在晉宋易代這場殘酷的政治角逐中，只有強弱而沒有是非，陶淵明的感嘆唏噓與其說是矢志忠晉還不如說是出於對弱者的同情，否則就不會有「離世紛」這種抽身事外的高舉遠蹈了。

我們再回到上文引到的《宋書·隱逸傳》中關於陶「不肯復仕」和「甲子紀年」的記載。史家記載這兩件事自然意在表明陶矢志忠晉，拒仕新朝。

先看他「不肯復仕」的真正原因。歷代贊同沈說的不乏其人，宋王質在《栗里譜》卷首說：「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勛勞。自宋武帝芟玄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系人心，見要，亦不應。」葛立方認為陶辭官歸隱「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邪」！吳仁傑在《陶靖節先生年譜》中解釋辭官的原因說：「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鼎于桓氏竊取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一直到清陶澍同樣認為陶之辭彭澤令「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為，思以岩棲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惲敬雖然說沈約「未悉當日事勢」，但仍然肯定「恥復屈身後代」之說「得先生之心」，陶淵明是「微窺」劉裕心懷「異志」，眼見「晉室之安無可望」以後，才不得不「脫然遠去，永遂其不臣二姓之志」的。事實上，陶淵明辭彭澤令在義熙元年（公元405年），距劉裕篡晉的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尚有十六年，他怎麼會提前一二十年便「遂其不臣二姓之志」呢？《宋書》本傳所謂「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云云。方東樹在《陶詩附考》中說陶彭澤解歸之年：「劉裕始以下邳太守拜都督，鎮京口，而謂王業已漸著而不可待乎？」方氏此處偶誤，是年春劉裕領「徐青二州刺史」，不久「受命解青州，加領兗州刺史」。無論就其職稱還是就其行跡來看，此時的劉裕既說不上「王業漸隆」也看不出有何「異志」。出身寒素的劉裕早年不大可能有龍袍加身的夢想，死後他的孫子孝武帝劉駿還有些輕薄地說：「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方東樹認為「後人妄測不仕異姓，欲為荊軻、子房者，皆瞽說也……要之劉裕未篡而公早已不仕，及裕篡未久而公已歿，則復讎之義，不仕異姓之節，皆非事實」，這的確是當時難得的通達之論。九-九-藏-書

顏真卿眼中的陶淵明不再是超然事外的「隱逸詩人之宗」，而是像張良、龔勝一流思報故國恥事新朝的忠烈。

除了以上所論及的人倫主題外，對陶淵明道德闡釋的另一重要主題便是忠君。

忠義在封建社會後期被視為出處大節，也是判定一個人人格高下尊卑最重要的價值尺度，因而稱陶淵明「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劍飛」便是對他最高的肯定。於是，接受者在讀解陶詩時便不自覺地牽強附會，「聞淵明恥事二姓，高尚羲皇」，便「逐景尋響，望文生義，稍涉長林之想，便謂採薇之吟」，竭力使其「字字句句皆關君父」，處處「曲為辯說」「膠繞牽合」，連封建時代的詩論家也覺得「幾無復理，俱足噴飯」。明許學夷在《詩源辯體》卷六中也指出：「靖節詩，惟《擬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不過寫其常情耳，未嘗沾沾以忠悃自居也。趙凡夫雲：凡論詩不得兼道義，兼則詩道終不發矣。如談屈、宋、陶、杜動引忠誠悃款以實之，遂令塵腐宿氣勃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