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復古（1167—1248？），字式之，自號石屏，天台黃岩（今浙江）人。他一生以布衣終老，足跡踏遍了江南各地。他的創作受「四靈」和晚唐詩的影響，但又嚮往縱橫的氣概和遒勁的筆力（見《論詩十絕》其四），所以賈島和杜甫同時都是他寫詩的樣板：「賈島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望江南·自嘲》）據說他為人謹小慎微，以致「廣座中口不談世事」（見方回《瀛奎律髓》），可他在詩里卻大胆地指責朝政的腐敗，尖銳地揭露國弱民窮的現實。《織婦嘆》對被剝削婦女寄予深厚的同情：「一春一夏為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著猶自可，今年無麻愁殺我。」《庚子荐饑三首》反映了理宗嘉熙年間浙東一帶「餓走拋家ｈttｐs://reａd•99csｗ•cｏｍ舍，從橫死路岐」的慘象：「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屍。劫數慘如此，吾曹忍見之？」《夜宿田家》表現了一個寒士四處漂泊的凄苦和羈旅中的鄉思：

「四靈」在當時經過葉適的鼓吹后曾風行一時，劉克莊在《題蔡烓主簿詩卷》中說：「舊止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六）。他們的創作影響了江湖詩人，江湖派中「多四靈之徒」（全祖望《宋詩紀事序》）。江湖詩人是指南宋後期一些落第以後只得流轉江湖以獻詩為生的文士。他們占籍很廣——包括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湖南籍的詩人，品流也很雜——有的清虛自守而不問世事，有的則關心時世，甚至以詩譏刺權奸。江湖詩派之名由杭州書商陳起編刊的《江湖集》而來，此集還因此招來了一場牽涉面廣的文字獄。這次詩禍的政治背景是這樣的：寧宗于嘉定十七年（1224）病逝后，權相史彌遠廢黜了法定皇位繼承人趙竑而另立趙昀（即理宗），還逼死了改封為濟王的趙竑，這一行為激起了一些https://read.99csw.com江湖詩人的義憤，前此也有些江湖詩人以詩譏諷朝政，陳起、劉克莊等人因此獲罪，《江湖集》也被毀版。

覺得江西詩派的「資書以為詩失之腐」是劉克莊與「四靈」之所同，而認為「捐書以為詩失之野」則是他與四靈之所異（《韓隱君詩序》），這樣，他又在晚唐體那種靈活輕快的詩里鑲嵌典故成語，重犯了江西派「資書以為詩」的老毛病。方回甚至嘲笑他是「飽滿『四靈』，用事冗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

而《江陰浮遠堂》則抒寫對山河破碎的憂慮與痛苦：

江湖詩人反對江西詩派而崇尚晚唐，而且也同「四靈」一樣將「晚唐」主要限於姚、賈，但江湖詩人的生活面較「四靈」寬，詩歌的取材也就較「四靈」廣。藝術趣尚和「四靈」沒有顯著區別，刻意追rｅad.9９ｃｓw.ｃｏｍ求晚唐體那種輕快流動的詩風。這派詩人成就較大的要算戴復古和劉克莊，劉克莊被推為該派的領袖。

因反對江西詩派「資書以為詩」，四靈詩人就提倡「捐書以為詩」（劉克莊《韓隱君詩序》）；為了矯正江西詩派的流弊，四靈詩人主張重新學習晚唐的近體，尤其是賈島、姚合的五律。趙師秀選賈島、姚合詩為《二妙集》，選錢起、劉得仁、方干、許渾、皮日休、杜荀鶴等人的詩為《眾妙集》，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的藝術追求之所在。他們的詩歌表現了對現實的逃避態度，表現了文人的那種末世的心態，「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趙師秀《薛氏瓜廬》），「愛閑卻道無官好，住僻如嫌有客多」（徐照《酬贈徐璣》）。這種心境與賈島、姚合很容易合拍，其詩主野逸清瘦，詩情既貧薄，詩格也狹小，「雖鏤心鈢腎，刻意雕琢，而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二《芳蘭軒集》提要）。不過，他們寫詩不用典故、僻字、險韻，以平淡的語言刻畫常見的景物，某些小詩別具清雅靈秀的韻致，如：

他表現時事和愛國主義題材的詩受陸遊的影響較大，而大量描寫日常生活的五言律詩，意境清幽而運思精巧，儼然與賈島、姚合一副面孔：

劉克莊（1187—1269）是辛派詞人後期的代表之一，也是江湖派里成就最大的詩人。他的詞與詩都貫穿著對民族未來的深重關切，他在《有感》一詩中說：「憂時元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他的詩深刻地揭露了南宋政治的黑暗，將帥的腐敗無能，一邊是將帥「更闌酒醒山月落，彩縑百段支女樂」，一邊是「誰知營中血戰人，無錢得合金瘡葯」（《軍中樂》）。韓侂胄出兵潰敗以後，南宋王朝慌忙函封韓的首級向金人乞求，並每年增納白銀三十萬兩、細絹二十萬匹，劉克莊在《戊辰即事》中憤怒地諷刺說：

永嘉四靈是指永嘉的四位詩人：徐照（？—1211），字靈暉（一字道暉）；徐璣（1162—1214），字靈淵（或稱文淵）；趙師秀（117九九藏書0—1220），字靈秀；翁卷（生卒年不詳），字靈舒。由於這四人都是永嘉人，他們的字中又都有「靈」字，因得此名。四靈中徐璣和趙師秀曾做過小官，其他兩位則終身布衣。四靈師事永嘉學派的宗主葉適，葉還曾為他們編《四靈詩》詩選，刊行后風行一時。他們能在詩壇上陡得盛名，與葉適對他們的大加稱讚張揚是分不開的。葉適在《徐文淵墓志銘》中說：「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一方面四靈詩風迎合了人們審美趣味的變化，一方面「水心先生（即葉適）既嘖嘖嘆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趙汝回《薛師石〈瓜廬詩〉序》）。

江西詩派發展到南宋後期，形式上的拗唳生硬越來越使人反感厭倦，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的興起就是對江西詩派的一種反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