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岐陽三首》時，詩人正身處河南南陽，而他關注的戰事發生在岐陽（今陝西鳳翔一帶）。金國由當年的強盛到如今的衰敗，他目睹金朝統治者的腐朽無能、金朝將帥的貪生怕死，更目睹了蒙古軍的冷血殘暴、岐陽百姓的血淚慘象，預感到岐陽的淪陷和國家的滅亡迫在眉睫。詩人眼睜睜看著這一切卻無力回天，「偃蹇鯨鯢人海涸，分明蛇犬鐵山圍」，岐陽形勢是多麼緊迫和危急；「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當時的戰況是多麼血腥；「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詩人內心又是多麼絕望和沉痛。這一切慘劇就發生在今古相同的「三秦形勝」之地，發生在當年「漢家封徼」之中，然而，「三十六峰」的「長劍」仍在，「倚天」的「仙掌」卻已「空閑」。這是在悲嘆，也是在反思。

元好問即使寫戰爭的慘敗，詩境仍然宏闊而悲壯，如第四首以「萬里荊襄入戰塵」發端，以「滄海橫流要此身」結尾，空間上籠罩萬里，時間上俯視百代，以如椽巨筆寫歷史的悲劇，堪稱詩家中的「大手筆」。

由於元好問豐富的想象，加之他那深厚的學養，哪怕那些表現眼前時事的詩歌，也從來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具有巨大的時空結構，具有巨大的歷史深度與廣度。如《岐陽三首》中「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徼盡天山」，將遙遠的歷史與遼闊的空間有機統一在一起；「三十六峰長劍在，倚天仙掌惜空閑」，沒有奇特的妙想就不可能有如此佳句。

《金史》本傳稱其詩歌語言「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奇崛」是確評，「巧縟」則未必。如「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書絕，落日孤雲望眼穿」，有奇氣而不生拗，有頓挫卻又如瓶瀉水，尚高華而絕不「巧縟」。「巧縟」僅見於他的部分山水詩，如《杏花雜詩十三首》其五：「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競出頭。卻是梨花高一著，隨宜梳洗盡風流。」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他是北魏鮮卑拓跋氏後裔，生於世代官宦之家，官至尚書左司員外郎、知制誥。元好問為金代最傑出的詩人和詩論家，生前就被譽為「北方文雄」。他作詩可謂家學淵源，生父元德明被同輩贊為「詩句妙九州」，其兄元好古也以能詩見稱於世，他本人七歲就能吟出佳句，被當時名士王湯臣目為「神童」。他在《陶然集詩序》中說：「果以詩為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 他一生對詩用力最多，也以詩成就最大。臨死前特地叮囑門人說，自己墓碑上只書「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

再如他的另一組代表作《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

金哀宗開興元年（1232，即詩題「壬辰」年）蒙古軍圍困汴京，金哀宗被迫率兵東征。時元好問任左司都事，「壬辰」五首就是作於此時的圍城中。「鬱郁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正是被圍京城食盡糧絕的寫照。詩中有對蒙古軍暴行的控訴，如「慘澹龍蛇日鬥爭，干戈直欲盡生靈」；有對金朝君臣醉生夢死的揭露，如「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也有對即將滅亡的金王朝的依戀，如「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當然寫得最多的還是對生靈白骨的悲憫，還有對自己歷史擔當的九*九*藏*書自覺，如「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這五首組詩是詩人用血淚凝成的，以其情感的凝重濃烈，像「史詩」一樣震撼了一代代讀者。

我們還得先從元好問的詩論談起，這樣會更易於理解他的詩歌。他在《答聰上人書》中自述說：「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可見，就像對自己的詩歌十分自負一樣，他對自己的詩論同樣十分自負，甚至更加自負。元好問詩論的代表作是《論詩三十首》，他有感於當時詩壇上「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別李周卿》）的衰敝，《論詩三十首》第一首就揭櫫自己論詩的目的：

當然，主要還是由其詩使元好問流芳萬世，清刊《元遺山先生全集》收詩一千三百八十余首、詞三百八十余首。無九*九*藏*書論是他的出身家世，還是他的才華遭際，都讓元好問不得不陷入金代的政治漩渦，因而他對國家興亡與民生疾苦，不是置身事外的道義同情，更不是隔岸觀火的冷淡麻木，而是感同身受地牽挂、痛苦、悲泣，並把金代的滅亡和元軍的殘暴，放在巨大的時空背景中來審視、反思和表現，所以這類詩歌有深層的反省，有濃烈的激|情，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如名作《岐陽三首》：

闡述兩宋詩詞史當然不能不講遼、金統治地區的詩詞，講金政權統治地區的詩詞，自然不能不講金朝著名詩人元好問，現將他附在宋代文學詩詞史之末來論述。

元好問現存詞三百八十多首，詞風兼取豪放與婉約之長，內容抒情寫景敘事無施不可，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評其詞說，「亦渾雅，亦博大，有骨幹，有氣象」，可見元詞更近於蘇軾和辛棄疾。但較之元好問詩歌，元詞更率情率性，如《摸魚兒·雁丘辭》：

與其將這種詩學理想歸結為他鮮卑族血緣，歸結為他生長生活于幽並的民風，還不如歸結為是對「中州萬古英雄氣」的發揚光大。高揚建安風骨和鄙棄齊梁綺靡，地不分南北，時不分古今，是長期積淀而成的審美取向，既不是元好問創之於前，也不會是由他斷之於后，但他將此提煉得更為集中和醒目，也表述得更為生動和形象。

這與杜甫「別裁偽體親風雅」是同一目的，詩中的「正體」是與「偽體」相對而言的。劉勰也多次提到後世「文體解散」，由於文人好奇導致文體「訛而新」，因而就形成了詩中的「偽體」。元好問以「詩中疏鑿手」自命，從「漢謠魏什」上溯《詩經》之源，以詩歌重新恢復「風雅」傳統，使「正體」與「偽體」涇渭分明。中國古代詩學中一直有「辨體」的傳統，明代許學夷還有《詩源辯體》的名著，元結便是這一傳統中重要的一環。

這首詞抒情寫意真是「一往情深」，「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至今依舊傳唱不衰。

就詩歌理想而言，元好問推崇雄健豪邁的英雄氣概，崇尚慷慨悲壯的建安風骨，嚮往「天蒼蒼，野茫茫」的遼闊境界，輕視「無力薔薇卧晚枝」式的「女郎詩」，鄙薄齊梁綺靡艷俗、柔弱無骨的詩風：

元好問在詩風上肯定「豪華落盡見真淳」，在詩語上喜歡「一語天然萬古新」，在創作方法上認為「閉門覓句」是枉費精神。他主張寫人生要有自己的獨特體驗，寫自然要自己親身所見，「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論詩三十首》其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