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楨詩以氣驅詞，因情起勢，基本以氣勢取勝，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三十首》中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後世詩論家也多半是欣賞他詩中的這種奇情盛氣。

建安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慷慨悲涼，人們常將這種時代風格概括為「建安風骨」。「慷慨」是指情感的濃烈激越，「悲涼」是指情感的悲壯蒼涼。漢末的戰亂分裂激起士人奮發蹈勵的意氣，統一天下的熱望鼓盪著他們慷慨激昂的心靈，同時被兩漢經學禁錮了三百多年的心靈開始覺醒，當時人命危淺的現實更使他們體認到人生的珍貴，更體認到生命短暫與人生無常的悲哀，這樣建安文人們常常「樂往哀來，凄然傷懷」（曹丕《與吳質書》）。曹植在《前錄自序》中也說自己「雅好慷慨」。繁欽《與魏太子書》中回憶當年宴遊時的情景說，無論聽泉聽樂還是看水看山，文人們「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不管建安詩人的藝術個性有多大的差別，慷慨悲涼幾乎是所有詩歌的共同特徵，如前人評曹操詩歌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鍾嶸《詩品》），「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譚元春《古詩歸》）。連被認為有「文士氣」的曹丕其詩也不乏「高古之骨，蒼涼之氣」（鍾惺《古詩歸》）。曹植就更不用說了，其詩「情兼雅怨」又「骨氣奇高」（見前），王粲詩歌善「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仗氣愛奇」（見前）。對於建安詩歌的時代風格及其形成原因，劉勰有兩則精當的論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龍·明詩》）「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

前首寫于漢末動亂時詩人「委身適荊蠻」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滿眼都是白骨的慘象讓人恐怖，「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婦人的號泣誰聽了都會心酸九*九*藏*書。詩人選取白骨與棄子兩個場面，真切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漢末的亂象和人民的苦難。何焯、沈德潛等人都說此詩為杜甫「三吏三別」之祖（參見何焯《義門讀書記》、沈德潛《古詩源》）。后首寫滯留荊州的孤寂凄涼，有志不獲騁，有才不見用，望江望山聽猿聽鳥，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一不引起自己的羈旅之悲和思鄉之情。民族的災難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使這兩首詩的情調哀婉凄愴，凄愴中又蘊含著除暴彌亂平定天下的熱望。

這五首詩幾乎首首都有對功名的熱望，有對曹操的讚美，對自己的期望值既高，用世之心更切。時時總把「聖君」曹操掛在嘴上，一時歌頌他的神威，一時又誇耀他的謀略，無疑有真心的佩服敬仰，可能也有圖「表現」的現實考慮。如該組詩中第二首就說「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這裏面有表態獻忠的成分，也有為國立功的豪情。這幾首詩格調高昂渾厚，節奏明快有力，寫出了出兵與戰爭的聲威氣勢。

建安七子中另一位著名的詩人是劉楨（？—217），字公幹，東平寧陽（今山東省寧陽縣）人。父劉梁為漢宗室後裔，東漢後期曾「以文學見貴」（《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文士傳》）。楨少以才學知名，八九歲時就能誦《論語》、詩、論及辭賦數萬言，能言善辯，與人爭論應聲而對，詞鋒銳利激烈。以文才被曹操闢為丞相掾屬，為人亢直而傲岸，曾因在大庭廣眾之中平視太子夫人甄氏被刑，刑竟署吏，建安十六年轉為五官中郎將文學。

劉楨和其他建安詩人一樣，也寫了一些宴遊詩，如《公宴詩》《鬥雞詩》《射鳶詩》等，這些詩內容上只是寫友人之間的遊樂和對曹操的奉承，但其中有些篇章仍表現了詩人的藝術個性，如《鬥雞詩》：「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無論是刻畫的形象還是詩中的氣勢都兇猛強悍。

歸曹后他寫了一些「述恩榮，敘酣宴」的詩作，如《公宴詩》說：「今日不極歡，含情慾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可見他此時的處境與心境大不同於在荊州的時期，從詩中熱烈的氣氛和歡快的格調看，他對曹操坦露忠誠和極力奉承是出自真心。當然，後期寫得最多的是對功名的追求，如《從軍詩五首》：

邊夫的血淚鑄就了長城的雄偉，「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這種對人民苦難深厚的同情勝過無數篇長城禮讚，它揭示了血淋淋的歷史真實。

王粲詩風前後期有所變化，鍾嶸《詩品》卷上《魏侍中王粲》說：「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所論似主要就前期詩歌而言，流落漢南前後詩情悲愴幽怨，謝靈運也稱他「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王粲》）。前期詩歌的確文辭秀逸而氣勢羸弱，歸曹后的詩歌如《從軍詩五首》等，則顯示出某些豪健的筆力，就再不能說「文秀而質羸」了。

為了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實現建功立業的理想，了卻「帶金佩紫」的夙願，建安文人才聚于曹操麾下，繁欽《川里先生訓》中的志願道出了建安文人的共同心聲：「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實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跡南山，以集神器之贊。」曹操「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渴求賢才的態度，「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的胸襟，以及士人「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的現實，使鄴下的文人對曹操充滿了感激，對前途充滿了希望， 他們滿懷熱情地「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

建安七子中以王粲（177—217）的成就最高，被劉勰譽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略》）。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省鄒縣）人，出身於世家，曾祖、祖父皆為漢三公。粲少時就有「異才」之名，漢末大亂往荊州依劉表，建安十三年歸順曹操。王粲的詩歌創作可分為前後兩期，建安十三年以前的詩歌，或反映漢末戰亂所造成的慘象，表現自己憂國憂民之情，或抒寫流寓荊州的失意情緒，表達自己壯志難酬的苦悶，如《七哀詩三首》第一、二首：

建安七子之外值得重視的詩人是蔡琰，字文姬，她是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建安時期一位傑出的女詩人。現存詩三首：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偽問題學術界尚有爭議，但一般認為五言《悲憤詩》為蔡琰所作。該詩描寫了她在董卓之亂中被擄入胡和被贖回國的經過，從她個人的見聞和親歷中可以看到胡兵的殘暴、人民的凄慘和時代的苦難，「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其情狀令人恐怖扼腕，「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母子分別的場面叫人肝腸寸斷。她在漢末戰亂的悲慘遭遇是當時女性遭遇的一個縮影，此詩是這位女詩人用自己的生命繪成的歷史畫卷。

《詩品·魏文學劉楨》論其ｈｔｔps://ｒeaｄ.９９cｓｗ.coｍ詩說：「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中說：「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我們來看看他的名作《贈從弟詩三首》：

三詩中「首章『蘋蘩』（當作『蘋藻』）喻其品之潔……次章『松柏』喻其守之正，出於性之自然而非強勉……末章『鳳凰』喻其志之高，卻又非沮溺一流，一味獨善其身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六）。這三首詠物詩分別以蘋藻、松柏、鳳凰來讚美堅貞高潔的品性，既是對從弟的稱揚，也是對從弟的期望，更是他自己人格的寫照。生長於磷磷水中的蘋藻高潔得一塵不染，亭亭山上的松柏挺拔傲寒，南嶽的鳳凰不苟流俗，志在高遠。我們從松柏的「終歲常端正」，鳳凰的「奮翅凌紫氛」和「羞與黃雀群」中，不是分明能感受到詩人那剛直不阿、孤高脫俗的品性嗎？由此我們也能體會出公幹詩「貞骨凌霜，高風跨俗」的筆力與格調。

這兒所列的十三位建安作家，三曹父子每人各用兩句來論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都是「建安七子」之一，每人各用一句來評述，路粹（字文蔚）、繁欽（字休伯）、邯鄲淳（字子叔）、楊修（字德祖）四人則每人合用一句來說明。每人所佔的位置、篇幅，標明了各人在文壇上地位的高低和成就的大小。劉勰所論應該說較為允當，但「建安七子」已約定俗成，併為歷代文學史家所接受，我們這裏仍以「建安七子」為中心闡述建安作家群體，但不局限於這七人。

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陳琳、阮瑀、徐幹、應瑒等人並不以詩名世，但有些人留下了少數優秀詩篇，如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

以剛健有力的語言表現一種奮發蹈勵的意氣，一種慷慨高亢的激|情，一種蒼涼悲壯read.99csw.com的情懷，在藝術上呈現出一種強勁的力度，一種沉雄的氣勢——這便是「建安風骨」的主要特徵。

《贈徐幹詩》一詩可能寫于服刑期間，向友人表達自己精神上的壓抑苦悶，「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形象地表現他坐立不安、舉止失次的神態。劉楨高傲而又戇直，自尊而又敏感，遭遇打擊后比常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另外正因為高傲戇直的個性，他受到委屈有了怨氣后必定要抒發出來，結尾「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幾句，毫不隱晦地抒寫自己受到不公打擊后的憤激不平，流露出他那亢直不馴的品性，突出地表現了詩風「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的特點。

建安詩壇上的代表無疑是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稱出自曹丕《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其實，將孔融放在七子中並不協調。第一，他的年齡比曹操還要長兩歲，可以說是其他六人的父輩；第二，他的政治立場也與其他六人不同。他不僅未曾做過曹操的僚屬，還多次嘲諷和反對過曹操，並最終被曹操所殺，而另外的六人則都為曹氏效力。再說，建安十三年（208）秋孔融被殺時，王粲還遠在荊州未入鄴城，應瑒、劉楨也可能因年輕尚未入鄴，鄴下文人集團嚴格地說是在這一年才形成，孔融既未必願意也沒有機會參加他們的活動。劉勰在曆數建安詩人時，就沒有將孔融列入其中：

鄴下文人集團的形成約在建安九年曹操定鄴之後，建安二十二年鄴城發生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丕《又與吳質書》），王粲也在這年死於征吳途中，次年繁欽病逝，建安二十四年楊修被殺，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后遷都洛陽，這時建安文人集團的骨幹大都零落星散。這一文人集團雖然只歷時十五六年，但它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基本集中了全國作家精英，且創作出許多不朽的傑作，並形成了鮮明的群體風格，而這一群體風格就是那個時代風格的代表，其創作實績也堪稱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高峰，「建安風骨」更是後世詩人效仿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