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此詩的意旨前人有許多的猜測和附會，多數解釋都是說詩中的「孤鴻」是喻「賢士」，而「翔鳥」是指司馬師等權臣。這種比附臆測的解詩方法，不僅不能把握全詩的旨趣，反而破壞了詩歌的美學韻味。就詩歌本身而論，它是詩人細膩地抒發一種無法解脫、無處傾訴、無人理解的沉哀。是什麼原因造成人們對此詩理解上的困難呢？

從《古詩十九首》到建安詩人，都留下了許多感嘆時光流逝和人生無常的詩篇，而超越生死的途徑不外乎兩條：或是拚命享樂以揮霍人生，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或是建功立業以求不朽，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與之相應，有的詩歌放縱低沉，有的詩歌高亢壯烈。放縱也好，壯烈也罷，二者都找到了各自解脫生死的方式，而阮籍詩中人生短暫的喟嘆又與社會迫害的恐懼連在一起，他不僅要超越生死的生理限度，還得躲避社會上人為的陷阱，「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泛泛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詠懷》四十一），他既憂慮「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詠懷》三十二），時常「咄嗟行至老」（《詠懷》七十七），也擔心「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詠懷》三十五），「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詠懷》六十九），對他來說，「人道」甚至比「天道」更加可怕，「憂生」與「憂世」緊密相關，這使他的生死之嗟更多了一層凄愴的情調：

阮籍以前的詩人所抒寫的痛苦與哀愁，都是由具體的人與事所引起，這種類型的詩歌給讀者的理解帶來了方便，但也給讀者的想象設立了障礙，詩歌能與實際生活直接一一對應很容易限制它內涵的深度與廣度。阮籍的大多數詩歌不是抒寫具體人事引起的情緒波動，而是對宇宙、社會、人生的一種綜合透視與體驗。他將黑暗的社會、腐敗的政治、多難的人生內化為一種憂傷的情緒，一種痛苦的感受，而在抒寫這些情緒和感受時又省略了造成自己憂傷痛苦的環境和原因，表達的是純心靈的境界。這樣，一方面詩歌本身的意蘊豐厚了，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開闊了，形成了「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的美學效應；另一方面，它又給讀者的索解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內涵的豐富和濃縮讓讀者無法講清楚詩人的具體所指，他的詩歌像浩瀚的大海一樣莫測深廣。阮籍詩歌是在明朗單純的樂府民歌和文人擬樂府詩歌基礎上的一次巨大的飛躍，他擴展和加深了詩歌的內在意蘊，開掘和https://read.99csw.com豐富了詩歌的藝術潛力。

此外，《詠懷》中還有少數詩歌正面抒寫自己的理想抱負，如第三十九首：

他的詩歌是他風神、氣質和人格的自然流露，《贈兄秀才從軍十九首》是其代表作，下面二首尤其為人稱道：

鍾嶸《詩品》評其詩說：「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李善《文選》注也說《詠懷》「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明清的詩論家也稱「《詠懷》諸篇，文隱指遠」（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沈德潛《說詩晬語》）。詩情興寄無端，表現隱約曲折，是阮籍詩歌最突出的藝術特徵。我們來看看《詠懷》其一：

就嵇康的人格而言的確可說是「體亮心達」，在現實生活中他從來不願意「降心順俗」，不屑於隱藏自己的思想情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與山巨源絕交書》）。

作為正始時期的名士，他的人生態度和價值理想自然也就受到玄學的影響，名教禮法與他的人生態度和行為方式格格不入，他曾公開喊出「禮豈為我輩設也」。前一首詩通過對禮法之士矯揉造作的醜態，揭露禮法之士的偽善面目，使人看到名教對人性的扭曲，那些正人君子都有雙重面具：彬彬有禮的外表掩飾著骯髒的靈魂。后一首詩則是對當朝權貴的一幅素描：雖然他們每個人的為官之道各有不同，但本質上沒有什麼兩樣，都是見「高名」就爭，見「重利」就搶，至親好友也各懷鬼胎，親人骨肉也彼此反目，爭名爭利爭權使他們完全喪失了人性，「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誰見了他們這副虛偽而又醜惡的神態都會深惡痛絕。

阮詩的另一重要主題是「諷世」，即前人所說的《詠懷》「志在刺譏」。這些諷世之作大都九-九-藏-書寫得撲朔迷離，很難指實詩中所譏刺的人事，只有少數作品才點明了所諷的對象，如：

詩中這位為國捐軀戰死沙場的壯士，顯然寄寓了他的價值理想和人生追求，可以看到詩人儘管嘲笑禮法之士，但骨子裡仍然肯定儒家的忠義和氣節，詩中那種慷慨悲壯的情調完全是建安詩風的迴響。

剛直不阿的個性，光明磊落的人格，自然洒脫的風度，使嵇康詩歌呈現出峻切而又秀逸的風格特徵。《文心雕龍·體性》說：「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嵇康詩的確既有「俠」的一面——峻峭剛烈，也有「俊」的一面——飄逸秀朗。鍾嶸認為「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托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品》卷中）。「峻切」二語已成為嵇詩的定評，「高流」之贊也堪稱允當。

作為一個正始時期的名士，他公開聲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並坦言「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與山巨源絕交書》），在《難自然好學論》中還說「六經為蕪穢」「仁義為臭腐」，因而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命題：「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釋私論》）一個人在社會中應「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說他的言行應依從他自己的本性，超越名教的清規戒律和條條框框，要做到這樣就不能理會社會的毀譽，不存有是非成見，也就是他所說的「心無措乎是非」。可是人們如果只按自己的本性行事，那是否會經常違背事物的本質呢？要怎樣才能既「無措乎是非」又不違乎道呢？這就要求人們「情不繫於所欲」，能「情不繫於所欲」就能「審貴賤而通物情」，他在《答難養生論》中從另一層面闡述了這一問題：「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九_九_藏_書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并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為人坦然無私，擺脫塵世的是非，言行「循性而動」，不因貴賤而扭曲自己的本性，是他理想的人生境界。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人，父阮瑀為建安七子之一。生長於建安那個慷慨激昂的時代，「籍本有濟世志」，史載「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晉書·阮籍傳》）。他青少年時期就立志遠大，並十分注重砥礪自己的品行和培養自己的才能：「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詠懷》十五）「少年學擊劍，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詠懷》六十一）因身處「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是魏晉之間一顆痛苦的靈魂，「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晉書·阮籍傳》）。阮籍的性格原本就很複雜，一方面他是時人眼中「至慎」的典範，另一方面史書又說他疾惡如仇；一方面「志氣宏放」「有濟世志」，另一方面又「傲然獨得」「不與世事」。這養成了他雙重的人格理想，既想成為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物，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以立功揚名，鄙棄莊子逍遙放曠的人生態度，「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詠懷》三十八），同時又嚮往莊子逍遙塵外的人生境界，「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大人先生傳》），認為汲汲乎富貴奔走于權門，「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詠懷》八十一）。

兩首詩起筆都連用四個「一」字，節奏急促跳蕩，顯示了詩人內在情緒的緊張煩躁。「知謀苦不饒」流露了他無計挽頹年的絕望，「凄愴懷酸辛」表現了他對現實的痛苦感受，「胸中懷湯火」則反映了他靈魂所受的煎熬，「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更流露了他內心的惶惶不安，這種不安、絕望和痛苦，既是對個人生死的體驗，也是他畏世懼禍的結果。

由於人世的險惡和政治的黑暗，他大部分詩歌都是抒寫他企求超脫塵世的理想，《遊仙詩》幻想自己「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他之所以想羽化成仙，就是因為他決心遠離俗世小人：「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他在絕筆《幽憤詩》中也表達了自己「採薇山阿，散發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的願望。

另一位代表詩人嵇康（223—262），字叔夜，譙郡銍（今安徽省宿縣西南）人。父親嵇昭曾任督軍糧侍御史。康幼年失怙，因從小就顯得「曠邁不群」，所以他是在母兄的憐愛和嬌慣中長大成人的。雖然「家世儒學」（嵇喜《嵇康傳》），但他自己「不涉經學」，在這種「不訓不師」（《幽憤詩》）自由自在的學習環境中，他較早便在學問上達到了既「博洽多聞」（嵇喜《嵇康傳》）又融會貫通的境界，步入成年時已是著名的思想家、詩人、書法家和音樂家。理論上他獨樹一幟，《聲無哀樂論》《養生論》成了魏晉玄學清談的主要論題；他的音樂理論深刻而又新穎，史稱其音樂演奏「聲調絕倫」（《晉書·嵇康傳》）；書法上他「妙于草制」（唐張懷瓘《書九九藏書斷》），書法風格個性鮮明；另外他還是一位畫家，唐代仍存有其繪畫真跡。

正始時期有兩大文人群體，即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他們主要長於哲學思辨，在哲學史上開創了玄學的新時代，至於他們的詩歌創作卻不值得稱道，劉勰就毫不客氣地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文心雕龍·明詩》），王弼、何晏等人或者完全沒有留下詩篇，或者根本就沒有創作過詩歌。「竹林名士」包括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向秀、阮咸、劉伶七人，其中阮籍和嵇康的詩歌成就最高，劉勰同一文中接著說：「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阮籍是正始詩壇上當之無愧的主帥，其次嵇康也寫了不少優秀的詩篇，不過嵇康精神活動側重於「思」而不是「詩」，其理論貢獻與散文成就都在他的詩歌之上。

前首不僅寫出了秀才騎在馬上「左攬繁弱，右接忘歸」的敏捷，寫出了他「風馳電逝，躡景追飛」的勇猛，更寫出了他「良馬既閑」「顧盼生姿」的風致。后首更是詩人飄逸洒脫風神的寫照，「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典型地體現了超然自得飄逸洒脫的魏晉風度，傾倒了無數詩人、畫家和歷代讀者，東晉大畫家顧愷之就曾慨嘆說：「畫『手揮五弦』易，『目送飛鴻』難。」（《世說新語·巧藝》）

他現存詩歌五十多首，其中有不少詩歌表現對世俗的憤激和對權奸的鄙視，如：「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何為穢濁間，動搖增垢塵」（《五言詩三首》其三），「詳觀淩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答二郭三首》其三）。他猛烈抨擊「權智相傾奪」（《答二郭三首》其三）的上層社會，《幽憤詩》中還將矛頭指向魏帝身邊的小人：「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司馬氏集團以冷酷殘忍的手段篡奪政權，為了掩蓋這種不忠不義的行為，為了給篡位製造輿論和進行粉飾，他們又竭力提倡禮法推崇名教，這樣就造成社會上層的道德虛偽。名教與自然的學理爭辯背後隱藏著政治權力的爭奪。士人們並不想攪進政治的旋渦，當何晏等人以《老子》為根基的玄學在政治實踐中陷入困境時，「以莊周為模則」的竹林名士聚集於河內山陽（《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隨著玄學的根基由老子轉向莊子，玄學家們關注的重心也由國家的無為而治轉向了個體的精神自由。與建安時期文人內在於曹魏政權不同，正始時期大部分文人與司馬氏集團疏離或對抗，因而在阮、嵇的詩歌中很難聽到建功立業的豪邁歌唱，很難感受到奮發進取的樂觀精神。他們常常抒寫超世絕群的理想，表現遺世獨立的人格，而憂生之嗟與憤世之嘆更是此時詩歌常見的主題，不僅阮籍詩中「頗多感慨之詞」（鍾嶸《詩品·晉步兵阮籍》），嵇康「集中諸篇」也同樣「多抒感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八）。另外，由於玄學的興盛，阮、嵇等人既是詩人也是玄學家，玄學已成了他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時詩歌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哲理化的趨向，「思」常伴隨著「詩」，詩中有深ｒｅａd•９９cｓｗ.cｏm微的體驗，也有深刻的思考。這樣，正始詩歌在六朝詩歌中別具風味，阮籍、嵇康等人的詩歌被後人稱為「正始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由於他的才華，也由於他的風采，更由於他的人格，嵇康成為正始時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是「竹林七賢」的核心，「竹林之遊」的所在地即在他山陽的寓所。他宣布與山濤絕交，但山濤卻始終如一地稱道他；他與向秀同為正始時期思想界的領袖，他鍛鐵時向秀自願為之鼓排；「七賢」之外的名士呂安也同樣「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晉書·嵇康傳》）。人們佩服他卓越超群的蓋世奇才，也讚歎他那「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的儀錶風度（《世說新語·容止》注引《康別傳》）。史載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世說新語·容止》）。人們在讚美他風採的同時又非常景仰他的人格，如山濤就曾十分嘆服地說：「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容止》）

這樣他的代表作《詠懷》八十二首所抒寫的情感內容也非常複雜，是他對時代與人生體驗、感悟和沉思的結晶，憂生和諷世是《詠懷》的兩大主題。顏延之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文選》卷二十三李善注引）

正始時期曹魏政權轉向衰微，從高平陵之變司馬氏集團控制朝政，到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並最後取曹魏而代之的這十幾年間，一直伴隨著政治恐怖和血腥殺戮，僅高平陵之變這一次的殺戮就使天下「名士減半」（《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擁護曹魏政權而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毌丘儉、諸葛誕和嵇康等，幾年後又相繼遭到殺害。士人在這種殺機四伏的環境中，時時「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許多人有一種「終身履薄冰」的惶恐（阮籍《詠懷》其三十三）。面對司馬氏時代的來臨，士人們根據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價值理想迅速分化：或投靠司馬氏賣身求榮，或酣飲沉醉故作曠達以全身遠禍，或保持人格尊嚴不與司馬氏集團合作。不同的立場選擇也就決定了不同的命運：有人高陞，如山濤；有人沉淪，如阮籍；有人被殺，如嵇康。

「憂生」之作幾乎佔了《詠懷》詩的半數以上，其中有的寫政治迫害的哀傷，有的寫面對現實的恐懼，如：

時令正值「朔風」「陰氣」，四野是一片草木零落，繁華憔悴、凝霜被野的時候又恰逢洪波滔天，禽獸在茫茫曠野中飛馳，無處不陰森恐怖、動蕩不寧，詩人描寫這些景象到底喻指什麼雖不能一一坐實，但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以及「走獸|交橫馳」「朔風厲嚴寒」等語看，詩中的人生感傷和身心「憔悴」可能都與他「身仕亂朝」的處境有關。由此我們能理解詩人大醉六十日逃避與司馬氏聯姻的苦衷，也能體諒他被迫為司馬氏寫勸進表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