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的經歷，早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使青少年的陶淵明及早獲得了入世情懷（《飲酒》之十六），他曾有過「大濟于蒼生」的壯志（《感士不遇賦》），有過「猛志逸四海」的豪情（《雜詩》之五），也有過「慷慨憶綢繆」的雄心（《雜詩》之十）。《命子》據考證作於三十歲左右，而立之年的詩人在追述先輩的勛業時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與欽羡，為陶氏在歷史上「歷世重光」而驕傲，併為自己年屆而立卻一無建樹而羞愧，發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嘆息。稱述祖業既以勉兒亦以自勉，希望自己能繼踵前賢，但願兒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輩有勛績稱於前，兒孫有偉業著於後。他為了自己的事業有成而東西遊走，《擬古九首》之八說：

委任自然也是陶淵明擺脫生死束縛的重要途徑。《形影神》三詩前的小序說：「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和魏晉許多士人一樣，陶淵明有極強的生命意識，對個體生命的短促十分敏感，對光陰的倏忽易逝心懷恐懼：「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于百年，何歡寡而愁殷」（《閑情賦》）。他解脫生死之道既不是幻想長生不老，不是縱酒忘憂，也不是立善求名。《形影神·神釋》中「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破求仙長生，他在《連雨獨飲》也說長生不老是自欺欺人，「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二句破縱酒忘憂，縱酒非但不能忘憂反而是在揮霍生命。「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九-九-藏-書何處」破立善求名，他在其他詩中多次說「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他認為個人的生命無永恆可言，不管是軀體的長生還是美名的長存，任何個人不朽的衝動都是徒然，超脫生死的唯一方法就是將自己冥契于自然、同一于萬物：「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神釋》）他在《擬輓歌辭》其三中更是坦然地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為了不使自己「白首無成」，陶淵明多次「宛轡」出仕，從二十九歲釋褐「起為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辭去彭澤縣令，其間時仕時隱共拖了十二年。史家和詩人自己總是把出仕的原因歸結為「家貧」。陶淵明早年生活的貧苦當然是事實，但這並不是他出仕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辭去彭澤縣令後生活同樣常常陷入困境，有時還窮到「行行至斯里」（《乞食》）去沿門討乞的程度，可他並沒有因為「長飢」去「學仕」，義熙末反而拒絕朝廷「著作郎」的徵召。就其家庭背景和早年「游好六經」的教育來看，他青年時期「慷慨憶綢繆」的志向是他幾次出仕的主要動因。

由於求官是「幼稚盈室」而「瓶無儲粟」的生活所迫，不僅不是實現自己抱負的內在要求，反而有違自己「質性自然」的天性，因而他奔走仕途完全是為「口腹自役」，心靈的折磨比飢凍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從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內在的本性，也遠離了自己喜好的「園林」。是委運自然還是曲從人事，是保持自己的自然「質性」還是「矯厲」自己的本性，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陶淵明最終選擇了前者，這是他「解印綬棄官去」的深層原因，這一選擇也是他生命的決斷。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人。曾祖陶侃在東晉初年聲威顯赫，為一代名將，死後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大概未曾出任顯職，而且在詩人年幼時就去世了，母為東晉名士孟嘉之女。

這兩首詩表達了對這些悲劇英雄壯志難酬的嘆惋，更抒寫了對他們奇行異志的讚美，詩中的果敢之氣蓋過了感傷之情。從「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後」這些鏗鏘作響的詩句中，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對功名的嚮往。他在《擬古》之二中也說：「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陶淵明已屆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憂勤自任，他在《榮木》一詩前的小序中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他不斷打起精神勉勵自己：「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這完全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迴響。

關於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的原因，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曾有過明確的交代：「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後來蕭統的《陶淵明傳》《南史·隱逸傳》都眾口一詞沿襲沈說，「不為五斗米折腰」在歷史上一直被傳為美談，並成為人們讚頌和仿效典範，而且成了氣節和操守的代名詞。儘管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有些大煞風景，但它不僅于情于理不合，更與陶淵明自己的陳述不同，所以歷史上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質疑：「（陶元亮）豈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帶謁見之事，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邪？」（林雲銘評註《古文析義初編》卷四）《歸去來兮辭序》中他對自己辭官的原因有詳細的說明，我們來聽聽詩人自己是怎麼說的：

詩人在自己的家鄉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二十九歲起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職少日便歸，后因家貧先後出任鎮軍將軍參軍、建威將軍參軍等職。義熙元年（405）為彭澤縣令，在官八十余日便自免去職。歸隱田園后朝廷曾徵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拒絕了朝廷的徵聘，以「種豆南山」負耒躲耕終老。死後朋友私謚「靖節徵士」，故世號「靖節先生」。

《飲酒》之五表現了陶淵明擺脫物慾、功名和生死束縛后的人生境界：

人們總是讚美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剛烈氣節，總是激賞他那灑落悠然的人生境界，然而常常忽視了他必須面對的許多有關社會與個人的難題：諸如窮與達的煩惱，貧與富的交戰，生與死的焦慮等。如果只看到陶淵明的高逸洒脫，而不了解他「憂勤自任」（沈德潛《說詩晬語》），我們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陶淵明的人生境界，我們就不明白陶淵明是如何從憂勤走向灑落，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生境界的主要特徵及其文化底蘊。

詩人在此詩中抒寫自己少時獨闖天下的豪俠肝膽，斗強扶衰的俠義情懷，以及世無知音的孤獨苦悶。詩中的經歷並非詩人青少年生活的實錄，身處晉末宋初的陶淵明不可能「行游」到張掖和幽州，「張掖至幽州」和「渴飲易水流」云云，只是明其「壯且厲」的剛強豪邁罷了。在《讀山海經》之九、十兩詩，詩人同樣以高音亮節稱頌不畏強|暴的膽略、頑強不屈的鬥志和剛毅勇敢的精神：

陶淵明的氣質個性又不宜於出仕，他稱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之一），「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也說：「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所以他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鳥兒被關進籠子一般如拘如囚，「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同上），「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難怪清人張蔭嘉認為陶出仕像是「違心之舉」，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古詩賞析》）。出仕又厭仕，始出便思歸，成了陶淵明每次出仕的特點。蘇軾將此說成是陶為人之「真」的一種表現：「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書李簡夫詩集后》）這一行為表明他為人之真固然不錯，但並沒有說清詩人一邊出仕又一邊厭仕的原因。他從「向立年」到不惑年這一人生階段，忽而出仕忽而歸隱，說明他仕有仕的苦惱，隱有隱的不安，寄情田園他難免「白首無成」的惶恐，走上仕途又與他「閑靜少言」的氣質相違。最後詩人才深深意識到汲汲於功名是自己誤入「迷途」，走上仕途使自己「心為形役」，《歸去來兮辭》大徹大悟地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陶淵明這種生命境界所展露的到底是儒家的胸次還是道家的襟懷，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hｔｔｐs://reａd•９９csｗ.ｃｏm的意見，有的認為屬於儒家的「灑落」，並舉出他《時運》一詩中「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為證，說他深心體貼的是孔子「吾與點也」的氣象；有的認為屬於道家的「逍遙」，並說「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完全是道家的景觀，《歸園田居》中「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真」「自然」「忘言」都是老莊的概念範疇。

委任自然，任真自適，是陶淵明的人生態度，也是他的存在方式。在對待窮與達這一問題上他不願意扭曲自己的天性，在對待貧與富的問題上也同樣如此。他和一般人一樣常有「貧富常交戰」（《詠貧士》之五）的苦惱。仕途上的「窮」必然帶來生活上的「貧」，「拂衣歸田裡」后等著他的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之三）的煎熬。陶淵明雖然「望非世族」（《晉書·陶侃傳》），但他作為本朝元勛之後仍有比較深的社會關係，能幾次出入桓玄、劉裕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證明。歷史為他這種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可上可下的選擇餘地，他可以棄官守拙而貧，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正是這種可富可貧的主動性，才造成他精神上是富還是貧的矛盾衝突。詩人之所以最後棄官彭澤，處膏辭潤而選擇「委窮達」，是因為他不願意扭曲自己的本性去投機拍馬。他在《感士不遇賦》中說：「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不以軒冕為榮，不以縕袍為恥，儒家「君子固窮」之節是他坐擁「孤襟」的精神支柱，「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之十六），他「寧固窮以濟意」就是因為不願意「委曲而累己」。不願「矯厲」自己的「自然」質性而棄官，不願「委曲累己」而飽受饑寒，其心理動因同樣都是他那真率自然的生活態度。

其實，陶淵明的生命境界就其文化底蘊而言，可以說是儒道兼綜，體現了晉宋之際名教與自然合一的時代特徵。陶淵明的灑落悠然與莊子的逍遙自適在境界上相通而又不同：相通在於二者本質上都是對社會和自我的超越，不同在於庄反社會而又超社會，陶則在世而又超世。由於反社會、反倫理，莊子逍遙遊的承擔者只是那些吸風飲露的「神人」或「至人read.99csw.com」，逍遙遊也只能到「無何有之鄉」或「四海之外」去尋覓（莊子《逍遙遊》）；由於不離人倫日用之常，陶淵明的灑落在當下即是的「人境」或「東籬」就可實現。「結廬在人境」——好像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迴響（《論語·微子》）；「而無車馬喧」——似乎又是莊子「彷徨乎塵垢之外」的同調（莊子《逍遙遊》）。他在對人際的超越中又充滿了對人際的關懷。清方宗誠在《陶詩真詮》中說：「陶公高於老、庄，在不廢人事人理，不離人情，只是志趣高遠，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另外，由於受到莊子《逍遙遊》精神的深刻影響，陶淵明的灑落比起清沂舞雩之樂的曾點更加脫略形跡，更加超脫曠遠。當然，就其既超脫又平實的人生韻味來看，陶淵明更近於儒門的曾點。儘管他在《止酒》一詩中聲稱自己「逍遙自閑止」，但在精神氣質上他倒更能與曾點「寤寐交揮」。因此，我們將他的人生態度和生命境界標以「灑落」，而不目為「逍遙」。

由於精神上已超然于現實的紛紜擾攘之上，心體原本不累于欲、不滯於物，何勞避地于深山？何必幽棲於岩穴？結廬人境無妨其靜，車馬沸天不覺其喧，環境雖然隨地而有喧寂之別，詩人的心境絕不因之而有靜躁之分。蘇軾在《題淵明飲酒詩后》說：「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為什麼改「見」為「望」便使「一篇神氣都索然」呢？詩人心如明鏡朗鑒萬物而不存有萬物，見南山之前胸中並不曾有一南山。「望」屬有意——好像詩人自性虧欠而求助於外，特地在尋求美景的刺|激，「見」則無心——詩人的自得之趣存乎一心，絲毫不關乎見不見南山，其胸次的「悠然」不在於「見南山」之後而早已現於「見南山」之前，是「悠然見南山」而不是「見南山」才「悠然」。由於詩人既不累於物欲，又不累于功名，他超越了世俗，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死與生，既隨意而采東籬的秋菊，亦無心而見遠處的南山。他的人生表現出一種無所利念的洒脫，無所欠缺的圓滿，灑落悠然就是他生命境界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