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言詩的另一位代表詩人許詢（生卒年不詳）字玄度，高陽新城（今河北省新城縣）人。《續晉陽秋》稱「詢有才藻」，交遊都是當世名流如謝安、王羲之、支遁輩，與孫綽並稱「孫許」。簡文帝說他的五言詩「妙絕時人」，遺憾的是他的詩歌全部亡佚，現僅存的三首殘篇難窺全豹，如《農里詩》斷句「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抒寫的是老莊超然洒脫的韻致，全然見不到「農里」的風物風情；斷句「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從其語言的整飭和音調的和諧來看，許詢有較強的文字表現能力。《晉書·孫綽傳》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于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于許」。看來許詢為人可能比孫綽超然高曠，孫綽可能比許詢更有文學才華。對此孫綽也有同感，當「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時，孫綽的回答是：「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同上）。

他的大多數遊仙之作不過是「假棲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劉熙載《藝概·詩概》），表現了詩人的匡國之志和憂世之情，也流露了志不獲騁的苦悶和高蹈出世的嚮往。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對此曾有精當的評論：「蓋自傷坎壈，不成匡濟，寓旨懷生，用以寫郁。」我們來看其中兩首代表作：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高度評價了郭璞《遊仙詩》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遊仙詩》能在詩語、詩情和詩境上獨拔時流，跳出玄言詩的窠臼，所以它在同時代的詩歌中顯得挺拔出群。同時《遊仙詩》也突破了歷史上遊仙詩的某些傳統，它並非單純寫飄飄遊仙的樂趣，而主要是通過這一題材表現自己對時代、社會、人生的體驗，抒寫自己的人生苦悶與社會理想。《晉書·郭璞傳》稱璞「詞賦為中興之冠」，鍾嶸也認為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詩品》卷中），永嘉南渡以後郭璞為東晉第一位重要詩人，read.99csw.com他不僅是西晉和東晉之間一位過渡性的詩人，也是這時期一位成就最高的詩人，「中興之冠」的盛譽當之無愧。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的出塵之想，是由於「逸翮思拂霄，迅足羡遠遊」的用世之志不能實現，「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的隱逸之思，正來於「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的痛苦絕望。隱逸也好，遊仙也罷，都是詩人「不成匡濟」而「自傷坎壈」的表現。

庾闡的遊仙詩在「辭趣」上不同於郭璞，他沒有郭璞遊仙之作中那種「零淚緣纓流」的悲傷，也沒有他那種「不成匡濟」的憂慮，庾闡不過是借遊仙來「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抒寫「靈化」于「自然」的逍遙之境。庾闡遊仙詩的語言雖不像郭璞那樣「文藻粲麗」，但他也十分注重琢字鍊句，如第四首「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高。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色彩鮮明而又對偶工整。

王羲之存有《蘭亭詩》二首，一為四言，一為五言，其中五言詩凡五章，而以第二章在藝術上最為出色：

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璞博學多才，通經術，善辭賦，喜好古文奇字，妙于陰陽算曆卜筮，因此有許多關於他卜筮神妙的離奇傳說。永嘉末中原板蕩，他來江南后深得王導器重，被引為參軍；元帝時為著作郎、遷尚書郎；明帝初王敦起為記室參軍，后因勸阻敦謀反為敦所害，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有輯本《郭弘農集》。曾遍注《爾雅》 《方言》 《山海經》 《穆天子傳》《楚辭》《水經》等書，過江之初的大賦《江賦》雄奇壯麗，與木華《海賦》同為文學史上寫江海的名篇。當然，郭璞最為人傳誦的是《遊仙詩》。

此詩雖還有玄言詩的餘韻，但主要是在寫景抒懷而非體認玄理，所以《文選》收入「遊覽」詩類。詩的結構、韻味、語言已透出其侄輩靈運的氣息，如「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就大類靈運的詩句。

遊仙詩並非始於郭璞，在《楚辭》中就多有遊仙的內容，如屈原的《遠遊》《招魂》。漢魏詩歌中更有許多遊仙之作，連俯視八極的曹操也有《秋胡行》。屈原「遊仙」是由於他保留了楚地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徵，保留了神話的想象與傳說，也是由於時代的污濁和黑暗使他希望「輕舉而遠遊」。漢魏的遊仙詩多抒寫對生命的依戀，對九九藏書長生的企盼。郭璞的《遊仙詩》則既不同於屈原，也有別於漢魏遊仙之作。鍾嶸《詩品·晉弘農太守郭璞》說：「《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其雲『奈何虎豹姿』，又雲『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遊仙詩》現存完篇十首，另有九首殘篇。這些詩篇中雖有部分是抒寫「列仙之趣」，描寫自己登天神遊的「經歷」和九天閶闔的神奇境界，表現自己超凡入仙、長生不老的願望，而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現實「令人哀」才幻想「飄颻戲九垓」，如第九首：

鍾嶸說這一時期的詩歌「平典似《道德論》」，劉勰對此時詩歌的評價也基本是否定性的，以談玄入詩難免墮入理障，許多詩歌的確「淡乎寡味」。不過，我們從《蘭亭集》中的詩歌也可以看到，玄言詩與山水有很密切的關係。《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孫綽《庾亮碑文》說：「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東晉後期便由目擊山水而體悟玄思，進而因山水獲得審美陶醉。義熙年間玄風漸替，謝混開始在詩壇起衰救弊，上摧孫、許而下開顏、謝，成為山水詩的開路人。如他的《游西池》：

寫玄言詩的當然不只孫綽和許詢，東晉中期的詩歌要麼為玄言詩，要麼受到玄言的深刻影響，如晉穆帝永和九年（353）詩人們在會稽的蘭亭唱和，這次唱和詩歌后結集為《蘭亭集》，王羲之還為此寫了著名的《蘭亭集序》。詩集不管是寫山水之樂，還是寫詩酒風流，表現手法或許有高低之分，但滲透玄理卻別無二致。如庾友的《蘭亭詩》：「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玄會。」王凝之的《蘭亭詩》：「庄浪濠津，巢步潁湄。冥心真寄，千載同歸。」謝安的《蘭亭詩》也說：「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陽景，微風翼輕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殤。」

江左「玄風獨振」自然與江左士人的心態息息相關，渡江之初晉元帝也有「寄人國土」的慚愧（《世說新語·言語》），過江士族更黯然神傷，《世說新語·言語》載：「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雲：『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東晉前期政壇的中流砥柱王導，開始口頭上還鼓勵大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同上），但實際上並不見他有任何光復失地的舉措。「離黍之悲」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淡化，到了第二代士大夫就基本上「還把他鄉認故鄉」了，如王羲之因會稽山水風物絕佳而「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晉書·王羲之傳》）玄學清虛恬淡的旨趣恰好迎合了士大夫偏安苟且的心態與閑適風雅的情調，一時名士都對玄學清談樂此不疲。

詩人通過對春光春色的喜愛，表達了自己開朗樂觀的人生態度，從「仰觀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兩句，不難想象詩人當時「遊目騁懷」的蕭散風神，從「群賴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兩句，更展示了詩人對自然與人生的全新體驗。但從「寓目理自陳」和「大矣造化功」看，全詩仍然有玄言意味，詩人還是在山水中體認玄理。

東晉中期玄釋合流，名僧與名士過從甚密，如支遁援釋入玄對《逍遙遊》別出新解，在向秀、郭象之外標新立異，贏得不少士人的讚許和尊敬。《世說新語·文學》載：「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俊氣，殊自輕之。后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后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有的名士認真研讀佛經，佛理也常是清談的話題，孫綽還著有《道賢論》《喻道論》等佛學論著。不過其時玄言詩中所表現的仍然是玄理，還看不出佛學影響的痕迹，即便支遁的玄言詩也是以韻文談「玄」而不是以詩說「空」。

當然他並不是首首詩都像這樣艱澀枯燥。《秋日詩》雖然仍受玄學的影響，但它所表現的卻是清虛沖淡的情懷，而且這種沖淡的情懷與蕭瑟的秋景融為一體：

稍晚于郭璞的庾闡也寫了一些遊仙詩，現存這類作品十首，其中五言詩四首，六言詩六首。如六言詩：

玄言詩的代表人物是孫綽和許詢，鍾嶸在《詩品》卷下說：「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世說新語·文學》注引《續晉陽秋》載：「詢、綽併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真正籠罩東晉詩壇的是玄言詩，南朝人對此多有論述，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鍾嶸對這一時期詩歌的批評更為尖銳：「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省平遙縣）人，寓居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其父孫楚為西晉詩人，以名句「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見稱詩家，鍾嶸《詩品》將其列入中品。綽少時游放會稽山水十余年，后歷任參軍、太學博士、尚書郎、永嘉太守、散騎常侍等職。孫綽自稱「少慕老莊之道」（《遂初賦·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佛教的影響，在其名文《喻道論》中就有兼綜釋道的傾向。在文學創作方面孫綽是位多面手，碑文尤為時人所推許，其時名公重臣死後的碑文皆出其手，史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晉書·孫綽傳》）。儘管他對自己的文賦十分得意，揚言《天台賦》擲地可「作金石聲」，但他的玄言詩最為有名。他各種題材的詩歌都滲透了玄理，所謂「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即使悼念母親的《表哀詩》也以這樣的句子開頭：「茫茫太極，賦授理殊。」與友人酬唱的ｈttpｓ://ｒead•99cｓw.coｍ《贈溫嶠詩》一起筆就說：「大朴無像，鑽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答許詢詩》九章就更是毫無形象的韻文了：

劉勰稱西晉詩壇「人才實盛」（《文心雕龍·時序》），但到了後期由於諸王及諸胡之亂，太康詩壇上的精英大部分都在亂中喪命，如張華、潘岳、陸機、陸雲、石崇、歐陽建、劉琨等無一倖免，摯虞等人甚至活活餓死亂中。西晉後期人才凋零，詩壇沉寂。晉室南渡之際，劉琨留守在北方并州浴血苦戰，郭璞則攜家避地江南。劉琨壯烈殉國以後，只有郭璞在勉強支撐詩壇的殘局。

東晉玄言詩的興盛當然主要是「玄風獨振」的結果，但江左的玄風不同於正始的玄學，進行深刻哲學運思的理論興趣逐漸淡化，玄學此時已成為一種思辨的遊戲，士大夫之所以熱衷於談玄，是因為他們能在清談中表現自己的機智和辭鋒，能在談玄中展示自己的氣質和風度。《世說新語·文學》載：「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后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余語，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無論是談者還是聽者，倒不在乎到底談了些什麼，而更注重對方是怎麼談的。「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文學》）「理之所在」人們並不怎麼關心，清談時「精麗」的「才藻」和「自得」的氣韻才能博得大家「嗟詠」。這樣談玄中的「思」就轉向了「詩」，江左那些清談高手同時也是玄言詩人，如當時著名的清談家許詢、孫綽「併為一時文宗」（《文學》引《續晉陽秋》），「簡文稱許掾雲：『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