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詠懷詩中也有很多傳世的名作，這些詠懷詩常以組詩的形式出現，如《飲酒二十首》《雜詩十二首》《擬古九首》《形影神三首》《擬輓歌辭三首》。其中《飲酒》《雜詩》既不是寫於一時，也並非歌詠一事，它們在形式上受到阮籍《詠懷詩》的影響。《飲酒》詩二十首或者與飲酒有關，或者屬於酒後創作，詩前有一小序，可見將它們綴合在一起是詩人有意為之。《形影神》三詩則是詩人精心創作的結構嚴謹的組詩，三詩渾然一體。《擬輓歌辭三首》也同樣是結構緊湊的組詩，三詩既有時間的順序，也有情感發展的邏輯聯繫。

由於陶淵明將躬耕隴畝與守拙養真聯繫了起來，他在田園中寄託了自己的人格理想，這使他的田園詩有了更深的價值關懷，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他的詠史詩有《詠貧士七首》《詠二疏》《詠荊軻》《詠三良》等。《詠荊軻》表現了陶淵明「金剛怒目」的一面，「雄髮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這種鏗鏘作響的詩句，是「建安風骨」或「左思風力」的有力迴響。《詠貧士》七首主要是通過詠嘆古代貧士來表現自己的氣節操守，如：

詩人深慨于「當世士」將所謂「志四海」橫亘于胸中，在宦海風波里沉浮，在名利之途擾攘，身心長期處於焦慮、煩躁和緊張之中，就像「冰炭滿懷抱」那樣不得半日安寧。他們不僅靈魂沒有駐足之地，連身家性命也有不測之災。陶淵明既已透悟榮名外在於生命，便無利祿之求和聲名之累，因而目前所遇莫非真樂：遠離了官場的明爭暗鬥，盡可在親戚子孫的共處中相慰相濡；用不著為窮達貴賤而煩心，盡可在「觴弦」中瀟洒度日；再也不必束帶見督郵，盡可享受緩帶寬衣的「歡娛」；既不必披星早朝，也不必挑燈草詔，盡可隨意「起晚眠常早」。人生何必紆青拖紫進退百官而後快，只要子孫繞膝、親戚共處，但得濁酒半壺，清音一曲，對這個世界不忮不求，無滯無礙，緩帶、早眠、晚起，全身心都沉浸在怡然自得的福惠之中，「終曉不能靜」的憂思躁動一變而為「起晚眠常早」的灑落悠然。陶淵明的這一面對後世影響更大。

有一部分田園詩表現他的鄉居生活，如《移居二首》：

陶淵明一生何曾有財富「過足」的時候，可他卻在朋友面前「貧人誇富」（黃文煥《陶詩析義》），「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身處貧賤卻精神充盈，全詩都是抒寫自己自得自足的人生體驗，如「回飆開我襟」的愜意，「息交遊閑業」的閑適，「酒熟吾自斟」的悠然，還有「弱子戲我側」的天倫之樂，清吳瞻泰在《陶詩匯注》中說此詩「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灑落」。唯其不以貧賤而慕于外，不因寶貴而動于中，陶淵明才會真正感受到人生「真復樂」。

所謂田園詩是指他描寫田園風光、鄉村風俗、鄉居生活和田間耕作一類的詩歌。陶淵明「質性自然」的天性使他與官場格格不入，回歸自然或重返田園成了他的一種形而上的衝動：「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在陶淵明的心目中，「園田」或「園林」是「人間」或官場的對立面：「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既已深知官場的「好爵」有礙於自己生命的真性，他便明確地將歸隱田園等同於「守拙」和「養真」：「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回歸自然既是回到他「日夢想」的田園，也是重歸自己「質性自然」的天性，因而回歸自然是他人生外在性與內在性的同時完成。著名的《歸園田居五首》生動地表現了詩人「返自然」的雙重意蘊：

《東坡題跋》卷二《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后》說：「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清邱嘉穗也認為此詩是陶淵明「自擬其平生固窮守節之意」（《東山草堂陶詩箋》）。上首詩中的黔婁同樣也是淵明的化身，詩中的古人既不必有此事，也未必有此心，詩人不過借他「自比其安貧守賤之操」（溫汝能《陶詩匯評》卷四）。

《詩經》中有一些如《七月》《噫嘻》《豐年》這樣的農事詩，尤其是《七月》一詩，記述了一年四季的勞動生產，如農夫在農田的耕種、收穫、種桑、養蠶、織麻、打獵等。這些農事詩的價值是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農夫的生活和生產狀況，但還沒有人將田園作為審美的對象。只有陶淵明才真正發現了田園的美，田園成了他自己心靈的棲息之所，並作為自己人格的對象化，還在田園中寄託了他的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陶淵明是中國古代田園詩鼻祖，創造了田園詩的典範，後來的孟浩然、王維、儲光羲、韋應物等人無一不受到他的深刻影響。

黃文煥在《陶詩析義》卷二中說：「『返自然』三字，是歸園田大本領，諸首之總綱。『絕塵想』『無雜言』是『返自然』氣象。『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是『返自然』方法。」詩中的「塵網」「樊籠」「自然」具有雙重內涵：從外在層面講，「塵網」「樊籠」是指束縛人的仕途或官場，它與詩中的「丘山」「園田」的自然相對；內在層面的「塵網」「樊籠」指人干祿的俗念和阿世的機心，它與詩人「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本性相對。「返自然」相應也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回歸到自己「日夢想」的田園，這就是他在其組詩第一首中如數家珍地羅列的「地幾畝，屋幾間，樹幾株，花幾種，遠村近煙何色，雞鳴狗吠何處」（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二）；二是回歸到自己生命的本真性，擺脫一切官場應酬、仕途傾軋、人事牽絆，「相見無雜言」則於人免去了俗套，「虛室絕塵想」則於己超脫了俗念，「守拙」則去機心而顯真性。披星而出，「帶月」而歸，開荒田野，種豆南山，這才是深契自然的真洒脫。清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說：「（《歸園田居》）五詩衣被後來，各大家無不受其孕育者，當與《三百篇》同為經，豈徒詩人云爾哉！」這五首詩在後世詩人心目中具有和《詩經》同樣崇高的地位，可見它們對歷代詩人們的影響之大了。不過，雖然「儲、王極力擬之，然終似微隔，厚處、朴處不能到也」（《沈德潛〈古詩源〉卷八》）。儲、王諸家其詩「微隔」的根源在於這些詩人仍有機心和「塵想」，仍未回到自己內在的「自然」——生命的真性，因而也就仍與外在的自然——田園——「微隔」一層。陶淵明說自己是為了「守拙歸園田」，《感士不遇賦》也說「誠謬會以取拙」，「拙」的反面就是「機巧」，沒有阿世媚俗的氣質和機心就是「拙」。他在其他詩文中常常稱自己「拙」，《詠貧士七首》之六中說：「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雜詩十二首》之八感嘆說：「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與子儼等疏》中也稱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既明知自己為人之「拙」，為何還要「守拙」和「取拙」呢？明黃文煥《陶詩析義》引沃儀仲的話說：「有適俗之韻則拙不肯守，不肯守拙，便機巧百端，安得復返自然？」人生在世俗社會的攘奪追逐之中，或淪於物，或溺於私，或徇于名，或墮于利，隨著自己的為人由「拙」變「巧」而逐漸失去了自家的本來面目，「守拙」就是守著自己生命的本心或真性不為世俗所染，只有自己守住了自己「質性自然」的真性才能「返自然」。

陶淵明四十歲前曾幾次離家入劉裕等要人幕府，寫過幾首紀游詩，另有一首《游斜川》，此詩也可以說是一首山水詩。他的贈答詩共十幾首，如《贈長沙公》《答龐參軍》《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和劉柴桑》《酬劉柴桑》《和郭主簿二首》《歲暮和張常侍》等，不管是與朋友敘舊，還是與官僚應酬，不管是對知己慨嘆人生，還是對新知吐露心曲，詩人總是那樣真率坦誠。其中《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備受人稱道：

他的詠懷詩或抒寫有志不獲騁的苦悶，或表現超脫功名利祿后的曠達，或表現他對官場厭惡，或抒發他對人生的深沉體九九藏書驗與喟嘆，或表現詩人的生命意識，這類題材的詩歌真實地展露了陶淵明的個性、氣質、為人，真切地反映了他對人生與社會體驗的深度。如《雜詩》之二說：

陶淵明詩歌從題材上大致可分為田園詩、詠懷詩、詠史詩、紀游詩和贈答詩五類，其中最有個性、影響最大的是田園詩。

此詩寫自己事業無成時的苦悶焦慮，白日西沉和素月東出引起他「日月擲人去」的惶恐，「夜中枕席冷」襯出了他的凄涼，「揮杯勸孤影」更寫出了他的孤獨，時光流逝而志不獲騁的失落，使詩人焦灼痛苦得「終曉不能靜」。詩人以樸素平易的語言向我們坦露了他的內心世界。

這兩首詩寫喜得佳鄰的快慰，移居南村全不在風水吉祥的住宅，一間「取足蔽床席」的「弊廬」足矣，更不是為了去攀附那兒的高門大戶，為的是能與純樸淡泊的「素心人」度過朝朝夕夕，便於與這些「鄰曲」「時時」往來。鍾惺在《古詩歸》卷九中評論說：「二詩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見公和粹坦易，一種近人處。」陶淵明超然於人際的成敗窮達，「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祿、軒冕榮華全「不入眼，不入口」（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二），「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對衣食的操持和對家務的興緻，正反襯出他對仕途升降與人世榮枯的冷淡。另外，他與「素心人」的親密情感交流，正是他「歸園田」后「養真」與「守拙」重要內容，「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純樸真摯的鄉村生活使大家都脫略形跡，這兒沒有陰謀、機心、詭計的市場。詩人對世俗的超脫與對人際的關懷在這兩首詩中同時得到了真切的表現，我們覺得他既是那樣超塵絕俗，又是如此平易近人。

詩中的裛露掇菊不同於屈原的「夕餐秋菊之落英」，在屈原是明其品性的高潔，而在陶淵明則是寫其精神的超曠。他在精神上蟬蛻於一切世情俗慮之外，再也不汲汲於從前熱衷的功名，再也不蠅營於世俗追逐的利祿，才會有裛露掇菊的雅興，才會有黃昏獨酌的閑情，超然於人世的成敗、毀譽、窮達，人生才可能這般洒脫自在，才可能有「杯盡壺自傾」的這種自足自娛。詩人寄情于酒但不滯于酒，寄懷於物而不累於物，于「泛此忘憂物」中融然遠寄，于隨緣自適中擺落萬有，于存在深處把握生命的本質。

《擬古》其五也表現了同樣的情懷：

《雜詩》之四向讀者展示了陶淵明另一面：

癸卯歲即晉元興二年（403），時陶淵明三十九歲。早存躬耕田園的志向直到年近不惑才得以踐履夙願，難怪他有「夙晨裝吾駕，啟途情已緬」這般激動了。從「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這些喜氣洋溢的詩句中，我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詩人當年躬耕時興奮的心情。他看著鳥兒歡快地迎接春光，「泠風」送來融融暖意，風兒輕拂著田野的嫩苗，此情此景使他想起「植杖而芸」的荷蓧丈人，想起結耦而耕的長沮、桀溺，並深深理解他們何以要遠離仕途耕而不輟，何以要逃避「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塵囂「悠然不復返」。要深刻地理解這兩首詩，或者說要深刻理解陶淵明的田園詩，我們就得弄清楚「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中「所保」的是什麼。從陶淵明全詩的語意和語氣來看，詩人「所保」的絕不是身家性命，清吳瞻泰的「實踐隴畝之能保其真」（清吳瞻泰輯《陶詩匯注》卷三）不失為勝解，明人沃儀仲的解釋更為精到：「寄託原不在農，藉此以保吾真。『聊為隴畝民』，即《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不在酒也。若無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復有所保矣，且曷雲懷古。」（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三）雖然陶淵明躬耕並非完全不在意收成，「寄託原不在農」一語稍嫌絕對和偏頗，但這無妨沃氏解釋的獨到和深刻。「聊為隴畝民」的「聊為」清楚地表明詩人並沒有把自己等同於「隴畝民」，他對自己的士人身份有清醒的自覺，他的躬耕也比農民的耕作有更豐富和更深刻的文化內涵。他的躬耕除了像農民那樣關心作物收成的豐歉外，同時也關注或者說更關注自己生命本性的「養真」與「守拙」——他正是為了「守拙」才「歸園田」，為了「養真」才棲遲「衡茅」的。農民的田間耕作是對命運的被動接受，陶淵明的躬耕行為則是自己的主動選擇。他與「隴畝民」的這些差別不僅不影響他九九藏書作為詩人的偉大，反而使他更具有人格的魅力，更具有存在的深信度。

詩人在辛苦的田間耕作中對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如《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飲酒》之七同樣也是表現他的生命意識：

從所表現的題材來看，陶淵明不僅創造了田園詩，其詠懷詩也是對阮籍《詠懷詩》的繼承和發展，而詠史詩又承續著左思《詠史詩》而別開生面，贈答詩也擺脫了敷衍應付的俗套，能向舊友新交坦露自己的真性情。

陶淵明認為自食其力是一個人的第一要務，「孰是都不營」像寄生蟲似的生活，永遠也不會心安理得，正是對人生這種樸素而又深刻的體認，使他不在意「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的耕作之苦，願意忍受「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的嚴酷氣候，並自得於「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的恬然自適。此詩將躬耕的感受寫得細膩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