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藝術上的「新變」也表現在永明詩人在詩風與詩體上的創新。作為一種時代風格，元嘉詩歌華麗典雅而又滯澀拙重，永明詩歌則既清新靈秀又自然流麗。《顏氏家訓·文章》載沈約的話說：「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易見事」就是用典要明白曉暢，隸事用典讓人感覺不到是借用典故，像是從自己胸中流淌出的一樣自然；「易識字」是要使語言平易通暢，盡量不用那些偏僻奇奧的字詞；「易讀誦」當然是要求詩歌音調和諧，吟誦起來朗朗上口。謝朓也常言「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要做到「圓美流轉」就得用典明白易了，用詞平易通暢，音韻和諧婉轉。

這兩首詩在寫法上基本略去了大謝山水詩對遊程的大段記述，「一起以寫題為敘題，興象如畫」（方東樹《昭昧詹言》），在寫景上也不像大謝那樣作無休止的鋪陳，而是攝取最典型的物象以工筆繪出，無論寫意繪景都簡潔明凈，即使著色明麗也別具天然情韻。「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富於陶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瀟散風致，「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則是小謝所獨有的清秀明麗，「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更是千古傳誦的天然秀句了。

永明體的代表詩人無疑要數謝朓。清吳淇在《六朝選詩定論》中說：「齊之詩以謝朓為稱首，其詩極清麗新警，字字得之苦吟。較之梁，惟江淹彷彿近之，而沈約、任昉輩皆所不逮，遂以開唐人一代之先。」 謝朓詩歌句既清麗，韻更悠揚，詩風俊朗秀逸，明末鍾惺認為謝玄暉「靈妙之心，英秀之骨，幽恬之氣，俊慧之舌，一時無對」（《古詩歸》）。他最拿手的題材是山水詩，鍾嶸認為「其源出於謝混」（《詩品》卷中），像大謝的山水詩一樣描寫細緻逼真，但又不像大謝那樣雕鏤板滯，如：

這些精緻玲瓏的小詩可與唐人五絕媲美。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就其氣韻、聲調和筆致而言，的確可以說「玄暉為唐調之始」（胡應麟《詩藪》）。唐代詩人大多都推崇謝朓，李白 「一生低首謝宣城」（王士禛《論詩絕句》），杜甫也同樣希望自己「詩接謝宣城」（《陪裴使君登岳陽樓》），到大曆十才子等人更是將謝朓作為典範作家來學習。

此詩之所以令人叫絕，不只是它描寫了京城的巍峨壯麗，勾畫出傍晚日照大江的絢麗多姿，寫出了春天江邊雜英滿甸的盎然春意，更重要的是詩人將這一切和離京去國之情融為一體，「白日麗飛甍」的宏偉宮闕很快就和自己無緣，「餘霞散成綺」的美景轉眼也只能在記憶中回味，「喧鳥覆春洲」的清脆鳥鳴此後也只能在夢中才會聽見，優美清麗的畫面中洋溢著依戀惆悵之情。李白對詩中的名句稱道不已：「解道澄江凈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永明詩風清新、流麗、曉暢，在詩人們遣詞造句上也能充分體現出來。沈約作為一代學者、詩人和歷史學家，他寫詩要想獺祭藻飾是不愁沒有材料和辭藻供其驅使的，但他的詩歌在語言上大多流麗曉暢，很少用僻典和奇字，即使隸事用典也猶如己出，基本上能做到他自己提出的「三易」原則。永明詩壇上另一位代表詩人王融同樣也「辭不貴奇」，鍾嶸稱其詩歌語言「詞美英凈」（《詩品》卷下）。謝朓的詩歌更能體現「永明體」的風格特徵，後文將要對他詳細闡述，現在我們通過沈約的詩看看永明詩歌語言上的這一特點：

前詩是與何遜的聯句，何集題為《范廣州宅聯句》，這四句可獨立成篇，「雪如花」與「花似雪」不僅能見出詩人想象的豐富，能見出他構思的精巧，也能見出詩篇迴旋婉轉的特徵。蘇軾《少年游》一詞中「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明顯是從范詩「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化出。後面一首《閨思》語言明白如話，而聲調則圓轉流利。

永明體一方面是元嘉體的承續，另一方面又實現了藝術上的「新變」。

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二語發端，滾滾東流的江水日夜不息，恰似詩人不能自已的悲憤之情，其氣勢滔滔莽莽，其情思悲慨淋漓。不僅蘇東坡的「大江東去」壯語可能受到它的啟發，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名句又何嘗不是暗用其意？「秋河曙耿耿」以下六句承「關山近」，實寫京畿秋江夜望景色：秋天的夜空微露曙色，江邊陸地寒色蒼蒼，宮殿上面灑滿了銀色的月光，而低垂的玉繩星好像斜掛在宮闕下邊，此情此景非悲愁中親歷者不能道，甚至連畫工也難描。「驅車鼎門外」以下六句承「返路長」，抒寫自己對西府同僚的思念之情，太陽不受地域的限制尚不可驟見，何況與西府同僚相隔兩地的呢？風雲之中雖有鳥道相通，人世的京邑與荊州卻受到江、漢的阻隔，至此才知道詩人為何說「客心悲未央」。聲調響亮而又和諧，語言靈秀而又雅健，難怪沈約稱道他「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傷謝朓》）了。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同樣是一篇秀而且健的名作：

「竟陵八友」之一范雲和沈約一樣歷仕三朝，但他的主要創作年代仍在齊朝，詩風與沈約、謝朓等永明詩人相似，鍾嶸稱其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詩品》卷中），下面兩首詩可見出范詩那種秀逸、輕盈、宛轉的特點：

這三首詩第一首是寫閨怨的樂府，第二首寫友人之間的離別，第三首為詠物的應制詩。應制詩既沒有常見的那種典重華麗，樂府詩也毫不古拙艱澀，離別詩更是清便婉轉。三詩雖然體裁不同，題材各異，但在語言read.99csw.com上無一不是清空一氣，平易、流暢而又自然。尤其是《別范安成》一詩以淺語寫深情，遣詞于平易中寓新巧，音調流美卻毫不輕浮，是離別詩歌中「不易多得」的佳作（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輯何焯評語）。

謝朓詩中的寫景名句當然不止「餘霞散成綺」一聯，春夏秋冬四時在他的筆下各呈異彩，京城、荊州、宣城的景色更各有個性，這裡有春日的明媚——「香風蕊上發，好鳥葉間鳴」（《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有秋天的蕭瑟——「寒槐漸如束，秋菊行當把」（《落日悵望》），有荊州的壯闊——「荊山嵷百里，漢廣流無極。北馳星晷正，南望朝雲色」（《答張齊興》），還有京郊的嫵媚——「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藝術上的「新變」還表現在所謂「新體詩」的出現。「新體詩」之名來於清末王闓運《八代詩選》，它是「永明體」在詩體上的突出體現：首先它必須符合「前有浮聲，后須切響」的四聲要求，在聲調上近於後來的近體詩，與格律詩不同的是它有對無粘，並常常押仄聲韻；其次它要求兩句之間應當對偶，儘管這種對偶不像近體詩那麼嚴格；最後它在句型的選擇上趨於短小，基本上以五言四句和八句為主。有人曾做過統計，在謝靈運的詩集中，十六句以上的詩歌有五十首，八句的只有四首，而在謝朓詩集中十六句以上的有二十八首，十二句的有十六首，十句的也是十六首，八句的詩歌有三十六首（此處統計不包括大小謝的樂府詩，如果包括樂府詩，小謝的四句詩有十幾首之多，而且在聲律和韻味上都近於五絕）。永明以後的詩人常批評大謝的詩歌以「繁富為累」「繁蕪」「冗長」等，就是因為大謝的詩中對句過多過密，大量相同的句式反覆出現給人以單調繁冗的感覺。永明時期出現了大量四句和八句的短詩，它們在聲、韻、調及其句型上都可說是律詩的濫觴。

第一，藝術上這種「新變」體現在永明詩人自覺地追求詩歌的音韻美，《梁書·庾肩吾傳》稱：「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南齊書·陸厥傳》對「永明體」的由來有更詳細的闡述：

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在齊武帝次子竟陵王蕭子良周圍形成了一個文人集團，其中最著名的有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八人，時人號為「竟陵八友」。鍾嶸在《詩品序》中說將四聲用於詩歌創作是「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周顒雖寫有《四聲切韻》，但他在詩歌創作上影響不大。王融曾計劃寫一部《read.99csw.com知音論》，可惜他和謝朓又都不幸早逝，沒有留下完整的論述文字。沈約則不僅著有《四聲譜》，且歷仕宋、齊、梁三朝，既是政壇上的名公巨卿，又是文壇上公認的領袖，所以他是永明體理論上的主要闡述者，也是永明體創作上的重要詩人。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提出了永明體聲律論的總體原則：「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在同一詩句中平仄必須交錯，在兩個對句中平仄必須對立，其重心無非是使詩歌音韻和諧優美。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還規定作詩應當避忌的八種毛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加上前面說的平上去入，就形成了後來人們常說的「四聲八病」。四聲應用於詩歌創作對格律詩的形成具有歷史意義，而「八病」則是在四聲基礎上確立的聲律規範，儘管這些規範是從反面設定的創作原則，但其出發點是要詩人避免詩歌聲、韻、調的重複雷同，以達到聲調的錯綜與和諧。

清人方伯海說小謝詩歌「秀處在骨」（《重訂文選集評》），鍾嶸也早就稱謝朓詩「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詩品》卷中），輕靈但絕不纖弱，秀麗處不失遒勁，如《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謝朓以樂府舊題寫成的那些五言小詩，既有民歌的明白淺易，又兼文人的含蓄委婉：

雖然永明詩人也未能完全避免「八病」，但將四聲的音韻學成果運用於詩歌創作，使詩人對詩歌音韻美的追求從無心走向了有意，詩歌的音韻也從「暗與理合」變成了全由「思至」（《宋書·謝靈運傳論》）。講究聲律雖然開始時難免「文多拘忌，傷其真美」的流弊，但這隻是藝術探索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價。這一努力是我國古代詩歌走向格律的第一步，永明體也成了格律詩的先聲。

永明詩人很注重通過平仄的變化使詩歌音韻圓轉流美，曾有學者就《文選》《玉台新詠》《八代詩選》所選沈約、謝朓、王融三人五言詩的平仄做過統計，其中沈約入選三十二首詩歌共二百五十二句，嚴格入律句有一百一十八句，佔百分之四十七；謝朓入選四十四首詩歌共三百六十六句，嚴格入律句有一百七十七首，佔百分之四十八；王融入選十六首詩歌共一百一十二句，嚴格入律的四十六句，佔百分之四十一。在這三本選集中，顏延之和謝靈運所選詩歌的嚴格律句和特殊律句佔百分之三十五，王融的佔百分之五十八，沈約的佔百分之六十三，謝朓的佔百分之六十四。詩歌律句超過半數以上是從永明詩人開始的（劉躍進《門閥氏族與永明文學》第三章），詩歌「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也是永明時期才真正實現的，因而，「圓轉流美」這一對詩歌的美學要求，只有永明時期才可能提出，也只有永明詩人才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