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正值梁「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哀江南賦》）之際，其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徐陵和庾信併為東宮抄撰學士。庾家父子與徐家父子一同出入禁闥，詩風又都香艷綺麗，所以人們將他們的文學風格並稱為「徐庾體」。侯景作亂台城陷落後，庾信逃往江陵，后奉梁元帝蕭繹之命出使西魏，在長安期間正值西魏滅梁，被迫滯留北方。歷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縣侯，人稱「庾開府」。

蹉跎的歲月既不可挽回，昔日的雄心更不能實現，此詩抒寫了光陰虛度而壯志成空的沉哀劇痛，在當時南朝的詩歌中難得聽到這種蒼涼的音調，也很少見到這種剛勁的筆力，更難體驗到這種沉鬱的心境，此詩倒是讓我們稍稍領略到了一點「河朔詞義貞剛」的特色。

這首詩毫無遮掩地向江南故人坦露剛剛被俘后的心跡：從被迫北上途中的阻厄艱難，說到離鄉去國心情的壓抑沉痛，從決心要保持名節的意向，說到作為亡國賤俘的猶疑恐懼，從不可遏止的思鄉之情，說到壯志消歇萬念俱灰的無奈，再從塞北窮山惡水的環境，說到自己希望與友人一道羽化登仙的幻想。這裡有「鄉關之思」，有家國之恨，也有人生之嗟。詩人完全沒有計較語言的工拙與色澤的濃淡，一洗粉澤雕琢而歸於樸素自然，如「壯志與時歇，生年隨事闌」，字面上是工整的對偶，可語氣又像是脫口而出，無意于工而無不工。他的另一首《渡河北》也是為人傳誦的作品：

他的文學創作以四十二歲出使西魏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作品現存不多，由於生活圈子的狹窄，其詩歌題材不外乎光景流連和聲色歌舞，不可能表現比較廣闊的生活內容，又由於文學侍從的身份，其詩多為奉和應制之作，很難抒寫自己真實的思想情感，他的詩歌不可能擺脫「宮體詩」的影響。他那些奉和之作如《奉和山池》（梁簡文帝有《山池》）、《奉和泛江》（簡文帝有《泛江》）、《和詠舞》（簡文帝有《詠舞》）、《奉和初秋》（簡文帝有《初秋》），主要是言簡文帝之所言，見簡文帝之所見，從語言到體格與簡文帝簡直難分彼此，如《和詠舞》：

北齊作家邢邵（496—？）與溫子升齊名，《北齊》本傳稱其「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邢邵，河間（今河北任丘）人。北魏明帝初除奉朝請，遷著作郎，累遷中書侍郎，入北齊歷任驃騎將軍、太常卿兼中監，加特進。他早年即以文學才能傾動京師。他之所以將沈約作為自己取法的典範，是因為他認為「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引自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沈約本人同樣也強調文章的「三易」：事易見，字易識，音易誦。在審美趣味上他的確與沈約十分「投緣」，他也主張儘可能少用典故，尤其是少用僻典，詩文語言應儘可能平易自然。當然他並非對沈約亦步亦趨，認為詩文的風格應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他在《蕭仁祖集序》中說：「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制本應相詭。」文學不僅因時代而「情賞」不同，也會因地域而「意制」有別。可惜在他現存的八首詩中大多是南朝詩歌的仿製品，像他的《思公子》一詩就酷肖謝朓的小詩：「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其中唯有《冬日傷志篇》算是「情賞」和「意制」都別具個性的詩篇：

這則評論常常被引用以證南北文風的差異。其實，這種不偏不倚的持平之論並不准確，江左「貴于清綺」倒不錯，河朔「詞義貞剛」則未必。除北朝自發的民歌外，文人自覺的文學創作「詞義貞剛」還不明顯，有些修辭較為質樸的作品並不是「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像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九-九-藏-書不同論》中所說那樣，而是北朝作家希望「清綺」卻不能，多半是「北學南而未至」的結果，其差別只在「五十步之於百步」，「蓋南北朝文同風合流，北士自覺與南人相形見絀，不恥降心取下，循轍追蹤，初非夷然勿屑，分途別出」（錢鍾書《管錐編》卷四）。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載：「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宴，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北朝著名詩人彼此攻擊對方剽竊南朝作家的作品，至少說明了南朝作家在北朝人心目中的地位，北朝詩人都以南朝同行為模仿的典範。這種同化過程開始於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北史·柳慶傳》載：「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當然整個南北朝文學的影響是相互的，一方面，北朝詩歌的發展過程，是受南朝影響越來越深的過程，是北朝詩風不斷為南朝所同化的過程；另一方面，隨著南朝詩人的北遷或滯留北方，他們的詩歌創作也受到北朝人文、地理的深刻影響，又出現了南北詩風融合的現象，從北朝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文風的「南化」現象，庾信後期的文學創作更是南北詩風融合的產物。

溫子升、邢邵和魏收屬北朝詩人中的「土著」，而庾信、王褒則是北朝詩人中的「移民」。南北詩風的融合在「土著」詩人那裡表現為對南朝詩歌的傾心模仿，在北朝「移民」詩人那裡表現為塞北自然環境、社會氛圍及民俗風情對他們詩情詩境和詩風的深刻影響。庾信的詩文便是南北融合的結晶。這位早年的「南朝才子」，晚年的「北地羈臣」，他特有的才華與閱歷使他能集南北之長，因而也只有他的成就可「窮南北之勝」（倪璠《註釋庾集題辭》）。

與亡國之悲、故國之思相聯繫的是個人沉重的憂生之嗟和羈旅之愁，他總覺得自己被命運所捉弄，生在亂世偏偏缺少帷幄之謀，一介書生卻又成了敵國的「南冠之囚」，這種個人的不幸中包含著時代的悲劇，他就是那個時代悲劇的主角：

北朝文學由於歷史、社會和地理的原因，呈現出與南方文學某些不同的特色，《隋書·文學傳序》曾比較過南北文學的不同風格：

歷史上對庾信的評價向來有肯定和否定兩極，肯定者認為庾信集六朝之大成，窮南北之勝境，「辟唐人之戶牖」（參見倪璠《註釋庾集題辭》、葉燮《原詩》、劉熙載《藝概》），否定者則說他的詩賦「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並把他說成「詞賦之罪人」（參見李延壽《北史·文苑傳》、令狐德棻《周書·庾信傳》）。否定他的人大多是不能原諒他屈仕北朝的經歷，因惡其人而廢其文，才對他的詩文發出如此偏激之論。張溥在《庾開府集題辭》中說：「文與孝穆敵體，辭生於情，氣余于彩，乃其獨優。令狐撰史，詆為淫放輕險，詞賦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窮形盡態，模範是出，而敢於毀侮，殆將諱所自來，先縱尋斧歟？」這則評論公允而且很有見地。

邢邵又與稍晚的北齊作家魏收並稱「邢魏」。魏收（506—572），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州市西）人，仕北魏歷任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兼修國史，入北齊任中書令兼著作郎，奉詔撰《魏書》一百三十卷，累遷尚書右僕射。魏收創作以任昉為楷模，創作的主要成就在文而不在詩，「尺書征建業，折簡召長安」這兩句豪語雖被北魏人稱為「國之光採」（《北齊書·魏收傳》），但他其他詩篇基本都是南朝模製品，如《挾琴歌》：

《擬詠懷》二十七首在詩風上也是後期的代表，以蒼涼之調抒哀怨之情，以遒勁之筆寫家國之恨，詩人早期的綺麗濃艷在這裏一變為蒼勁老成，同時又保持了早年詩歌語言特有的「清新」。杜甫一方面讚美他詩語的「清新」（《春日憶李白》），另一方面又稱頌他詩風的「老成」。「清新」與「老成」詩家難以兼得，齊梁詩「清新」者不少而「老成」者寥寥，後來的宋詩常得「老成」但又難見「清新」，庾信將「清新」與「老成」有機地統一於一身，沈德潛說「子山于琢句中復饒清氣」（《古詩源》卷十四），這也許是詩聖杜甫如此敬服他的主要原因。《擬詠懷》所擬者阮籍《詠懷》詩，而阮作全無「雕蟲之功」（鍾嶸《詩品》），尚存建安詩風遺緒，庾詩則頗見「琢句」之力，格調聲韻已開唐代律詩先河。如「蕭條亭障遠」和「尋思萬戶侯」二詩，除有些詩句失粘外，其對偶、平仄都已近唐后的律詩。另外，他後期不少五言短詩形式上基本已是五言絕句，如：

從詩情、詩格到詩語都大似齊梁詩風，所見不出小苑曲房，所感不過春風百花，所樂也只是紅妝佳人，似乎西北莽莽高原和蒼蒼紫塞都未曾進入他的視野，自然也未曾引發他的詩興。

《擬詠懷》二十七首是他表現「鄉關之思」的代表作。倪璠認為《擬詠懷》「二十七篇皆在周鄉關之思，其辭旨與《哀江南賦》同矣」（《庾子山集注》卷三），它們所表現的情感的確可與《哀江南賦》相表裡。詩中所抒寫的亡國之恨和故國之思都極為沉痛：

此詩一起筆就想象奇特而又意境高遠，沈德潛《古詩源》稱其「起調甚高」。全詩也是洗盡鉛華而獨呈風骨，筆致蒼勁而又境界開闊。可惜這樣的詩歌不僅在他早期創作中難得一見，在他深荷北朝統治者「隆恩」之後也不可多得。

《夢入堂內》更是寫得輕冶濃麗：

「還看分手處」一聯以淺語寫深情，對偶工整而又全不著力；「平湖開曙日」一聯更使人想起杜審言「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的名句，可見唐人從他的詩歌中受惠不少。

他前期的詩歌以琢句之工和藻繪之艷擅長，但也不是篇篇都像上篇那樣充滿了脂粉氣，如《奉和山池》雖屬應制之篇，但不失為模山范水的佳作，「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余」，描摹景物既曲盡其妙，使事用典也貼切自然，連沈德潛也稱道他「造句能新，使事無跡」（《古詩源》）。

十六國和北魏初期沒有留下像樣的文學作品，到北魏中後期才產生了像溫子升（495—547）這樣較著名的作家，北齊時又有邢邵和魏收，他們三人被後世合稱為「北地三才」。溫子升自稱祖籍太原，晉大將軍溫嶠的後裔，他本人生長於濟陰冤句（今山東菏澤西南）。歷仕北魏、東魏，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子升有很濃的政治興趣，也有一定的政治智慧，為人「不妄毀譽而內深險」 （《魏書·溫子升傳》），多次參与北齊的政治陰謀，最後因事敗露下獄而死。《魏書》說他的詩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雖然是北方人的「磽确自雄」（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但說明他文學成就在北朝享重名，不失為土著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現存的詩歌僅十一首，有些詩篇明顯有借鑒或模仿南朝詩歌的痕迹，如《從駕幸金墉城詩》「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差樹交影」與齊梁詩風毫無二致。倒是少數短詩仍表現了窮塞那股粗獷、倜儻與豪放之氣：

他被擄北朝後「與庾信才名最高」，但留下來詩作的數量比庾信要少。「鄉關之思」的情感也不及庾信深切，這可能是與他「雅識政體」，在北朝政壇上左右逢源有關。「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屈身仕敵的羞辱感和羈身塞北的孤寂情，但也並非史書所說的那樣因身「荷恩眄」而全「忘羈旅」之愁（《北史·王褒傳》）。他在《贈周處士》中說：

江陵淪陷后血流漂杵的慘象，帝子皇孫蹂躪被戮的創痛，無力報答國士之恩以挽救危亡的愧疚，屈身事敵致使名節喪盡的痛苦與自責——詩人將這些複雜而哀痛之情抒寫得誠摯動人。雖然詩中「情紛糾而繁會，意雜集以無端」（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但其主旨不外乎亡國的激楚之音與思鄉的悲涼之調。不僅在梁亡時他曾「哭壞杞梁城」，身羈北朝後仍盼望能「歸守霸陵園」以酬答梁朝的「知己恩」。他屈仕北朝的羞恥感一直像蛇蝎一樣啃嚙他的心靈，「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擬詠懷》之五）。庾氏世德累傳忠孝，如今身仕敵朝就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苟且偷生使他長期在精神上自貶、自抑甚至自殘，覺得像這樣忍辱活著不如猝然死去：「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雖可熱，其心長自寒。」（《擬詠懷九_九_藏_書》之二十）一想到自己隱忍偷生就自慚形穢，覺得自己的臉皮比三寸樹皮還厚：「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和張侍中述懷》）為此他經常滿面羞紅而內心冰涼。儘管西魏、北周的王公貴族都對他禮遇有加，可他精神上從來沒有「得意」過：「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擬詠懷》之一）有時他對自己被強留北朝感到無奈和不安：「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雪泣悲去魯，凄然憶相韓。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擬詠懷》之四）他在這一組詩中不斷表現自己對故國故人深深的思念：

假如沒有慘遭「侯景之亂」和「江陵之覆」，假如終處朝廷且致身通顯，庾信終其一生也許只是一個辭章綺艷的文學侍從。待遭受了國破家亡的劇痛，經歷了關塞流離的孤哀，忍受了身事敵國的屈辱，他的人生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冰櫱之閱既深，艷冶之情頓盡」（陳沆《詩比興箋》）。慘痛顛沛的人生和羈留關塞的閱歷玉成了他，使他的文學創作較之前期有了質的突破，這倒應驗了趙翼「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的斷語。杜甫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迹五首》之一），《北史·庾信傳》也說「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鄉關之思」的主要內容是亡國之恨與羈旅之愁，具體表現為對亡國的震撼與痛惜，對故國的深深懷戀，對人生憂患的沉重喟嘆，對身事敵國的自責與懺悔——這些構成了他後期作品的鮮明主題。《哀江南賦序》中「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二句，同樣可以移來概括他後期的詩歌主要的情感內容。

前詩通過縱馬放蕩的行為表現狂放豪爽的少年意氣，后首則直抒遠行征戍的豪邁情懷，儘管其情稍失粗豪，其語也略嫌粗糙，但二詩都能以簡勁之語寫高亢之情，不失北朝詩歌那種雄豪的本色。他的《搗衣詩》雖廣為人們傳誦，可詩情、詩意、詩境和詩語都不脫南朝詩歌的痕迹：

西晉末匈奴、鮮卑等部落先後入主中原，文化中心隨著晉室南遷移到了長江流域，原來文化中心的黃河流域成了烽煙不斷的戰場，長期的戰亂使漢魏故地深厚的文化積累破壞殆盡，飄蕩在大漠荒野的只有那些鼓角橫吹的歌聲。歷史上所說的「南北朝」始於宋武帝代晉建宋（420），終於隋文帝楊堅平陳統一全國（589）。「北朝」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北魏統治者鮮卑拓跋氏先世久居塞北，直到道武帝統一北魏前還處在遊牧狀態，由於久「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北史·魏本紀》一）。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北魏的文學創作才進入一個新階段，《北史·文苑傳序》說：「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 「頡頏漢徹，跨躡曹丕」自是溢美之詞，但也只有這時才真正有值得稱述的「北朝文學」，其中北朝詩歌的情況當然也是如此。

庾信之外，由南入北的文人中，最著名的要數王褒（514？—576？）。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南朝梁武帝時曾為太子舍人、秘書丞，梁元帝時官至尚書左僕射。西魏破江陵后他被拘送長安，歷仕西魏、北周兩朝，受到兩朝統治者的厚遇，北周的許多詔冊都由他起草，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琅琊王氏為江南世胄，加之他個人博覽史傳，「美威儀，善談笑」（《北史·王褒傳》），梁國子祭酒蕭子云為其姑夫，子云特妙草書與隸書，褒小時以姻戚常往來其家學習書法，這樣王褒年輕時就以名位、才華、風度和草書名動江左。他現存世的江南詩作比庾信多，七言擬樂府《燕歌行》，梁元帝蕭繹和梁朝文士曾有唱和，但所有和作中在藝術上無一能與王褒的原作媲美。此詩寫徵人與思婦的兩地思念，受曹丕同題詩歌的影響，音調也像曹詩那樣柔美，抒情和曹詩一樣細膩，但色澤比曹詩更為濃艷。他早期的詩歌題材或寫贈別或描山水，詩風近於謝朓、何遜，以圓轉、平易和清麗見長，明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說：「王褒五言，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如《別陸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