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鮑照最為人稱道的是《蕪城賦》和《登大雷岸與妹書》。「蕪城」指荒蕪后的廣陵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竟陵王劉誕反叛，孝武帝平定叛亂后屠殺城中無辜百姓三千餘人，兵燹后的廣陵城殘破不堪。此賦沒有正面指斥昏君濫殺無辜，也沒有交代廣陵城被毀的始末，入手就將廣陵昔日的繁華與眼前的破敗進行對比，當年藉此「圖修世以休命」的統治者，無一不落得「委骨窮塵」的下場，這樣此賦就不限於揭露某次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給社會造成的破壞，而具有更廣闊的現實內容和歷史深度。無論是寫興盛還是寫凋殘，形象都鮮明竦動，感情既波瀾起伏，語言也遒勁有力，如賦的最後一段：「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收筆感慨淋漓，上下古今，俯仰蒼茫。《登大雷岸與妹書》當作于元嘉十六年，時作者為江州臨川王劉義慶的佐吏，在這篇給令暉妹的家書中，敘述了離家后旅途的勞頓、沿途所見的景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種種複雜情感。文中的自然景色常因作者情感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神韻：當他激蕩著「長圖大念」時，山似乎也在「負氣爭高」「參差代雄」，當鄉愁佔據了他的心田時，江河好像也「思盡波濤，悲滿潭壑」，因情敷景，景中含情。尤其是描寫廬山一節「煙雲變滅，盡態極妍，即使李思訓數月之功，亦恐畫所難到」（許槤《六朝文絜箋注》）：「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岩澤氣通，傳明散彩，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裡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文字精工豐縟而又奇峭幽潔，今人錢鍾書稱之為「鮑文第一，即標為宋文第一，亦無不可也」（《管錐編》卷四）。

沈約與任昉在生前就有「沈詩任筆」之稱，二人都是梁朝文壇的重鎮，朝廷的不少典章策誥都出自他們的手筆。沈約大量的賦、論寫得淵博儒雅。《郊居賦》雖是一篇皇皇大賦，但情感內容虛偽矯飾，猶似其《懺悔文》懺小而諱大，倒是《麗人賦》寫麗人顧盼生姿風情萬種，《與徐勉書》自述衰老之狀形象而又親切，《宋書》中的有些傳論情韻俱佳。至於他那些佛教的論文，多是投合梁武帝的胃口，迎合政治的需要，有人批評他說「逢時之意多，則覺性之辭少」（張溥《沈隱侯集題辭》）。任昉現存的文章大多數是為人代筆的表章文誥，雖然能見出他的學識、機智與才華，但難以見到他真實的性情與人格。《王文憲集序》《吊劉文范》等文才不像上述文章那樣只揣摩別人的意圖，能夠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情感，以大手筆來抒寫|真情，自然會情辭相映成趣。任昉的文章能顯貴于當時，正像張溥所說的那樣，在於他的文風既不違于流俗又不同於流俗，完全違時矯俗就難以飲譽生前，完全媚世順俗又不能卓然自立。齊梁文風一味柔靡艷麗，任昉的不少文章正好麗而能逸，腴而能健。

錢鍾書在《管錐編》卷四中說：「梁文之有江淹、劉峻，猶宋文之有鮑照，皆俯視一代。顧當時物論所推，乃在沈約、任昉；觀《顏氏家訓·文章》篇記邢邵服沈而魏收慕任，『鄴下紛紜，各為朋黨』，則盛名遠布，敵國景崇。及夫世遷論定，沈、任遺文中求如《恨》《別》兩賦、《絕交》廣論之傳誦勿衰者，一篇不可得。」江淹創作中最成功的是辭賦，這類作品常表現人生失意與羈旅鄉思的主題，如《哀千里賦》說「徒望悲其何極，銘此恨于黃埃」，《青苔賦》說「視青蘪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另外從其賦的標題就可看出賦的內容，如《待罪江南思北歸賦》《去故鄉賦》《傷友人賦》《泣賦》等。代表作當然是《恨賦》和《別賦》。《恨賦》敘寫各種人生之恨，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凄慘悲切的人生圖景。不僅壯年被殺的高人雅士嵇康、離漢適胡的絕代美人明妃，對人生含辛茹嘆、泣下沾襟，也不僅名辱身冤的李陵、罷歸田裡的馮衍，終身齎志沒地、弔影慚魂，就連削平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照樣伏恨而死。「恨」是人這種存在物的存在本身，是人生存在過程的展開與歸宿。作為一個早年長期俯首侍人的御用文人，江淹不可能領略到什麼壯麗的人生，但他能感受到每一階層的成員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劇，並用優美的文字把這種悲劇體驗表現得深切逼真，這比那種對人生毫無體驗的淺薄樂觀要更有價值，也更能打動人心。他利用賦傳統的鋪陳手法，將不同階層和不同類型的「恨」集中在一起，並通過濃墨重彩加以渲染，突出地表現了人生之「恨」的普遍性，視野開闊而又筆墨集中，如賦的開頭和結尾兩段：「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仆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別賦》通過豪富之別、劍客之別、從軍之別、夫婦之別、情人之別，刻畫了各種人物不同的離情別緒，以及各自離別時不同的心態，如劍客之別以肝膽相酬，富於悲壯慷慨的情調，情人之別又別具一種如泣如訴的幽怨氣氛。總之，作者筆下的任何離別都令人「黯然銷魂」。它把在朝代頻繁更迭、兵火連年和人民流離失所的歲月里，朋友或親人之間害怕生離死別、珍重個體生命的情感表現得委婉細膩，感傷的情與凄迷的景融為一體，摹情寫意，言簡而賅，味深而永：

駢體文的典範作家是徐陵和庾信，而庾信的駢文創read.99csw.com作可以說是南北朝駢文的集大成者。徐陵的駢文在梁陳文壇中佔有重要位置。現存的作品不少是為人代筆的公文，完全以隸事工巧、藻飾華美為能事。由於他不得不依違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少數應用文的內容前後扞格，無疑有些是違背自己意願寫就的。不過他並非一味仰人鼻息、承顏歡笑的文學侍從，有時他也敢於冒犯虎威強諫彈劾。他抒寫個人情感的作品是羈留北方時的一些書信。《在北齊與宗室書》抒發了自己對故園的思念和羈留異國的憂愁心情。《在北齊與楊僕射書》更是慷慨激昂之作，後人有的將它與庾信的《哀江南賦》並提。他最能代表梁陳文風的文章是《玉台新詠序》。該序的主要內容是寫後宮佳麗的玉貌和才情，間接說明《玉台新詠》中情詩的由來，最後順便交代了一下編書的宗旨。它之所以成為駢文中的名篇，完全是因為它出色的表現技巧。用事繁多，對偶工巧，但語言仍然活潑流暢，搖曳多姿，如：

論者常以為庾信的駢文和賦集南北之長，清紀昀許他「屹然為四六宗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前期的文賦並沒有超越他同時代的作家，只是行文結句比他人更靈巧而已。如他早期的代表作《對燭賦》《春賦》《盪子賦》等，內容上以描寫貴婦生活為主，筆致固然細膩入微，但體格仍和齊梁的文賦一樣濃艷卑弱。《春賦》是早期最好的一篇小賦，生動地描繪了江南的春景和貴族的春遊、歌舞、騎射等活動，是一幀形象的貴族春遊畫。江南的春天「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裡，花落衫中」，公子佳人在春天競相嬉戲，有的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有的調管鳴弦，回鸞舞鳳，人與大自然都洋溢著濃郁的春意。雖然為歌舞昇平之作，但語言華艷而不失其清新，秀句怡人，嫵媚可愛。出使西魏后他的文賦成就才有了質的飛躍。《傷心賦》《枯樹賦》《竹杖賦》《小園賦》都是傳誦不衰的佳構，或借物詠懷，或直抒胸臆，遣詞既非常工巧，情調又十分悲涼。如《枯樹賦》寫千年古樹有些被蟲穿鳥剝，有些被霜雪壓得低垂欲倒，他由此聯想到自己的命運也有如枯樹，老來還飄零異鄉，就像樹被拔離本根枯萎殆盡。羈旅無歸的生涯使他悲傷搖落，因而借枯樹來抒發一切希望都已幻滅的感嘆。其文字老辣蒼勁，在南北朝賦中可謂絕類離倫。《小園賦》是他後期一篇重要的作品，「此賦前半俱從小園落想，後半以鄉關之思為哀怨之詞」（許槤《六朝文絜箋注》）。作者先極意寫「小園」之「小」，「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台。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余樹」，「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蓍，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意在表白自己「不求朝夕之利，且適閑居之樂」，「非有意于輪軒，本無情于鐘鼓」，貪戀家居之樂就不屑於北朝厚祿高官，眷戀故國之思藹然言外。後半部寫對梁朝覆亡的沉哀劇痛，對屈身仕敵的負罪感：「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凄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用筆深婉含蓄，遣詞極意修飾而又不傷柔弱，為歷代文人所喜愛和模仿。《哀江南賦》既哀故國又傷身世，先寫梁立國之初的繁榮昌盛，接著總結梁亡國的原因，最難得的是對百姓所遭受苦難的描寫：「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燕，暗逐流螢。」隨後寫自己身世的悲苦：「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最後歸結到對故國的思念：「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該賦是作者的自傳，更是反映梁代興亡的史詩，縱意揮灑，波瀾壯闊，實屬南北朝辭賦中少有的境界。《哀江南賦序》是庾信寫得最好的駢文之一，是六朝駢文的典範之作：

鋪排而不繁冗，用典而不艱澀，文風清澈明凈，前人許為「清空澈骨，穆然可懷」 （許槤《六朝文絜箋注》）。

元嘉三大家中謝靈運文賦不逮其詩，傾心之作《山居賦》稍嫌冗滯，《詣闕自理表》語意顯豁急切，他文都無可稱述。顏延之對詩的貢獻遠不如謝，但文章的成就卻在謝之上。收于《文選》的《赭白馬賦》寫馬行之速，如「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文思新巧，不落俗套，連李白、杜甫也從中受到啟發。《庭誥》類似嵇康的《家誡》，他自己為人偏激疏狂，卻告訴後代要「立長多術，晦明為懿」，要世故老練，外圓內方，外暗內明，言辭真摯懇切，但他本人就不能行其所知，怎麼可能保證子會遵其父命呢？《又釋何衡陽〈達性論〉》《重釋〈達性論〉》等文，可以見出作者善於持論的辯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和《陶徵士誄》是他的兩篇力作，前者傾力顯露文才，後者真切流露情感。

它基本概括了賦的主要內容，在形式上四六句中間以散句，奇偶相生，錯綜和諧。

梁代是南朝文賦創作的又一個高峰，名家輩出，名作如林。梁武帝蕭衍父子都善屬文，沈約、任昉都是一時物論所推的文章高手，江淹、劉峻文賦的創作實績更足以俯視群雄，而吳均、陶弘景等的山水小品百代傳誦，就是文論家和詩論家的論文論詩之作也成了後世的典範駢文。

雖然「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但北朝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為南朝所同化。北魏前期沒有產生什麼出色的散文作品，甚至那時的公文也顯得質木乾枯。北朝中後期各朝代文人寫作散文都用駢體，文風也接近齊梁。北朝雖偶有統治者不滿綺麗的文風，如宇文泰命蘇綽仿《尚書》作《大誥》，希望以此矯趨尚而樹楷模，但沒有多少人對這種艱澀聱牙的文章感興趣。庾信、王褒等南朝著名作家一到長安，北朝九_九_藏_書文人就爭相仿效。當然北方重實用的傳統在散文創作中並沒有完全中斷，較之齊梁，說是「北學南而未至」也好（錢鍾書《管錐編》卷四），說是「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也罷（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北朝的駢文終歸顯得質樸清勁些。北朝作家中，只有庾信由於獨特的經歷，成為集南北之大成的駢文作家。

儘管南朝駢文比魏晉更注重辭藻修飾，但卻缺乏魏晉文章那種高雅飄逸的氣派，它們的華麗顯得「訛而新」（《文心雕龍·通變》），有時甚至顯得非常艷俗刺眼，文中辭藻的華艷濃麗與思想情感的蒼白往往適成反比。當然，南朝文章也自有它藝術上的優點，它雖不那麼超塵絕俗，但它對日常生活美感的把握卻比前人更細膩，抹去了魏晉文中的貴族氣，它的文風更親切可人，給人的愉悅更易於領略和感受。這時的散文家通常都追求語言的富艷，「雹碎春紅，霜雕夏綠」（劉令嫻《祭夫徐悱文》），就是哀悼亡夫也忘不了塗脂抹粉，把祭文中的顏色塗抹得這般濃麗，可是，其中也有許多筆致輕倩靈動、風格流利自然之作，如「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蕭綱《與蕭臨川書》），造語實在是秀美清麗之至。駢文在這個時期最為成熟也最為繁榮，作家隸事用典的技巧相比從前更加圓熟，常能夠做到活而能化；對偶比前代作家更加精密，不少優秀駢文既屬對工巧又流動自然，唐以後盛行的四六文在南朝已導其風，徐陵等作家的大量駢文喜歡以四六相間成文；音調比前代作品更加和諧，作家對平仄的運用更加自覺，增加了文章「八音協暢」（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的音樂美。當然把文章語言程式化、固定化，有時嚴重妨礙了作家思想情感的表達，也是造成南朝駢文矯揉造作的病根。

儘管《文心雕龍·時序》說「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熙景祚」，但齊代只產生了優秀的詩人，卻沒有湧現出非凡的文賦作家，唯張融的《海賦》和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可以名世。晉人木華的《海賦》十分著名，張融對自己的文學才華十分自負，特取同樣的題材和題目，其用意在超越前賢，他在賦前的自序中說「木生之作，君自君矣」，言下之意是絕不跟在木華後面亦步亦趨，他有他的高明，我有我的妙法。張賦和木賦一樣傳出了大海波瀾壯闊的氣勢，但構思和造句又于木賦之外別出新意，如寫海風海雲說：「浮微雲之如夢，落輕雨之依依」「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擬雲如夢張前少有。又如形容海嘯時說：「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不僅比喻新穎生動，出語也奇崛不凡，處處顯示出作者戛戛獨造的本領。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被收入《文選》四十三卷，六臣注《文選》中呂向說，周顒一度隱居北山（今南京紫金山），后應詔出為海鹽令，赴縣就職時打算路過此山，孔乃借山靈之意來聲討他。但呂說與史實不符，文中所寫也與史實不盡相合，張溥因此認為是朋友之間的「調笑之言」（《孔詹事集題辭》）。文章借山靈的口吻嘲諷了那些「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的名利之徒，當他們在山中沽名釣譽時是如此瀟洒出塵，一旦得到朝廷一紙詔書，馬上便「形馳魄散，志變神動」。文章之所以為歷代讀者所喜愛，在於風物刻畫之工，兼以人事譏嘲之切，山水清音與滑稽調侃相得益彰：

陶弘景的《答謝中書書》也是以清麗的語言描寫清幽秀麗的山水，抒寫瀟洒出塵的情懷：「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寫于兩軍對陣的時刻招降叛將，一方面用梁朝對其家室的禮遇來感化他：「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台未傾，愛妾尚在」；另一方面又向他指明去就的利害，更用江南春色來激發他思鄉懷舊之情：「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態度懇切真摯，語言也秀美可人。

劉峻為人喜歡「率性而動」表裡如一，不像沈約等文壇顯貴那般老於世故，所以他仕途多蹇，聲名寂寞。由於他的坎坷遭遇和率直天性，其文章在內容上憤世嫉俗，在文風上則真率冷峻。《辯命論》和《廣絕交論》是他的代表作，狙擊世道人心犀利有力，是千百年來傳誦不衰的名篇。《自序》《山棲志》《追答劉沼書》都寫得十分真誠，不同於一般文人說話半藏半吐、瞻前顧後。另外還值得提起的是，他注《世說新語》引文詳博，成為歷史上的名注，可見他見聞之博和讀書之多。現在專論他的《辯命論》和《廣絕交論》。《辯命論》收入《文選》卷五十四，李善注說，作者對自己的才華很自負，以為可以坐致青雲，想不到仕進無階、山棲竟老，他對自己和與自己相似者的遭遇不能做出ｒｅaｄ•９９cｓｗ•ｃｏm合理的解釋，只好把人生的升降沉浮歸結為冥冥中的天命，「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命運的安排任何人都不能抗拒，「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有人作惡而得福，有人為善卻致禍，「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最後只好聽從天命的擺布了：「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本文反映了不得志的士人對不合理社會現象的迷惘和怨恨。文章援古論今，議論風發，既憤慨有情，又邏輯嚴謹。《廣絕交論》更有鋒芒。劉峻曾以文章見賞于任昉。他親眼見過任生前「冠蓋輻湊，衣裳雲合」的顯盛，也目睹了任死後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的凄涼，看到任昔日那些「把臂之英，金蘭之友」卻撒手不管的冷漠，由此他深知人情的冷淡和世態的炎涼，本文就是為此而發的。東漢朱穆有《絕交論》，劉文就是對朱文的進一步推衍，所以他將此文稱為《廣絕交論》。文中將交友分為五類：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這五種形式的交友無一不是「義同賈鬻」，高尚的交友等同於貪婪的交易，還對每種交友類型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畫，如「賄交」者當「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時，大家想到的是如何「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於是彼此「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衡量與人結交與否的標準就是看是否有利可圖。文章所抨擊的已超出了一人一事的狹隘範圍，是對整個封建士人道德狀況的揭露，也是士人對自身人生價值的反省。李兆洛在《駢體文鈔》中評此文說：「以刻酷抒其憤懥，真足以狀難狀之情。」全文憤慨激昂，言辭犀利。

梁代駢文的另一成就是山水小品。吳均最擅長描山繪水。史稱其「文體清拔有古氣」，並在當時就形成一種所謂「吳均體」。他現存文集中傳世的文章多為短小的書簡，如《與顧章書》《與施從事書》《與朱元思書》都是寫景名作。三文在寫法上互不重複。《與顧章書》主旨在於突出環境的清幽，卻偏從喧鬧處著筆，「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這樣不僅獲得了「鳥鳴山更幽」的藝術效果，還使境界幽深而不枯寂。《與施從事書》則著重渲染山勢的雄峻連綿，山下青川蜿蜒迴旋，山中景物隨時序不同而不斷變換，不管是「秋露為霜」的澄靜，還是「春蘿被徑」的絢麗，山中總是那樣美麗而富於生機。以清秀之筆寫闊大之境，咫尺之幅中卷萬里之勢。《與朱元思書》是寫從富陽至桐廬乘舟飄蕩時的所聞所見，山水像電影中的蒙太奇不斷推移，讀者也像坐在舟中一樣，美景使人應接不暇，給人一種「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的流動感，筆致輕倩而生氣貫注：

妃紅儷白，纖麗旖旎，鋪錦裂綉，雕繢滿眼，在句式上「緝裁巧密」（《南史·徐陵傳》），很能代表梁陳的時代風格。

與何承天一樣，傅亮也是一位御用文人，並且同樣博涉經史，長於文筆。他是宋代的開國元勛之一，也是宋武帝不豫時受詔的顧命大臣。他在晉宋易代之際風光無限，「晉宋禪受，成於傅季友，表策文誥，誦言滿堂」（《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傅光祿集》）。不過，他深知身居要津同時也就是身處險境，《感物賦》抒寫了自己的憂懼之心，《演慎論》闡明為人的誡慎之德，二文都表現了他在政治旋渦中如履薄冰的心境。傅亮被《文選》所收之文，全是他為劉裕寫的表章：《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其中《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寫于義熙十二年（416）劉裕收復晉朝舊都洛陽晉謁西晉皇帝陵寢時，為舊時章奏中的典範之作：

蕭統編的《文選》在唐代已是家弦戶誦的文章奧府，對於該書的研究代有其人，以至後世形成了「選學」。他的學問、見識和鑒賞力盡見於《文選》中。《文選序》中劃分文與非文的標準——「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很長時期內一直是文論家論文的準繩。可惜他自己為文殊苦庸懦，才華上不及其父，下不及二弟。唯《陶淵明集序》《陶淵明傳》值得稱道。前篇為陶的創作評論，後篇為陶的人物傳記，二者相得益彰，使人能完整了解這位偉大的詩人，行文也不像其他篇章那樣冗鈍。蕭綱在世人心目中成了縱情聲色的代表，他那「文章且須放蕩」的名言自然也被曲解，但就其文章而言，寫得淫|盪狎邪的並不多見，立意行文謹重者倒是不少，如《答徐摛書》：「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慚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從內容到形式都大異宮體。其他如《秋興賦》《序愁賦》無不疏淡省凈，看不出史書所說的「傷于九*九*藏*書輕艷」，即使辭藻較為綺麗的《晚春賦》也不像同時代有些作品那樣艷俗，表現了他語言上的敏感與才華，句句都輕倩可誦：「待余春于北閣，借高宴于南陂。水篩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嗟時序之回斡，嘆物候之推移。望初篁之傍嶺，愛新荷之發池。石憑波而倒植，林隱日而橫垂……」他的書信或寫常人的親情友情，或抒雅士的藝術情趣，許多短簡令人愛不釋手。梁元帝蕭繹對於梁朝的社稷江山可以說是千古罪人，但作為一個作家和學者，他既富於才氣，也飽于學問。他精通佛典，勤于著述，其《金樓子·立言篇》對文體的辨析、對文學特徵的思考都比前人深入。他認為文學作品應須有文采、音律和情感，不再滿足於以有韻無韻區分「文」與「筆」了。他有一部分文賦體現了齊、梁婉麗綺美的時尚，如《採蓮賦》：「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回，兼傳羽杯。棹將移而藻掛，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余，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以秀麗之語寫媛女的嫵媚之態，曲傳貴族少男少女嬉戲調笑的情景，洋溢著濃郁的江南水鄉氣息。《盪|婦秋思賦》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敘寫與夫遠離的少婦秋天孤寂落寞、哀怨幽傷的情懷。它將盪|婦的孤緒融入寂寥的秋景中，使文章特別含蓄蘊藉：「盪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只翼！」賦體情微妙細膩，出語淺近清麗，如「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讀其文似乎能聞到脂粉香，確能令人「性情搖蕩」，但艷麗而不低俗。

眼見舊都「墳塋幽淪，百年荒翳」，看到晉軍后「故老掩涕，三軍凄感」，此文「以深婉之思，寫悲涼之態」（許槤《六朝文絜箋注》），難怪它在時人和後人中一直享有盛譽了。

《梁書·武帝紀》贊梁武帝說：「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這雖然把話說過了頭，但蕭衍不失為一位有學問、有才華、能克己也能容人的開國皇帝，連不喜歡他的張溥也說他「負龍虎之相，兼文武之才」（《梁武帝集題辭》）。他的敕、令、書都自成風格，而最能代表他思想與文風的大概要算他的《凈業賦序》了。《凈業賦》本身都是講佛家的老套，冠在賦前的長序則語非虛設，大可買櫝而還珠。序的上半部分言自己取天下並沒有違背儒家的綱常，「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不僅沒有違背儒家綱常，自己取天下還拯救了天下！下半部分說自己治天下未破釋家戒律，「因爾蔬食，不啖魚肉……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云云。張溥在《梁武帝集題辭》中說：「梁武帝《凈業賦序》，即曹孟德之《述志令》也。孟德奸雄善文，自許西伯；梁帝亦謬比湯、武，大言不怍。」二者的確在用意行文上有近似之處，張溥也不得不承認將梁武帝文章「置帝王集中，則魏晉風烈，間有存者」。在文風綺靡艷麗的當時，難得此文如此樸素自然、平易流暢。

駢體文是南北朝文壇上占統治地位的文體，這時的辭賦也完全駢體化了，所以這裏用「南北朝駢文」來統括這一歷史時期的文賦創作。

南朝散文雖然是魏晉散文的繼承和發展，但二者之間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風貌都大異其趣。劉宋以來魏晉閥閱世家的地位日漸下降，最高統治權落入出身寒門的新貴手中，各朝真正的統治基礎是伴隨著世族衰落而起的新貴。這一時期的散文主要是新貴思想情感和審美趣味的反映。清談餘風在南朝雖未消歇，但魏晉玄學中普遍關切的主題已不是社會注目的中心，因而南朝散文中表現的已不是個體的精神超越，也不是將自己提升到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它表現的是對現實的充分佔有和享受。從最高統治者到一般士人，都羡慕「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匣」（徐陵《玉台新詠序》）的奢侈，更迷戀「妖童媛女」（蕭繹《採蓮賦》）的色相，連「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吳均《與宋元思書》）的山水迷戀，也是僅滿足於現實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樂趣，缺乏「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所表現的對解脫世事的深沉追求。哪怕是憤世嫉俗之作，也很少表現出對現實的超越精神，而更多的是沒有分得一杯羹的牢騷怨恨。

謝惠連的《雪賦》和謝庄的《月賦》都是南朝賦中名篇。前者寫下雪之狀及雪后之景可謂窮形盡相：「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九-九-藏-書，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廡，末縈盈于帷席。既因方而為圭，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岩俱白。於是台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鷳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姱。」《雪賦》明顯受惠于宋玉的《風賦》，謝庄的《月賦》又模仿《雪賦》，但謝庄能后出轉精，寫法上對月遺貌取神，較《雪賦》的正面描寫更空靈雋永，許槤在《六朝文絜箋注》中評說：「數語無一字說月，卻無一字非月。」命意上不限於寫景而別有寄託，以假設主客對語發端，描繪了一幅清幽素潔的月夜圖，再通過羈旅孤客對秋夜明月的感受，抒寫自己怨遙傷遠的情懷，把讀者帶進凄清索寞的意境：

三文在語言上都簡潔省凈，殆無長語，辭雖駢麗，絕不冗繁，讀之使人心醉。

此文以其「造語精縟」和屬對工巧，使它「與徐孝穆《玉台新詠序》併為唐人軌範」（許槤《六朝文絜箋注》）。

梁代以駢體寫論文的另一名家是劉勰。他不僅是傑出的文藝理論家，精通佛學和儒學的學者，而且也是罕見的駢文妙手。《文心雕龍》的主要任務不用說是從理論上剖析文理，但將它作為文學創作來看也是十分出色的佳作。全書五十篇都以精工優美的駢體成文，如此縝密繁富的論點，文章仍然能舉重若輕、意無不達，摛文吐藻無不婉轉自如，像《情采》《物色》《風骨》《時序》《明詩》等篇都是典麗精彩的駢文上品。如《風骨》論風骨的內涵與特徵：「《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這裏對風骨內涵的定義要言不煩，簡潔準確，使用不少比喻來說明抽象的命題，又使他的論述形象生動。《物色》更以辭藻文采見稱，篇后的「贊」語被紀昀許為「諸贊之中」「第一」（見範文瀾《文心雕龍注》）：「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它簡直像一首美妙的四言詩。

何承天（370—447）五歲喪父，幼承母訓，博通古今，尤精曆數，為時論所重，與傅亮同為朝廷大手筆。最能代表文風的是長篇議論文《安邊論》。當時北魏南侵，文帝咨群臣防邊之策，此文就是他向皇帝呈上的奏議。文中清晰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以及歷史上武力征伐與和親靖邊兩種策略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個人的安邊之策。從中可以看出他遠不是只懂駢偶、隸事禮儀天文的儒生，而且還頗具政治家的頭腦和戰略家的眼光，該文用自然樸質的語言寫實實在在的內容，絕去對偶浮夸與用典藻飾。《達性論》和《報應問》二文都批駁因果報應，但不是通過抽象的哲學玄思，而是從現實中找出有理有據的事實加以反駁。自然、實在、質樸，他的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如此。

鮑照散文辭賦的成就不只宋代無人可及，清人甚至認為「明遠駢體高視六代」（許槤《六朝文絜箋注》）。他的賦多為狀物抒情小賦，《舞鶴賦》《野鵝賦》《傷逝賦》《觀漏賦》，嗟生傷時則情無不達，摹物寫景則景無不顯，如以「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描寫鶴優美的舞姿（《舞鶴賦》），直探舞藝的最高境界——將體質融化在藝術造型中，此句不僅是描繪新切而已；「草忌霜而逼秋，人惡老而逼衰。誠衰耄之可忌，或甘願而志違」（《傷逝賦》），以淺切的語言寫出了人生的無奈。《河清頌》雖為歌功頌德的應酬之作，但以其語言的雍容典重和雅潔瑰麗為人所稱。《瓜步山楬文》由自然現象聯想到社會現象，發出「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的慨嘆，使全文立意高遠。

宋代產生了一批優秀的文賦作家，《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何承天、傅亮、顏延之、謝靈運、鮑照、謝庄、謝惠連皆為一時之選，其中以鮑照的文章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