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晉作家中可能要數嵇康最能持論，劉師培在《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一文中說：「嵇叔夜文，今有專集傳世。集中雖亦有賦、箴等體，而以論為最多，亦以論為最勝，誠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研究嵇文者自當專攻乎此。觀其《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篇，持論連貫，條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創。其獨到之處一在條理分明，二在用心細密，三在首尾相應。果能得其胎息，則文無往而不達，理雖深而可顯。」嵇康議論文的成就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是分不開的。兩漢之際，一方面由於天下一統而思無二途，另一方面由於師弟相傳不貴立異，所以漢世很少有人能在學術上自立門戶，在立論時別出機杼，敷旨大多依據六經，立說更不敢稍離師訓，漢末傳統價值的失范及王綱解紐，使人們從禁錮中解放出來，思維既非常活躍，立論更異常新穎，此時的論說文不僅「師心獨見，鋒穎精密」（《文心雕龍·論說》），而且個性鮮明，語言優美，前人稱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嵇康的議論文就是「師心獨見」的典範，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舊說在他眼中卻「不以為然」。如《禮記·樂記》說：「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嵇康一反成說，認為「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繫於聲音」。音樂以自身的美妙與否為主，而無關於人的哀樂之情，哀樂之情源於人的情感變化，而與音樂是否美妙沒有關係。《聲無哀樂論》體物研幾，衡銖剖粒，實為魏晉南北朝一篇結構宏偉、邏輯謹嚴的大文。其時有一位禮法之士引申孔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寫了一篇《自然好學論》，認為學習禮教與人的本性和諧一致，嵇康《難自然好學論》針鋒相對地反駁說：「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訓，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為不當，自然耽此禮學矣。」由此可見他的理論勇氣和膽量，也可見他思維的敏銳與深刻。

王粲是建安「文多兼善」的作家，他的辭賦散文能較深刻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抒寫自己渴望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建功立業的雄心。他的論文如《安身論》《務本論》等，既邏輯嚴謹又感情充沛，可惜未留下完篇。現存的書信多是代人捉筆，很難表現個人真實的情懷。他的辭賦完全擺脫了漢賦那種僵硬無味的鋪陳，代表作《登樓賦》《初征賦》抒情味很濃，尤其是前者有點像抒情詩：「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清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此賦抒寫久客他鄉和蹉跎歲月的幽憤心情，表現了年華虛擲而事業無成的苦悶，「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點出了他懷鄉的真正原因，使懷鄉之情具有特定的歷史內容。融情入景，以景寫情，全賦充滿了悲壯蒼涼之氣。

不管是哪一種題材、哪一種體裁，曹丕文章的語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在風格上都活潑生動，在形式上都駢散相間，因而他的文風委婉但不平弱，句式整飭而又氣韻流動。

正始散文中建功立業的熱情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九*九*藏*書是對理想人格的追尋，對世俗的憤激、厭惡和逃避，文中玄學的色彩不斷加濃。當時的文賦作家可分為兩派：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的正始名士，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名士。前者的文風簡約清峻，多為哲學論文，從文學的角度看，嵇、阮之文成就更大。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對迂腐虛偽的儒家說教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抒寫了自己「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的人生理想，以及以「天地為家」「與道俱成」「與造化為友」的生活態度。文章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閎放的氣魄。現存的《東平賦》《首陽山賦》《鳩賦》《獼猴賦》等，大都文境恢奇而又詞采華艷。他的論說文雖然在抽象思辨上不如嵇康，但它們不是冷峻的邏輯演繹，而往往迸發為心靈的洞見，具有強大的情感力量，也具有明心見性的特點，劉師培曾評之曰「詞必對偶，以氣騁詞」（《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其文亦如其詩，實為建安時代的積極進取精神遭到黑暗勢力無情壓抑后的產物，它的主導風格是「才藻艷逸」和「托體高健」（同上）。

曹植一生都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圖，「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可他偏偏在政治上一敗塗地鬱郁以終；他並不像兄長那樣將文學看成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反而認為文學創作是壯夫不為的「小道」，並對自己「徒以翰墨為勛績」的生涯大為不滿（《與楊德祖書》），但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一生的主要業績恰恰是文學創作，而且是唐以前的典範作家。張溥稱他「集備眾體」（《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其文也代表了建安文賦的最高成就。生當天下分崩的歲月，又正值「人之覺醒」的時候，他青少年起就希望能完滿實現自我價值，立下建不世之功的大志，敢於蔑視和挑戰世俗禮教，這種拯世濟物的理想和恃才傲物的性格構成了他散文的基調。他現存的散文體裁主要有四類：辭賦、表章、書札和議論文。

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創作領域較寬，但最擅長的還是表章書記，像代表作《為袁紹檄豫州》，以大量的史實和排比句增加文章的氣勢，寫得誇飾雄辯，強勁有力。曹操捉到他后儘管責怪他對自己的辱罵，但更激賞他在文章中所顯露出的才華，依曹操後文章照樣寫得「壯有骨九_九_藏_書鯁」，張溥為此曾慨嘆「文人何常，唯所用之」（《陳記室集題辭》）。現存的《武軍賦》和《神武賦》，前者頌揚袁紹滅公孫瓚的武功，後者讚美曹操北征烏桓的壯舉，兩篇都音情激越，雄放壯偉。

繪形美麗動人，寫情含蓄深婉，遣詞典雅華麗，使它成為建安辭賦的代表作。

建安時期年長一輩作家的文章還比較質樸，曹操的文風清峻通脫，孔融的文章氣勢很盛但不尚華麗，曹丕、曹植兄弟一變乃父古直之風，華靡之習便日益滋長，陳琳和阮瑀的章奏檄文喜歡徵引史事和點綴辭藻，不過建安文賦不管是質樸還是華麗，都鮮明地表現出了慷慨多氣的時代風格。

他的表章最能體現他的盛氣雄才，代表作是《求通親親表》和《求自試表》。前者寫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魏文帝曾有過諸王不得來京朝覲、諸王之間也不許相互往來的詔令。曾經幾乎取代曹丕被立為太子的曹植更是後來登基的兄侄要疏閡的對象。表中對朝廷迫使諸王之間「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這一不人道的政策表示不滿，對自己長期備受猜忌壓抑提出了抗議：「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仆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也。」文章不僅寫得十分動情，而且常常引經據典地正面陳述自己的意見，筆墨淋漓酣暢，論事有理有節，兼有抒情文的韻味與政論文的氣勢。後者寫于魏明帝太和二年，由於他過著名為藩王實為囚徒的生活，懷抱利器而無所施展，才在無奈中向明帝呈上了這封表。表中對自己過著「圈牢養物」的牲口般生活委婉地表示了不滿，常恐墳土未乾而身名俱滅，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奮力疆場，「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自己無忝于祿位，有益於國家。它充分表達了作者報國立功的志願，反映了政治上受到壓抑的苦悶。眾多典故的運用無損於語言的暢達遒勁，感情哀婉凄切卻不失其激昂悲壯，是一篇很有個性的章奏，如：

陶淵明是晉宋之交最傑出的散文家，貫穿於他散文辭賦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探詢並展露真淳的精神境界，表現一種率性任真的存在方式。《五柳先生傳》中無論是讀書時的「欣然忘食」，還是飲酒時的「期在必醉」；也無論是「環堵蕭然」時仍神態「晏如」，還是「常著文章自娛」時的自得其樂，都表現出他對人生「忘懷得失」的超脫，平淡自然的語言與恬淡洒脫的境界構成了高度的和諧。《桃花源記》以洗鍊清新的文筆描繪了一幅美麗的烏托邦式的社會圖畫，這裏沒有皇帝的威嚴，沒有豪強的盤剝，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欺詐，一切都是那麼淳樸、那麼安寧，「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此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作者在這幅圖畫中寄寓了對現實社會強烈的不滿和對理想社會的無限憧憬。文章絲毫沒有充斥當時文壇堆紅疊翠的脂粉氣，完全出之以天然白描，反而更見生動、形象和逼真，對語言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歸去來兮辭》更令無數人傾倒，歐陽修曾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引自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如：

讀他的書信更讓人覺得親切隨便，這是由於曹丕基本能做到仁以接物，恕以及下，誠以待友，他在與朋友、臣子書札往返時從不擺太子的架子或皇帝的尊嚴，如《又與吳質書》：

西晉文章雖較建安和正始更加華麗，但缺乏前兩者文章中的思辨深度和情感力度，此時語言駢偶化越來越明顯，駢文在這時已基本趨於定型，但失去了前期文章中那種蕭散疏宕的文氣。潘岳的誄文「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文心雕龍·誄碑》），《夏侯常侍誄》《楊仲武誄》等是其代表作。《西征賦》是潘岳最用力的作品，它開了在賦中大發議論的先河。《閑居賦》《秋興賦》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們像兩首恬淡優美的抒情詩。陸機的《文賦》是一篇傑出的賦體論文，將創作心理和創作過程描摹得生動逼真，對許多理論問題展開了細緻的分析。他的《辨亡論》較賈誼的《過秦論》氣勢不及而文採過之，是當時總結歷史經驗的鴻篇巨製。《吊魏武文》感情充沛，《豪士賦》《嘆逝賦》也堪稱佳作。

表明自己不與司馬氏集團合作的政治立場，目空一切以至於無所顧忌，嬉笑怒罵而又嚴肅剛正，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剛烈峻急的為人。

他的史論和政論邏輯不及其兄的縝密，但比其兄更有激|情，也比其兄更無顧忌，以公子之豪縱論古人之優劣，常能言人所不敢言或不能言，如《漢二祖優劣論》比較劉邦與劉秀的優劣說：「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身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勛，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直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窘項坐而不起，計失乎酈生，忿過乎韓信，太公是誥，于孝違矣！敗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而「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故曰光武其近優也」。文章稱功量力比德計行，「光武近優」的結論也就有理有據。

東晉出現了一些優美的辭賦，如袁宏的《東征賦》、孫綽的《游天台山賦》、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等。此時有些作家的文章偶用散體，其中書法家王羲之的文筆省凈，如《蘭亭集序》便是一篇難得的散體妙文，序中記述了宴集的盛況和蘭亭環境的清幽，並由人事的聚散無常想到了個體存在的短暫，發出了「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的深沉喟嘆，表現了魏晉士人對個體存在的極度重視與深切依戀。行文全無兩晉風行的駢驪氣息，清新自然，風神散朗。王羲之的札帖簡約雋永，顯示了作者高雅的審美趣味和深湛的藝術修養。

和阮籍以詩名家不同，嵇康的文學成就主要是散文。作為當時的精神領袖，他的散文表現了一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由於他的濟世之志不得施展，他只能到老莊那裡尋求解脫，在養生服食之道中尋求慰藉。他不僅公開聲言「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還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題（《釋私論》），對虛偽的名教表示厭惡和反叛。在現存的文賦中，他的《琴賦》對琴的奏法和表現力，做了細膩動人的鋪陳描寫，《與山巨源絕交書》更是他人格的寫|真：

闡述魏晉文章得從曹操說起，這位漢魏政壇上的霸主也是「改造文章的祖師」（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東漢作家拘束于禮教，不可能在文章中充分展露自己的個性，摛文結藻又日趨典雅駢麗，所以明人張溥說「東漢詞章拘密」（《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地位，加之他那自負、強悍、狡詐而又率直的性格，只有他才可以在政壇上翻雲覆雨，招攬賢才時敢招不仁不孝之徒，打擊政敵時又可以不仁不孝治罪，也只有他才可以為文時「想說甚麼便說甚麼」，披露胸襟既無須遮藏掩飾，行文結句也不必雕琢對偶，他的文章縱意自如、了無窒礙，這便形成了魯迅先生所說那種「清峻通脫」的文風。「清」則不冗雜，「峻」則不平弱，「通脫」則無所拘忌。《讓縣自明本志令》是其代表作：

《典論·自敘》是他自述平生的代表作，他向人們述說自己的愛好與追求，講自己的騎馬之術，射箭之藝，講自己的彈棋之巧，學業之專：「會黃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並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綉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read.99csw.com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張溥稱曹孟德「多材多藝」，又說曹丕的才藝「不減若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在曹丕這娓娓而談的敘述中有自負，有自信，但沒有狂傲，沒有矜誇，讀來如聽老朋友訴說從前的樂事和現在的心境，覺得親切隨便而又委婉動人。

就其感情之充沛、筆調之恣肆、氣勢之磅礴、文體之多樣和語言之華靡而言，曹植文章在建安文壇上無與其匹。

談對昔日快樂的留戀，談對「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的感傷，談對已入黃泉故人的思念，談自己「已成老翁」而功業未立的惶恐，向知己毫無保留地剖肝露膽，他的思想、情感、個性和顧慮都坦露無遺。

在諸體散文中他最看重自己的辭賦，他在《前錄自序》中說：「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僅他生前編輯的《前錄》中就收賦七十八篇，現在他的文集中存賦四十七篇，其中最能體現他「文才富艷」的是《洛神賦》（《三國志》本傳評語）。被封為鄄城王的曹植在魏黃初三年（222）到京師朝見魏文帝曹丕，回封地途經洛水時，想到宋玉的《高唐賦》和《神女賦》中，與楚襄王對答夢遇巫山神女的故事，因而仿其體例寫了這篇名賦。賦由歇駕洛水忽遇洛神寫起，進而描寫洛神的儀態風度和柔情綽態，還鋪陳了她優雅的神態和輕盈的舉止，再由洛神之美寫到對洛神之愛，最後表現兩情相通卻不得相聚的痛苦，最初的邂逅翻成最終的永訣，給全文籠罩上了一層憂傷的色彩。關於此賦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本賦是作者感甄后而作，有的認為只是讚美一個美麗的女神，有的認為隱寓了「君臣大義」。從賦的後文「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來看，似乎是感嘆君臣義隔，曲折地表現作者效忠君王的赤誠和有志莫騁的苦悶。當然此賦最讓人驚嘆的還是它那鋪陳的技巧和富麗的辭藻，尤其是對洛神體態神韻的描寫令人嘆為觀止：

全文傾吐自己歸隱田園找到精神歸宿后的巨大喜悅，字裡行間洋溢著洒脫達觀的情調，一氣呵成的語言流蕩奔走，敘事、抒情和寫景似乎率爾而成，細讀則無處不臻妙境。

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說「子桓慮詳而力緩」，他不僅善於縱意抒寫自己細膩親切的情感，也長於作理性深刻的思辨，可惜他的學術專著《典論》已經亡佚，書中完整保留的論文只有《論文》一篇。該文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文學專論，它探討了作家的精神氣質與作品風格的關係，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命題；闡述了不同體裁應遵循的文體風格；闡明了文學批評的正確態度，批評了自古以來「文人相輕」的陋習；還重估了文學在社會和個人事業中的價值與作用：「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文中不少命題和論斷對後世的創作和批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建安諸子中文章值得稱道的有孔融、王粲和陳琳。孔融是孔夫子二十世孫，張溥曾說孔融文章「豪氣直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劉勰也說他「氣盛于為筆」（《文心雕龍·才略》），他的文章的確體現了建安的文風：氣勢很盛，神采飛揚。現存的《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薦禰衡表》《汝潁優劣論》是其代表作。他的另一類專門嘲諷曹操的文章九-九-藏-書，如《與曹公論禁酒書》《又與曹公論禁酒書》等，在痛快淋漓中見出幽默和機智。我們來看看他的代表作之一《與曹公論盛孝章書》。信的開頭與曹操敘年齒，由老來朋友零落的孤獨，說到「惟會稽盛孝章尚存」，並介紹他目前「命不期于旦夕」的危險處境，引出救友的本意，從感情上打動對方；接著從交友之道說明救盛孝章是曹操不容推遲的責任，而且曹操只要舉手之勞就可以弘揚友道；最後分析救盛孝章對曹操統一大業的意義。先動之以情，次曉之以義，后陳之以利，在從容的談吐中顯示出他所特有的「盛氣」。

他的書札不像其兄那樣平易近人，但寫得文采斐然、意氣風發，如《與吳季重書》：「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燕飲彌日，其于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如上言，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蒙泛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一連串的排比句、對偶句奔瀉而下，以極度誇張的語言表現自己激昂的氣勢，真實地顯露了作者的個性與鋒芒。

比起父親的雄才霸氣，曹丕顯得更近情、更儒雅，前人早就說子桓有「文士氣」，《三國志·文帝紀評》說「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劉勰也認為「魏文之才洋洋清綺」（《文心雕龍·才略》）。他的文賦和他的詩歌一樣鮮明地表現了他這一氣質個性，而且可能比他的詩歌取得了更高的藝術成就。他的散文中寫得最好的是自敘、書札、論文三類。

本文作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赤壁之敗后新定的北方人心浮動，政敵乘機攻擊他有「不遜之志」，他為了反擊政敵和安定人心，發布了這一道「自明本志令」。令文敘述了自己大半生奮鬥的經歷，剖析了自己的心志，並從當時形勢說明自己行藏出處的原因。「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些話只有他敢說，也只有他能說，語言直率、坦蕩而又極有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