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記述北魏王朝盛時洛陽佛寺的壯麗，並通過對昔日京都佛寺的盛衰寄託自己對北魏覆亡的「黍離之悲」，併發出歷史興亡的深沉喟嘆，而此書描寫這些佛寺的窮形盡巧，客觀上批評了統治者耗竭民力佞佛的愚妄行為，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北魏興亡的深刻原因。但在涉及南方與北方的人事時，作者常表現出狹隘的政治地域偏見。

《洛陽伽藍記》的語言句式較為整飭，出現明顯的駢偶化傾向，描寫寺廟景物常用鋪排手法，又可見出吸取了漢代辭賦的寫作經驗。描寫的潔凈生動和詩意盎然不及《水經注》，敘事的「雍容自在，舉體朗潤」又為《水經注》所不及（錢鍾書《管錐編》卷四）。

全書分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和城北五卷，除描寫北魏洛read.99csw.com陽廟宇的興廢外，于北魏的政治、經濟、風土、民情也有所記述，有些篇章還不時雜以靈怪異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歷史與文學價值說：「敘次之後先，以東面三門、南面三門、北面三門，各署其新舊之名，以提綱領，體例絕為明晰。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迹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

書中也毫不隱諱地揭露了北魏貴族的粗鄙、貪暴和奢華，如《法雲寺》中寫河間王元琛「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綉纈、紬綾、絲彩、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琛忽謂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嘆，不覺生疾，還家卧三日不起。」琛固然奢侈驕縱，融又何嘗不貪婪暴虐。又如《高陽王寺》寫高陽王雍：

孟門山在山西吉縣西，為黃河上游的一個轉折地段。本文先用五句概括此間河面的外貌：「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寥寥數語寫出了河岸的險峻，再寫河水的咆哮暴怒：懸流千丈，鼓若山騰。描寫逼真而又富於層次，下字更為精確傳神，動詞「捍」「墜」「鼓」「騰」，寫河水都極有氣勢和力量，傳出了黃河兇險暴戾的特點。

作者筆下的《滱水·陽城渚》卻又是另一番景象。陽城渚不像長江水那樣多彩多姿，也不像黃河那樣暴虐兇險，他只用八個字交代渚水概貌：「渚水瀦漲」「方廣數里」。渚周圍的環https://read.99csw.com境可值得一觀：「匪直蒲筍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孌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綠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流響。」這種平緩紆徐的調子同寧靜無波的渚水十分和諧，造成一種恬適自在的文境。

《水經注》雖是一本地理學著作，但作者筆端常帶感情，他本人也自許為山水的「千古知己」（卷三十四），在準確地把握山水特徵的同時，融進了他的感想、體驗、驚異、激動，有時記下對某一水域風俗民情的好奇，有時又穿插|進兒時的記憶，如《巨洋水》中的一段：

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說：「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崔浩、高允之文咸磽确自雄。溫子升長於碑版，敘事簡直，得張（衡）、蔡（邕）之遺規；盧思道長於歌詞，發音剛勁，嗣建安之佚響。子才、伯起亦工記事之文。豈非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哉？」北朝文學的發展過程雖不斷為南朝所同化，但在散文創作上重實用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即使北魏中後期朝廷的章奏文誥改用駢體后，北朝文人也並沒有因此輕視「筆」，其三部散文名著《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從文體說都屬「筆」而非「文」，可見北朝作家的創作風尚和審美趣味。另外，北魏早就有勒石紀功的習慣，今存的碑版北朝遠較南朝為多，而碑版又多以散體寫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朝散文創作的繁榮。在詩歌創作上北朝文人步趨南人，而散文創作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特點，學習南方有所選擇和去取。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毫不遜色于南方，南朝除《世說新語》外還沒有可與《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等相媲美的散文作品。

本文先交代景明寺興建的年月和命名的由來，再依次記述寺的方位、九-九-藏-書規模和建築特點。寺面對中嶽嵩山，背負都城洛陽，「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寺廟更是復殿重房，青台紫閣，妝飾華麗，煥爛一方。佛教盛會時此間寶蓋浮雲，香煙似霧，其場面之熱鬧為洛陽寺廟之最。文章如一個向人述說前朝盛事的遺老，不只是對對象作客觀冷淡的敘述，而是說到繁華處常帶感情，以生動富麗的語言向人們述說洛陽最值得北朝人驕傲的時刻。

北朝另一散文名著是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顏氏為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仕南朝梁為散騎侍郎，仕北齊為黃門侍郎，入周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他是一個十分矛盾的人物，很想成為一個「專儒」（《勉學》），可又徘徊于玄釋；一方面宣稱應該「見危授命」，另一方面又指出「人生難得」；大罵齊、梁大臣艱危之際不能死節，而他自己卻「一生而三化」（顏之推《觀我生賦》）。他也意識到了自己精神的分裂矛盾，說自己「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顏氏家訓·序致》）。全書共二十篇，成書于隋初。它旨在以傳統的儒家思想訓誡子弟，「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無所不備，同時也涉及南北風俗的不同、豪庶好尚的差異、社會思潮的變化、文字音韻的考辨、文人與學者的區分等，其中有些見解具有積極意義，有些記載具有史料價值。如提倡學貴能行，反對不務實際的高談空論，諷刺南朝士族「膚脆骨柔」的虛弱無能，考辨文字音韻的專章更有學術價值。《文學》篇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文學主張，認為「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並尖銳地批評了齊梁文風。每篇文章都是一篇雜論，常以生動的小故事闡明事理，如《涉務》說：

《洛陽伽藍記》是寫于東魏時期的一部傑出的歷史散文。作者楊衒之，北平（今河北滿城）人，生平和生卒年不詳。在北魏和東魏曾任奉朝請、秘書監、撫軍府司馬等職。嘗與河南尹胡世孝共登洛陽永寧寺，后重至洛陽時見城闕毀壞，寺觀廟塔都蕩然無存，不禁感慨系之，因而寫了這本《洛陽伽藍記》。他在序中交代了寫作的原因和目的：

《水經注》的語言很有特點，散行單句之中時間駢偶，句子多短峭潔凈，生動流暢。有時用白描，有時用彩繪，所以時而質樸時而清麗，語言風格顯得豐富多彩。更可貴的是書中語言兼具學者的簡練精確與文人的細膩詩情，讀其文能將我們帶進詩情畫意之中。它給後來柳宗元等人的山水遊記產生深遠的影響。

《顏氏家訓》在古代是家弦戶誦的必讀物，清人說它「其誼正，其意備。其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黃叔琳《顏氏家訓節鈔本序》）。一直到現代周作人還說它「理性通達，感情溫厚，氣象沖和，文詞淵雅」（《立春以前·文壇之外》）。它敘事說理時語重心長，行文既不刻板地模擬先秦散文，又不用當時流行的駢體，文筆樸實、平易而又流暢，所以成為風行百代的傳統讀物。

插入兒時在此處的「嬉遊」與「歡情」，清冷無情的巨洋水頓時便變得有情，「水色澄明」之境便與「閑居倦想」之情融為一體，山水記述之中頓時便充滿了詩意，讀來親切感人。

在作者對洛陽寺廟如數家珍的追憶中，他不經意間便流露出對北魏強盛時的神往之態與自豪之情，如《景林寺》：

在這則鋪陳描寫中隱寓了作者的厭惡之情，也可看出他對這種荒淫奢侈生活的痛恨，它間接揭示了北魏「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清吳若准《洛陽伽藍記集證》）。

景林寺建築之華麗，寺前奇果之豐饒，蟬鳥鳴聲之動聽，精舍形制之精巧，還有侍僧禪坐之虔誠，北魏博士之博學，林林總總，絮絮道來，是在追憶，是在紀實，也是在誇耀。又如《景明寺》：

一起手就以剛勁的筆墨勾勒出三峽的雄峻輪廓，然後再描繪出三峽四季不同的景色：夏天江水迅疾兇險，春冬江水又恬靜溫順，秋日則林寒澗肅，長嘯的高猿使三峽變得格外凄異哀絕。酈道元筆下的三峽不斷改變自己的面容，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文字短峭有力，生氣貫注。再來看看《河水·孟門山》：

它是我國六世紀以前地理學集大成著作，也是南北朝時期描繪山水傑出的散文作品。書中的山水都千姿百態互不重複，既有洶湧澎湃的長江三峽，有暴虐不馴的黃河，也有秀美恬靜的滱水。我們先看見《江水·三峽》：

《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527）字善長，范陽涿鹿（今河北涿鹿）人。仕北魏歷任尚書主客郎、治書侍御史、御史中尉等職，孝昌三年（527）出為關右大使，被雍州刺史蕭寶夤殺害。《水經注》雖名為是替《水經》一書所作的註釋，但其實是以《水經》為綱重寫的專著，注的文字二十倍于經書。全書記述的水道一千三百八十九條，共四十卷，三十余萬字。內容主要說明河道概況、水源、支流、流向，對每一流域內的水文、地形、氣候、物產、山陵、城邑、名勝、地理沿革、歷史掌故、民情風俗都有具體的描述。對北方水系的記述最為詳盡，還不時糾正經文中的謬誤，南方水系因不能親身考察，個別地方難免有失實之處。尤為可貴的是作者不但著述態度非常嚴謹，還十分注意水道與民生的關係，對水利灌溉與河流流量都有詳細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