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的雙方常指出論敵在論證過程中的邏輯錯誤，嵇康就經常發現論敵違反邏輯的排中律和矛盾律。我們先看看嵇康運用排中律反駁對手違反邏輯規則的例子。阮德如在《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中認為墨子的明鬼與董無心的無鬼皆屬「偏辭」，他一方面「托心無鬼，而齊契于董生」，一方面又「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嵇康指出論敵「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在墨子的有鬼和董無心的無鬼這兩個彼此矛盾的思想中不可能都假，其中必有一真，阮「兩譏董墨」徒然只使得自己「貌與情乖」。《聲無哀樂論》中「秦客」為了證明「聲有哀樂」，時而說「聲音無常」，鍾子知伯牙之志無須「借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時而又肯定「季子聽聲，以知眾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嵇康指出「秦客」違反了邏輯中的排中律：「案如所云，此為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可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音聲之無常，鍾子之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

如嵇康就經常指出對方在論證過程中的邏輯謬誤：一是以不同類事物進行推論，即「以非同類相推」。譬如，《聲無哀樂論》中「秦客」以《左傳》所載「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為犧」為例說明「聲有哀樂」。嵇康從另一視角闡釋了這一事件，並據此對「秦客」進行了有力的反駁：「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為解其語（戴明揚校注本為『稱其語』，吳寬叢書堂鈔本為『解其語』，從吳本）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爾。不為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即使葛盧聽牛鳴便「知其三子為犧」，那也只是理解牛的語言而知其事，不是欣賞音樂而知其情，仍不能由此得出「聲有哀樂」的結論。二是以必然喻未必然，即以必然的事物去推論未必然的東西，如張邈在《自然好學論》中以口之於甘苦出於自然，推出人類同樣自然好學的結論，嵇康在《難自然好學論》中反駁說：「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米粟之論，於是乎在也。」口之於甘苦是「感物而動」的生理性反應，學習六經是「先計而後學」的理性強制性行為，從前者並不能推出後者。https://read.99csw.com

除反駁對方的論證外，嵇康論說文中還常通過反駁對方論據以駁倒對方的論點，即他在《聲無哀樂論》中所謂「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的反駁方法。論辯時先假定對方的論點為真，並列出論敵可能用來論證的證據，再一一加以反駁。如《聲無哀樂論》中「秦客」舉「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為例以證明「聲有哀樂」。嵇康先提出羊舌母聞兒啼便知其將來必喪家的兩種可能性：「為神心獨悟暗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接著再逐一加以反駁，指出這兩種可能性都站不住腳，因而「聲有哀樂」的論點也就無法成立。read.99csw.com

此時的形名學有所謂「名實派」與「名理派」之分，二者不可截然分開，它們分別屬於魏晉形名學兩個不同的邏輯層面：名實即形名學中「校實定名」，名理即形名學中的「辨名析理」。「校實定名」是通過辨「形」來定「名」以求「實」的方法，「辨名析理」是通過研究概念的異同及其聯繫來分析事物規律的方法，「辨名析理」是在「校實定名」的基礎上進行的。名實的本質是分析名（概念）與實（本質）的關係，名理則是在此基礎上闡明事物的本質規律，它所常用的方法是比較和確定各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邏輯關係。

正始論說文之所以能剖析幽微，嚴謹精密，與當時的文化氛圍及其士人邏輯水平的提高息息相關。前文已談到曹操時「天下貴刑名」，《文心雕龍·論說》中也指出：「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名法」即刑名和法術。漢武帝定儒學於一尊后，先秦的名學陷於沉寂，漢魏之際魏武帝以法術治國，人們通過循名究理的形名學研究治國之術，加之曹操有鑑於當時社會輿論和用人只「采其虛名，少於核實」造成的惡果，強調評價人才應「循名責實」「名實相副」。這些因素導致人們對名學的重視。當時「校練名理」的不只是王、傅二人，《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八注引荀綽《冀州記》說，邵俞「辯于論議，采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不過，漢魏之交大多數士人只是開始對名學產生深厚的興趣，還不能嫻熟地運用名學知識于論說文的寫作中，除少數作家外，多數操觚者還不善於持論，劉勰就很不客氣地批評「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明張溥將阮籍與曹氏父子相比較說：「曹氏父子，詞壇虎步，論文有餘，言理不足。嗣宗視之，猶輕塵之於泰岱。」九-九-藏-書

正始論說文不僅義理上「師心獨見」，而且論證過程「鋒穎精密」。其辯論的激烈和邏輯的嚴謹，上可與先秦諸子雙峰並峙，下則成為一千多年封建社會論說文難以逾越的高峰，難怪後世稱此時的論說文為「論之英也」。

正始玄學家幾乎都注重邏輯訓練，人們常常稱讚他們「善名理」，如《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八載鍾會「精練名理」，《世說新語·賢媛》注引《陳留志名》稱阮侃「飭以名理」，《太平御覽》卷五九五稱嵇康「研至名理」，《三國志》卷二十八注引何劭《王弼傳》說王弼「通辨能言」，「鍾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王弼自己也認為概念的準確明晰和論證的邏輯嚴謹是從事理論探討的基礎：「不能辨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

正始論說文中有許多是辯論性的文章，此時玄學家們既與自己政治思想傾向不同的人展開辯論，如張邈的《自然好學論》和嵇康的《難自然好學論》，更常常與自己政治態度相近且思辨水平相當的知己進行思想交鋒，如嵇康的《養生論》《答難養生論》，向秀的《難養生論》，又如阮德如的《宅無吉凶攝生論》《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嵇康的《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還有嵇康《聲無哀樂論》中「東野先生」（即作者自己）與「秦客」（辯論的客方）就音樂本身是否有哀樂展開的爭論。這些論辯文章最能顯示正始論說文「鋒穎精密」的藝術特點。辯論為的是「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于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為了確立自己的觀點和駁倒對方的觀點，一方面要使自己的論證過程嚴謹精密，做到「彌縫莫見其隙」，讓論敵「不知所乘」；一方面又要敏銳地發現論敵邏輯上的漏洞，藉以暴露其論點的虛假和錯誤，因而論辯文章必然要同時用到建構式論證和反駁式論證。https://read.99csw.com

嵇康的論說文是「鋒穎精密」的典範，如他在《釋私論》中首先嚴格地限定他文中「公」與「私」這兩個概念的內涵。他所謂「公」並非我們常說的為公眾利益著想或獻身的精神，「私」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為個人利益打算的雜念。他的「公」與「私」不涉一般意義上「善惡」「是非」的道德判斷。「公私」與「是非」「善惡」是三組不同的概念。作者先分辨了「公私」與「善惡」的區別：「故論公私者，雖雲志道存善，心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為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可見，「公」是指坦露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私」則反之。接著他以東漢顯宦第五倫為例闡明「公私」與「是非」的區別：第五倫曾坦言「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嵇康就此分疏了「公私」與「是非」兩組概念，他說「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第五倫顯情，是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如果把「有非」當成「有私」，那就「惑于公私之理」了。該文旨在肯定那種「顯情無措」的坦蕩襟懷，提倡「任心無窮」的磊落人格。對所用概念的內涵進行嚴格的規定，對各概念的異同進行分梳，是論說文「鋒穎精密」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剖幽析微，分肌擘理。

李充在《翰林論》中指出：「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正始論說文之所以能「鋒穎精密」，就是因為此時大多數論文作者自覺地應用形名學的邏輯方法，有些玄學家還嚴格地遵循形名學規則來建構其理論體系。我們來看看王弼是如何按形名學方法推出他的「以無為本」的本體論的：九_九_藏_書

我們再來看看嵇康如何運用矛盾律來揭露論敵論證過程中的邏輯問題。阮德如在《宅無吉凶攝生論》中既說壽夭為性命自然，非人力所能改變，又說壽夭取決於人為努力。在這彼此矛盾的判斷中必有一假，嵇康很快就寫出了《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文，敏銳地抓住了對方思維中的邏輯混亂：「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貧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夭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耶？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于虛，故性命不遂。此為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

王弼從聽、視、體、味幾個方面去辨知「道」，其結果是「道」既無形又無聲。形名學中「名」產生於「形」，因而無形的「道」也就無名了，既無形又無名的「道」就簡稱為「無」，「無」也就與宇宙本根的「道」同一了。有形有名的萬事萬物其共同屬性即存在也即「有」。這樣，「道」與萬物的關係就轉換成了「無」與「有」的關係，「萬物生於道」這一命題從形名學的角度就轉換成了有生於無，「以無為本」的本體論於是確立。

由於正始作家有「校練名理」的邏輯訓練，他們闡述自己的觀點時運思嚴密，發現論敵的邏輯破綻時又特別敏銳，自然就形成了這一時期論說文「鋒穎精密」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