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的具體寫作年代不可考，《舊唐書·職官志》交待判官一職為「天寶後置」，可見這首詩不可能寫于天寶元年之前，也不可能寫于天寶三年之前，詩人在皇帝身邊不會對一個判官說「終與同出處」，可以肯定這首詩的寫作年代至少在天寶三年詩人離開長安以後。當然，離開了宮廷，詩人仍然高歌「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仍然看重精神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同時他又害怕無聲無息地「老死阡陌間」，不能了卻「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的宿願。所以，儘管他「羞逐長安社中兒」，但還是念念不忘京城長安，送行詩中常向友人表白思念長安的心跡，《金鄉送韋八之西京》中說「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送陸判官往琵琶峽》又說「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裡，何日是歸期」，連《秋浦歌》這樣的山水詩中也流露出對京城的思念之情：「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他離開長安越久對長安的思念就越切，甚至到「長相思，摧心肝」的程度。安史之亂起，目睹「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的慘象，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他置個體的自由於度外，他為民族和國家的前途而憂心如焚。特別是東西兩京的陷落更讓隱居在廬山的李白坐立不安。他在《贈溧陽宋少府陟》中說：「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為了拯救塗炭中的中原人民，永王請他入幕時他覺得這是為國立功的大好機會，在兵火連天的歲月以衰朽之年入軍平定叛亂，在《永王東巡歌》中他情緒激昂地唱道：「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據《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一詩可知，在長流夜郎赦還以後，他以六十多歲的高齡還準備參加李光弼部隊征討叛軍，半道因病折回時還懊惱地說「天奪壯士心」，「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這與聲言「高情出人間」的李白不是判若兩人嗎？九九藏書

要實現政治上的宏偉抱負，自稱「草間人」的李白自然必須得到王公權貴的引薦提攜，這樣他就不得不向王公權貴們求情干謁，從天空神遊的迷霧裡墜落到王法規定的現實社會中來。《古風》之二十六說：「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絕世，馨香誰為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托華池邊。」生在窮泉僻壤的碧荷不管秀色如何絕世，馨香鮮色仍然不為人傳，難逃被飛霜凋落紅芳的命運，要實現大志就非託身「華池邊」不可，他那些似傲而實卑的干謁信就是他「願托華池邊」這一願望的真切表現：「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于君侯哉！」為了求得王侯的提攜引薦，他不惜肉麻地向權貴恭維捧場，頌揚了無才華的安州長史李京之說：「伏惟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詞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與韓荊州書》讚美德薄才劣的荊州長史韓朝宗說：「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在《流夜郎贈辛判官》，他還津津有味地誇耀自己過去的「得意」經歷：「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臨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有些學者以為這是李白身上的庸人習氣，殊不知這是他為了實現自己濟蒼生的大志不得已的行為，要麼乾脆放棄自己的事業追求，要麼就向王公大人恭維干謁，歷史逼著他別無選擇。舉出李白這些卑微的言行，我們沒有絲毫嘲諷他的意思，也沒有絲毫嘲諷他的權利，這是那個時代任何一個有志之士實現自己志向必然要付出的代價。reａｄ•9９cｓw•ｃｏｍ

可是，進入封建秩序這個囚籠的日子一久，他就發現皇帝遠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英武聖明，王公大人比他想象的更加骯髒愚昧，人與人之間只有偽善，政治也完全是奸詐，精神自由的追求和高傲的個性迫使他厭惡與權貴們周旋，而他自己剛正不阿的操守更無法見容於近臣權貴，他用輕蔑、鄙夷與嘲諷來對付權貴，權貴則用造謠、誹謗來中傷他。他惱怒地指責皇帝「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使得宮中「奸臣欲竊位，樹黨自成群」，以致「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會鑽營拍馬的人「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他們「鬥雞金宮裡，蹴鞠瑤台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這股邪惡勢力把大唐帝國攪得烏煙瘴氣。「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不願也不屑奉承拍馬、承歡賣笑的李白，自然成了他們必欲去之的眼中釘，而李白那如同赤子一樣的單純與天真，哪是那些奸滑權貴的對手，更何況他不屑與這般人較量：「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群雞，刺蹙爭一餐？」這時他唯一盼望的就是精神自由，朝廷就像法國人所謂的「圍城」，沒有進去的時候拚命想進去，進去后又拚命想擠出來，此刻他想的是儘快離開宮廷，遠離權貴，去過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他在《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一詩中對集賢院學士們推心置腹地說：「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雲天屬清朗，林壑憶游眺。或時清風來，閑倚欄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整個上層權貴對這位「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真妃高力士」的詩人都看不順眼，很快他就被逐出了建立功業須臾不可離開的政治舞台。逃離了囚籠，王公大人自然「不能器之」，他也可以按自己的本性過一種自由放曠的精神生活，「若使巢由桎梏于軒冕兮，亦奚異於夔龍蹩躠于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卻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鳴皋歌送岑征君》）。然而這隻是剛被趕出宮廷的憤激之語，一旦他真的在山水中徜徉時，又再度萌生「大濟蒼生」的壯志：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笑傲王侯和蔑視王法，追求個人的精神解放與個性自由，必須使自己超出於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秩序之外；同時，要在政治上完成壯麗的人生，實現自己「濟蒼生」和「拯物情」的宿願，又離不開王侯大公達官顯宦的舉薦提攜，更離不開皇帝提供的政治舞台——封建官場，他又不得不回到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秩序之中。於是，歷史把李白的人生追求置於這樣一種尷尬的悖論之中：

他的遊說、求情、干謁到底沒有白費，天寶元年唐玄宗召他入京，英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留下了當時他的那種興奮和激動：「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開始他以為皇帝會委他以重任，自己能在政治上大有作為，曾經笑他微賤的權臣顯宦現在「卻來請謁為交歡」，從他《駕去溫泉宮后贈楊山人》一詩，我們至今仍能感受到詩人那種揚眉吐氣的興奮：

建立豐功偉業—求助王侯—與傳統妥協—回到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等級秩序之中。

追求精神自由—笑傲王侯—反抗傳統—要求超出於王法所規定的封建秩序之外；

不少論者指出過李白與莊子的承繼關係，誠然，在抨擊王權蔑視權貴方面，在追求精神自由方面，莊子對李白影響不容低估。莊子對「仁義」虛偽本性的揭示，對王公醜惡的針砭，其深刻的程度甚至還為李白所不及，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認為，要想過一種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就必須擺脫社會強加給人的種種限制，擺脫所謂仁義道德的枷鎖，特別是要放棄個人對社會和歷史的責任，摒除個人功名慾望的束縛，因而他能視相位如腐鼠（《莊子·秋水》）。李白雖然讚頌大鵬遨遊人世的精神和氣魄（《大鵬賦》），在不少作品中高度肯定適性任情的存在方式，高度肯定精神自由對個體存在的價值，甚至把「搖曳滄州傍」作為自己人生的最後歸宿（《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但是，他與莊子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李白秉有莊子所不具有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人們過分地誇大了李白詩賦中大鵬與《逍遙遊》中鯤鵬之間的聯繫，以致忽視了二者的重大區別，《大鵬賦》《上李邕》《臨路歌》中的大鵬，主要不是追求無待的自由，而是藉此抒寫詩人「簸鴻蒙，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的巨大力量，以及「簸卻滄溟」、整頓乾坤的宏大志向，大鵬「扶搖直上九萬里」的氣度不是用來逍遙避世，而是將其威力展現在現實人世，去成就一番令人驚嘆的偉業。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使李白一味追求個人自由時就深感愧對時代和歷史，內心深處就感到惶惶不安。《酬崔五郎中》便是抒寫自己壯志成空的痛苦：「朔雲橫高天，萬里起秋色。壯士心飛揚，落日空嘆息。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幸遭聖明時，功業猶未成。奈何懷良圖，鬱悒獨愁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