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是把一個詩人放在廣闊的文化視野中進行觀照，《賈島》一文也是這方面的典範之作。賈島既不像孟郊、韓愈那樣用古體詩咒罵「世道人心」，也不像白居易、元稹那樣用「律動的樂府調子」「泣訴著他那個階層中」的不幸，只是作「一種陰暗情調的五言律詩」。他分析賈島專寫五言律詩的原因說：生在那個時代的讀書人，有沒有抱負「總得做詩，做詩才有希望爬過第一層進身的階梯。詩做到合乎某種程式，如其時運也湊巧」，才有可能「混得一第」，而「五律與五言八句試帖最近，做五律即等於做功課」。接著他又追問道：他「做詩為什麼老是那一套陰霾、凜冽、峭硬的情調呢」？對此他提供了一種文化社會學和個人心理學的解釋：「他目前那時代——一個走上了末路的，荒涼，寂寞，空虛，一切罩在一層鉛灰色調中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與他早年記憶中的情調是調和的，甚至一致的……早年的經驗使他在那荒涼得幾乎獰惡的『時代相』前面，不變色，也不傷心，只感著一種親切、融洽而已。於是他愛靜、愛瘦、愛冷，也愛這些情調的象徵——鶴、石、冰雪……甚至愛貧、病、丑和恐怖。」這同時也回答了每一個時代何以在臨近衰敗滅亡時都喜歡賈島的原因。他闡釋初唐浮艷的詩風時，也是從文學與學術互動這一角度切入，從論文的題目《類書與詩》就可看出他的思路。唐太宗時代出現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大量類書，聞一多由此敏銳地發現這些類書與初唐詩歌的共性與聯繫，因為類書這種「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的「畸形產物，最足以代表初唐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而「文學被學術所同化的結果」，便出現了「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緻的類書」，它們二者的共同特徵就是「徵集詞藻」，於是形成了初唐詩歌堆砌詞藻的時代風格，唐初五十多年的詩與其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孟浩然》一文將研究對象放在他所生活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去理解，讓人們能真正認識「孟浩然的詩」和「詩的孟浩然」。《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也「把眼光注射于當時的多種文化形態」，從當時的音樂、舞蹈、繪畫、宗教、軍事各種文化形態的交織中來探討杜甫的成長道路和心路歷程，同時他還廣泛地考察了杜甫與同輩詩人的交往和友情。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既然他詮釋中國古典詩歌為的是「求真」與「求美」，為的是把捉「意義」與「意味」，這就決定了他的詮釋離不開學者的審慎和理性，也少不得詩人的想象和激|情，因而也就形成了他那激|情與理性|交融的學術個性。「求真」在他的詩歌詮釋中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求得「文本意圖」，也即上文所說的把捉文本的「意義」，他從文字校勘、音韻訓詁入手，力避望文生訓和鑿空而談，每一斷語都建立在紮實可靠的材料之上，這斷然容不得半點主觀臆想，必須嚴守客觀、冷靜、嚴謹和理性，對此上文已有闡述；（二）把握詩人和詩風的本質特徵，解剖個人風格和時代風格的內部機制，分析形成不同風格的外部原因，追尋詩體和詩風歷史演變的軌跡，這種意義上的「求真」必須具有深刻的思辨理性。

當然，如果僅僅有這些對古代詩人和詩歌深刻的理性思考，仍然不能形成聞一多獨特的學術個性；如果沒有他的審美想象和個人體驗，僅有清人的樸學方法和現代的「科學方法」，他仍然「還是離詩很遠」（見前）。這位嚴謹理性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極富想象和激|情的詩人，正是這種氣質使他區別於那些只懂平仄押韻和典故出處的學究，他的詩歌詮釋充滿了靈氣、想象和激|情。我們來品味一下他的《杜甫》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杜甫在《百憂集行》中回憶少年生活說：「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聞一多在他的評傳中把這一細節寫得比原詩更形象更傳神，少年杜甫一天天變得身強體壯，「上樹的技術練高了，一天可以上十來次，棵棵樹都要上到。最有趣的，是在樹頂上站直了，往下一望，離天近，離地遠，一切都在腳下，呼吸也輕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聲；那笑聲里有妙不可言的勝利的莊嚴和愉快。便是遊戲，一個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然一點，才不愧是杜甫。」又如他描寫李白與杜甫第一次在洛陽相會時說：「我們再逼緊我們的想象，譬如說，青天里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那麼，塵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遙拜，說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詩中的兩曜，劈面走來了。我們看去，不比那天空的異瑞一樣的神奇，一樣的有重大意義嗎？」這種奇幻的想象，這種奇妙的語言，使他的論文在精闢的論析中又洋溢著濃郁的詩意。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他這種融理性與詩情於一身的學術個性，使他的許多研究結論不可能成為定論，他有關《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和神話的不少論斷，至今還常有人提出質疑，但毫無疑問，他的研究成果將永遠是引起人們爭論和激發人們靈感的源泉，而他那兼融理性與詩情的學術個性也將永遠富於魅力。

現代哲學、文藝理論、社會人類學、精神分析這些學養，在聞一多的詩歌詮釋中不是作為迫使我國古典詩歌就範的外在套子和框架，而是內化為他個人獨特的感悟、情緒、體驗與思索，這是他理性與激|情交融最深刻的表現。如他對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精彩論述：「更夐絕的宇宙意識！一個更深沉，更寥廓，更寧靜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恆面前，作者只有錯愕，沒有憧憬，沒有悲傷。從前盧照鄰指點出『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時，或另一初唐詩人——寒山子更尖酸地吟著『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時，那都是站在本體旁邊凌視現實。那態度我以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帶點狐假虎威的神氣。在相反的方向，劉希夷又一味凝視著『以有涯隨無涯』的徒勞，而徒勞地為它哀毀著，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張若虛這態度不亢不卑、沖融和易才是最純正的，『有限』與『無限』，『有情』與『無情』——詩人與『永恆』猝然相遇，一見如故，於是談開了——『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是迄今為止對《春江花月夜》最新穎最深刻的評論，它既不是傳統詩話那種零碎的評點，也不是現代詩論那種冰冷的分析，而是聞一多與張若虛兩顆詩心的「猝然相遇」和傾心交流，更是帶有聞一多個人情感、意志甚至體溫的生命體驗。聞一多以他那顆激烈的詩心激活了《春江花月夜》中的文字、音節和韻律，他甚至在該詩中體驗到了張若虛也未必體驗到的「宇宙意識」「本體」「現實」「永恆」「有限」「無限」等玄妙深刻的東西，分明顯露出這位學者深厚的西方哲學修養，可他又沒有將這些理論概念作為某種刻板的判斷尺度來衡量古代詩歌，它們已融化在聞一多獨特的感受和體驗之中，因而，他的詩歌詮釋既是一種理論分析，也是一種生命體驗，他對詩歌理解的深度也正是他生命存在的深度。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