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現代化」的捷徑之一自然是學習西方詩歌的表現手法，然而許多詩人和詩論家常患「歐化恐懼症」，「似乎一犯歐化，便落了下乘」。余光中先生則不同意這種狹隘的國粹主義論調，他在《徐志摩詩小論》中說：「其實五四以來較有成就的新詩人，或多或少，莫不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問題不在有無歐化，而在歐化得是否成功，是否真能豐富中國文學的表現手法。歐化得生動自然，控制有方，采彼之長，以役於我，應該視為『歐而化之』。」因此，他為徐志摩詩的「歐化」辯護，稱徐詩的「歐化」豐富了我國現代詩的表現手法。他並且解剖了徐志摩「比較西化」的《偶然》一詩的最後一節：「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余先生說「『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一句，歐化得十分明顯，卻也頗為成功。不同主詞的兩個動詞，合用一個受詞，在中文里是罕見的。中國人慣說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能簡化成『公說公有，婆說婆有，理』。徐志摩如此安排，確乎大胆。但說來簡潔而懸宕，節奏上益增重疊交錯之感。如果堅持中國文法，改成『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反而嚕囌無趣了。」最後三句中「記得」和「忘掉」似乎都沒有賓語，細讀才明白「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同時承受雙謂語——「記得」和「忘掉」。這三句的意思是說：「你記得我們交會時的光亮也好，忘掉了我們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最好。」要是這樣表述就變得冗長拖沓了。一節詩中用了兩次歐化句式，余光中認為「不但沒有失誤，而且頗能創新」。為了「中國詩的現代化」，他贊成引進歐化的表現手法。九*九*藏*書

有鑒於此，在食古不化的「孝子」和唯洋是崇的「浪子」之間，余光中反而更倚重「浪子」。他在《古董店與委託行之間》一文中說：「然而，真抱歉，在孝子和浪子之中，真能肩起中國文藝復興的，仍屬後者。同樣看一首唐詩，經過西洋詩洗禮的眼睛總比僅讀過唐詩的眼睛看得多些，因為前者多一個觀點，有比較的機會。我們要孝子先學浪子的理由在此。孝子不識傳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走出山去，多接受一種西洋的藝術等於多一個山外的立足點，如是對於山始能面面而觀。」他在同一文章中還舉例說：「中國古典詩幾乎只有『煞尾句』（end-stopped line），沒有『待續句』（run-on line）；一個孝子在這種傳統中習藝一輩子，恐怕很難想到有『待續句』的可能性。」實現「中國詩現代化」這一目標當然不能只跟著杜甫學七律，跟著李白學七古，這樣視野會越來越狹窄，手法也會越來越僵硬單調，永遠不會跳出古人的掌心。

其次，只一味模仿古典往往使詩語庸俗陳腐，或「予人脂粉氣息之感」。戴望舒在這方面是我們的前車之鑒，他「接受古典的影響，往往消化不良，只具形象，未得風神。最顯著的毛病，在於詞藻太舊，對仗太板，押韻太不自然」。我們來看看余光中在戴氏詩集中拈出的詩節：「我沒有忘記：這是家，妻如玉，女兒如花。」（《過舊居》）「貝殼的珠色，潮汐的清音，山風的蒼翠，繁花的綉錦。」（《示長女》）「我們彳亍在微茫的山徑，讓夢香吹上了征衣，和那朝霞，和那啼鳥，和你不盡的纏綿意。」（《山行》）「妻如玉，女兒如花」這樣的語言的確談不上清新，也難怪余先生說它們「詞藻太舊」。看來，「陳舊」的詩境和「陳舊」的詩語是互為因果的。九九藏書

首先，只一味模仿古典在詩境上「往往陷於舊詩的濫調」，余先生在《評戴望舒詩》中不留情面地批評戴詩意境的「陳舊」。一首詩歌如果是從古典那兒「借來」的詩境，不管其詩歌的語言如何精緻典雅，它仍舊只能算是贗品和劣詩。「中國詩現代化」的關鍵是要創造出新的詩境，而創造新的詩境，詩人就得對人生世事有全新的感受和體驗，也即馬爾庫塞所說的要造就「新感性」。這樣，要「中國詩現代化」就邏輯地推出了「中國詩人現代化」的結論。假如一個人面對自然山水時見到的滿眼都是謝靈運詩中的景象，走向田園時只能感受陶淵明當年領略過的民俗風情，他筆下的詩境怎麼可能不「陳舊」呢？撇開余先生對戴氏的批評是否恰當這一問題，他提出詩境的創新則是「九-九-藏-書中國詩現代化」的要務。

五四時期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抒情話語由文言變為白話，詩歌由古典獨霸詩壇變為新詩獨領風騷。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和新詩《嘗試集》的作者胡適，在《談新詩》一文中自得而又自信地聲稱：「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詩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表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情感。」事隔七八十年後許多人對這次「詩體的大解放」似乎沒有胡適先生那麼樂觀。新詩人換了一代又一代，詩歌流派一茬連一茬，新詩集更是一本接一本，可是詩歌數量上的堆積並不必然保證詩歌質量上的精美，新詩中到底有多少像古典詩歌那樣萬口相傳、百讀不厭的傑作呢？這使有些詩人和詩論家覺得當年「詩體解放」也許是一種輕率的衝動，是一種歷史性的錯誤，古典詩歌「在凝練、強度和層次複雜方面上決不下於最好的白話詩」。

「對西方深刻的了解仍是創造中國現代詩的條件之一。」余光中把「中國詩的現代化」視為「現代詩的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沒有「中國詩的現代化」就談不上「現代詩的中國化」。第一步是要「創造中國的現代詩」，因此他強調「加強西化，多介紹，多翻譯，最好讓現代詩人多從原文入手去吸收」。他本人就是「從原文去吸收」西方詩歌的典範，同時又為不通西文的讀者架起溝通中西的橋樑，翻譯了許多英美近現代詩的佳作。從《葉慈：老得好漂亮》《狄瑾蓀：闖進永恆的一隻蜜蜂》《佛洛斯特：隱於符咒的聖杯》《康明思：拒絕同化的靈魂》等一系列論文，可以看出他對英美詩歌感受和理解的深度。ｈtｔｐs://ｒｅaｄ.９9ｃｓw•ｃom

余光中並沒有將「中國詩的現代化」視為一個靜止的目標，而是將其理解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倒吻合了劉勰關於「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的論斷。《新現代詩的起點》一文有「新現代詩」和「老現代詩」之分，「新現代詩」「輕輕鬆鬆跳過了」「老現代詩」「張力的障礙」，「老現代詩人」「過分經營張力，往往會犧牲整體去成全局部，變成了所謂『有句無篇』」，而且這種新現代詩的語調「也不像老現代詩中習見的那麼迫切、緊張」；更重要的是新現代詩挑戰此前現代詩的所謂「純經驗」和「純感性」，不少作品富於「理趣」，它們「始於智慧，而終於喜悅」。「老現代詩被新現代詩所超越」，「新現代詩」也同樣有變「老」的一天，詩人們不可能在「中國詩現代化」的某一點上止步不前，不可能在某一點上守株待兔，這就是前人所說的「文律運周，日新其業」。ｒｅａｄ.９９ｃsｗ.com

余光中先生顯然並不這麼看。現代詩的整體成就當然不能與古典詩相提並論，但唐詩宋詞只是我國既有的光榮歷史，只有使詩歌現代化，我們才會有更加輝煌的未來。宋人要想在詩國與唐人一爭高低，就不能鸚鵡學舌地跟著唐人唱「唐音」，而必須吟出既有別於唐人又適應自己時代的「宋調」，同樣要想拿出能與古典詩歌媲美的詩章，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古人之外別出蹊徑。他用近乎尖刻的語言挖苦那些抱殘守缺的詩壇「孝子」說：「回頭看一看另一群所謂孝子呢，那就更令人氣短了。他們踏著平平仄仄的步法，手持哭喪棒，身穿黃麻衣，浩浩蕩蕩排著傳統的出殯行列，去阻止鐵路局在他們的祖墳上鋪設軌道」，他們使詩壇上「儘是懸挂（往往是斑駁的）甲骨文招牌的古董店」。現代漢語已使今天的詩人很難像古人那樣寫詩填詞了，語詞已由單音節大量變為雙音節和多音節，如「計算機」「宇宙飛船」「商務英語」「杜勃羅留波夫」等，用這種詞彙怎麼寫五律或七律呢？要「踏著」杜甫和蘇軾「平平仄仄的步法」是難乎其難了。亦步亦趨地跟著李白、杜甫轉，並不能孕育出我們這個時代自己的李白和杜甫來，只能出現一批批李、杜的「優孟衣冠」，出版一本本唐詩宋詞的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