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他論及詩人對待生活與生命的態度。在這點上他十分欣賞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情人的爭吵』最能說明佛洛斯特對生活的態度：他是熱愛生活的，但同時他也不滿意生活，不過那種不滿意究竟只能算是情人的苛求，不是仇人的憎恨。」人必須要有某種意義和價值作為自己生命的支點，「無論外在多麼混亂、痛苦，一個人如果要活下去，仍然需要價值和意義」。余光中的情懷近於悲壯：「人生原多悲哀，寫人生，往往也就是在寫生之悲哀。可是悲哀儘管悲哀，並不就等於自憐自棄，向命運投降。」從古至今的詩壇大師「沒有一個不是肯定生之意義的」，「混亂屬於時代，但信仰屬於個人」。他認為中國現代詩人應將尋找生命的「意義」作為自己創作「最嚴肅的主題」。rｅａd.９9ｃsw•coｍ

其次，他闡明了詩人與時代的關係。他認為中國1949年前後的詩人「大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困境：早年難以擺脫低迷的自我，中年又難以接受嚴厲的現實，在個人與集體的兩極之間，既無橋樑可通，又苦無兩全之計。……從徐志摩、郭沫若到何其芳、卞之琳，中國的新詩人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他認為一個詩人要投身於時代的洪流之中，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但又不能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讓自己被大眾削平為類的平均數，成為沒有獨特個性的「常人」。「真正的大詩人一面投入生活，一面又能保全個性，自有兩全之計。」余先生還說「一個大詩人應該超越」「而不僅止於反映他的時代」，成為新時代的報春鳥。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余光中先生的詩論既有詩人的敏銳直覺，也有學者的縝密分析，他將創造和繁榮「中國化的現代詩」作為自己畢生的使命，從少至老都念茲在茲，中國現代詩成長的年輪必將融進他的藝術經驗和理論智慧，中國未來的李白和杜甫們必將仰承他的餘韻流風。

首先他論述了中國現代詩人應有的精神結構。十八世紀的西方詩人「抑激|情而揚理性，十九世紀的詩人則反過來，抑知而縱情。於是作者的感性便分裂而不得調和」，「主知的古典，重情的浪漫，原是『藝術人格』的兩大傾向。抑知縱情，固然導致感傷，過分壓抑情感，也會導致枯澀與呆板，終至了無生氣」。余光中認為詩人的精神結構應保持統一完整，情與理應達致和諧平衡，既不能使理過於強大而壓抑了情感的抒發，致使詩歌僵硬寡情；也不可讓情過於放縱而導致非理性。今天「中國的新詩面臨空前的危機」，就是由於詩人們跟著西方人起鬨，「反理性，反價值，反美感，以至於反社會，反文化」，這些文化「虛無主義者」聲言「要表現赤|裸裸的人性，可是他們表現的人性實在接近於獸|性」。他認為「詩人的生活，主要是內在的生活；詩人的熱情，主要是感性和知性的成熟，以及兩者的適度融和」，這樣，詩歌就會「充溢著智慧，但是不喋喋說教；充溢著感情，但是不耽於自戀；富於感官經驗，但是不放縱感受」。ｒeａd.９9ｃｓｗ•cｏｍ九_九_藏_書

上節我們闡述了余光中詩論中有關「現代詩中國化」的特徵、途徑和步驟，下面再看看他就「現代詩中國化」的主觀條件所做的理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