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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諸子還原系列」的學理意義 一

論「諸子還原系列」的學理意義

人文科學在學術上開出新境,要麼得有新材料的發現,要麼得有新學術理路的出現。前者很大程度上要靠機緣與運氣,後者則可以經由志大才雄之士的努力來完成。楊義先生的「諸子還原系列」顯然屬於后一種情況。無論是這一「還原系列」所提出的問題,還是它們所得出的結論,或是它們所運用的方法,抑或它們所展露出來的氣象,無不讓人耳目一新,在當今學術界開拓出了新的格局與新的境界。
「諸子還原」就是「要回復諸子生命的本原」,它是一種「返回事物發生之根本的學問」,因而「還原」也就是「返本」。作者在與先秦最有智慧的一批大師展開「原創對話」的同時,也開啟了他自己學術上的原創。作者在「還原系列」《序言》中說:「還原、生命、全息,這是我們研究諸子的三個基本的關鍵詞。」在這三個關鍵詞中,「全息」是「還原」的方法或手段,「還原」是這一研究的學術形態和本質特徵,而「生命」則是「全息」「還原」的目的和歸宿。這三個關鍵詞環環相扣,清晰地顯示了作者獨特的學術理路。
經由全息研究還原諸子生命,經由返回根本而開啟學術新局,「諸子還原系列」不僅獨闢蹊徑地探索了新的學術理路,也為當今學術開創了新的格局——這就是「諸子還原系列」的學術意義之所在。

作者進行「諸子還原」的深層動因,就是要從民族的文化母體中汲取精神力量與原創智慧。他在《韓非子還原》中說:「回顧歷史,是為了使我們更博大,更有根底,更有開拓性原創的元氣。」「還原」並非始於諸子研究,他在研究中國古典詩學時就主張「要對詩學的生命孕育、產生和發展的文化語境進行複原,恢復它的原狀」,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時候,同樣也強調「對中國文化的整體風貌、生命過程和總體精神進行本質還原」,可見,「還原」既不是作者一時的學術衝動,也無關乎胡塞爾現象學還原的影響,而是他長期深思熟慮后的學術選擇。「文化還原」在他的諸子研究中表現得更自覺、更系統、更有深度,這是由於作者對「文化還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是由於先秦諸子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先秦諸子都是處在中國「歷史關鍵點」上的「關鍵人物」,這一歷史時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思想原創高度發達,深刻影響了二千年中國思想方向和方式的、因而屬於全民族的『基本時代』」。這個「全民族的『基本時代』」,也就是雅斯貝爾斯所謂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作者認為:「這個時代給我們民族的思想學術,立下了『基本』。老子講『歸根』,孔門講『務本』,在文化資源上說,就是要開發這個『文化思想原創的基本時代』中那些可以重新煥發活力的智慧。」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為我們民族打下了思想文化的根基,確立了我們民族文化的風貌與品格,影響了我們民族思維的方式與思想的方向。因而,「諸子還原」也就是文化「尋根」或「歸根」,是追溯民族文化血脈的源頭,是重建民族精神文化的譜系。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精神的家園,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難怪歐洲人常說回到柏拉圖,回到亞里士多德,和楊先生的「諸子還原」一樣,他們也是希望「回到」民族精神的母體去汲取文化創造的乳汁。https://read.99csw.com
為什麼要對先秦諸子進行「還原」呢?最直接的原因是近現代以來,西方強勢的思想體系和成套的術語概念,成了當今學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和評價人物的價值標準,這套語義系統扭曲和遮蔽了中國傳統文化,肢解和閹割了古代思想家和文學家,如二十世紀早期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哲學框架來整理中國古代的思想史材料。馮先生在《中國哲學史》的開端便宣稱:「哲學本一西方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與西方哲學合者便「選出」,不合者自然便是扔掉,而我們古代思想家肯定不會按西方哲學的模式去寫「哲學」,這種研究的結果肯定是削足以適履,殺頭以便冠,將古代思想家都切成碎片裝進西方哲學的框框,徹底抹殺了中國思想的獨特性與獨創性,主動放棄了自己先賢思想的「專利權」。到後來這一情況愈演愈烈,分別給先秦諸子等思想家貼上「唯心主義」「唯物主義」「辯證法」等標籤,從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到近代思想家,統統都被「整形」而失去了自家面目,中國的原創思想成了西方哲學普世價值的「例證」。這一研究方法在文學史研究中同樣盛行,如屈原、李白是浪漫主義,杜甫、白居易是現實主義,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等偉大詩人在許多文學史中毫無藝術個性可言。為此,在文學研究領域,楊義先生呼籲「我們中國的學者應該回到我們的文學經驗上來」,不必再去啃西方「那些概念之類的無味的乾草」,「不要過分迷信那些概念,要先把概念撇在一邊」,直接面對我們的文學經典,「看到它的原本狀態是什麼,從原本狀態上直接面對前人的智慧」,這樣才能「發現中國詩人的『詩學專利』」,才是「尊重中國詩人的原創性」。回歸詩人的「原本狀態」就是文學還原,稍後的諸子還原是這一學術理路的深化。為了避免「外來概念」對諸子「魯莽滅裂的肢解和扭曲」,作者「懸置」了時下流行的哲學概念,直接追問諸子的血緣基因與文化基因,審視諸子思想的起點與終點,探究諸子的運思方式與人生關懷,考辨諸子思想中的地域印記與人生軌跡。為了呈現他「還原」的特點,不妨列出《莊子還原》的小節標題:「一、宋人楚學與莊子家世之謎;二、楚國流亡公族苗裔的身份;三、《莊子》文化基因中的家族記憶密碼;四、『大鵬』意象背後的楚民俗信仰;五、『鼓盆而歌』與楚人喪俗儀式;六、家族流亡與地域體驗的反差;七、孤獨感與兩度放飛思想;八、渾沌思維、方外思維、夢幻思維;九、『廣寓言』與林野寫作風貌;十、草根人物與言意之辨。」此處提出的十個問題全都逸出了西方哲學的視域,在西方哲學的語境中既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解答這些問題,它們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是為莊子「量身定做」的,而不是把《莊子》「拿到西方的概念的籃子里去」,且不說對問題的解決,單是提問的本身就具有原創性——此前學術界還沒有人就莊子系統地提出這些問題。對於莊子和其他諸子而言,作者給出了一個「屬於中國特色的說法」。https://read.99csw•com九-九-藏-書九_九_藏_書
對於「返本」與「開新」的關係,作者有十分切至而獨到的體認:「現代中國學術面臨的總體方法或元方法是雙構性的,它以世界視野和文化還原二者作為富有內在張力的基本問題。這也是它的總體方法的『內在原則和靈魂』,只有把世界視野和文化還原相結合,才能使學術踏實明敏、登高望遠,在反思自己自何而來、向何而去的基礎上,明古今之變,察中西之機,外可以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內可以堅持自主性的創造。這樣的學術才是有大國氣象的學術,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長之機、創造之魄,才能在克服抱殘守缺,或隨波逐流的弊端中,實現一種有根的生長、有魂的創造。」在創造大國學術的過程中,離不開世界視野和文化還原,而「文化還原」是更為根本性的東西,切斷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血脈,就將成為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者,或成為精神上四處飄泊的文化孤兒,這種人不可能獲得世界性眼光,不可能接受西方文明,因為接受的前提是要有「接受」的主體,有了文化的主體意識才能主動地「接受」和「拿來」,失去了文化的主體意識就只能被動地讓西方文化「入侵」和「佔有」。一味地唯西方文化馬首是瞻,一味地對西方文化鸚鵡學舌,這種文化奴才既沒有骨氣也沒有才氣,只有仰視他人和模仿他人的份兒,而沒有創造的動力、魄力、激|情與方向——他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扎在什麼地方,又怎能明白自己的未來將伸向何處?要想在思想文化領域做出有特色有氣派的創造,就「需要我們保持良好的文化自覺」,唯有對民族文化「探本究源」,通過「文化還原」確立文化的主體性,才能在學術上「開拓出新的境界」, 由此楊先生倡導「展開人文學之『返本創造論』」:「今日文化應有的主題是:在返本的基礎上創造,在創造的前提下返本。」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