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蘇聯顧爾希坦說，在文學批評中第一次使用「人民性」這個概念的人，是十八世紀的俄國學者拉地謝夫（1749—1802），而我們今天文學批評中所使用的這種意義上的「人民性」概念，則直接源於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他們在大量的文學批評中十分強調文學的人民性，尤其是杜勃羅留波夫，他在自己的文學批評中把「人民性」作為一個重要的價值尺度，而且專門寫了《論俄國文學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俄國平民性格特徵》等長篇論文，系統地闡述了文學中的「人民性」問題。杜氏尖銳地批評了那些只盯著「小集團的卑微利益」，只「滿足少數人的自私的要求」的貴族文學。他通過對俄國文學史上優秀作家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性」的內涵：不能僅僅「把人民性了解為一種描寫當地自然的美麗，運用從民眾那裡聽到的鞭辟入裡的語彙，忠實地表現其儀式、風習等等的本領」，這些只限於「人民性的形式」。「可是要真正成為人民的詩人，還需要更多的東西，必須滲透著人民的精神，體驗他們的生活，跟他們站在同一水平，丟棄階級的一切偏見，丟棄脫離實際的學識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擁有的一切質樸的感情。」要使詩歌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詩人就必須衝破「某一個派別，某一個階級的局部利益」，「從大公無私的觀點，從人的觀點，從人民的觀點來解釋」一切，以深厚真摯的同情心去「表現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願望」。https://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人民性」這一範疇顯然是個舶來品，它在中國古代儒、道兩家的文論中都找不到淵源。即使強調文學功利目的的儒家詩教，也只是主張詩歌必須為當政者的政治服務，要求以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歌的社會作用僅限於「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倒是說過寫詩應「為民」，但其落腳點卻在於「為君」：「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坦白地說自己之所以寫「新樂府」一類詩歌，不過是為了盡一個諫官「補察得失之端」的職責。ｒeaｄ•９９csｗ.ｃo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毛澤東關於對「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的教導自然而然就成了研究古代文學的指針，「首先檢查它們對人民的態度如何」也就成了研究古代文學的最高尺度。有關「人民性」的內涵，人們主要從毛澤東所指示的「民主性和革命性」兩個方面來理解，就古代詩歌尤其是抒情詩歌而言，它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對人民的苦難表現出深厚的同情；（2）謳歌人民的反抗精神、剛正氣節和美好心靈，表現人民的情感、願望與期盼；（3）以人民的眼光和立場表現時代變化，真實地表現階級對立，深刻地揭露社會矛盾；（4）表現對祖國、自然的熱愛；（5）「在形式方面，人民性應該是經常和素樸并行的」，要求語言自然、格調明朗等等。ｈｔｔpｓ://read.９9csw•ｃom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更是強調作家「同人民的機體聯繫在一起」。列寧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中指出：「每個民族的文化裏面，都有一些哪怕是還不大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成分」。「還不大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後來就成了歷史上文學藝術中人民性的基本內容，蘇聯的文藝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將它作為「人民性」的本質規定：「列寧所指出的每一個民族文化中存在著的這些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成分，在其本質上，無論它們在文學中表現出了多少，就組成了我們所慣稱的人民性。」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以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裏的「民主性和革命性」與列寧所說的「還不大發達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指同一內容。兩年以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的態度。」九_九_藏_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