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要求通過詩歌對個體心靈的陶冶，以達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目的。忠君後來成了封建社會評價詩人最重要的價值尺度，東漢王逸認為品評一個詩人的首要標準應「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偉大詩人屈原之所以受後人推崇首先是他「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是他「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政治操守， 連文論家劉勰也是首先肯定他「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的忠貞，然後才讚歎其「驚采絕艷」的文采。前人對陶淵明的讚美也多集中在他「恥事二姓之驗」，「眷眷王室之心」。史家說他「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一直是後世詩論家的美談。唐代的大詩人杜甫更是被塑造成了「每飯不忘君」的忠貞典範。在過去詩論家眼中，一部中國詩歌史就是一本歷代詩人的「精忠譜」。對於這種將詩中字字句句膠繞牽扯到故國君父之思的解讀方法，甚至在封建時代就有人覺得「幾無復理，俱足噴飯」。 明許學夷激烈地主張不能以忠君這一政治尺度來評論詩歌：「靖節詩，唯《擬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不過寫常情耳，未嘗沾沾以忠悃自居也。」趙凡夫雲：「凡論詩不得兼道義，兼則詩道終不發矣。如談屈、宋、陶、杜，動引忠誠悃款以實之，遂令塵腐宿氣勃然而起。且詩句何足以概諸公，即稍露心腹，不過偶然，政不在此時誦其德業也。」https://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總之，詩論家換了一種眼光，詩人們也隨之換了一副模樣。

一旦「人民本位」成為批評的準繩，屈、陶、李、杜、蘇、陸等千古傳誦的詩人便須重新解釋，他們為人傳誦不是由於忠君，而主要在於他們愛民。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中說：「我們感覺著屈原是注重民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像這樣太息掩涕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和他念念不忘君國的思想實在是分不開的。他之所以要念念不忘君國，就是想使得民生怎樣可以減少艱苦，怎樣可以免掉離散。特別是《抽思》的那兩句，表明了他的愛民心切。他本是打算放下一切朝別處跑的，但一念到老百姓的受苦受難便只好自己沉靜下來。」在郭沫若看來，屈原「念念不忘君國」的出發點是「愛民心切」，「忠君」不過是他「愛民」的一種手段而已，而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他為了人民的利益還敢於咒君，「通過對歷史上暴君不同方面的評述，全面揭露了楚國的暴君——懷王和頃襄王」。陶淵明是否忠於司馬氏一家一姓已不是研究者注目的中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學界圍繞陶淵明展開了一場大討論，彼此爭論的焦點是：陶淵明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如何？他的創作是否真實地表現了人民的情感與願望？他的歸隱是對現實的消極逃避還是對黑暗的無聲反抗？他的躬耕隴畝與農民的田園耕作有沒有相通之處？在新一代的古代文學研究者筆下，「每飯不忘君」不僅不能給杜甫增色反而使他損譽，是歷史局限和階級局限導致他「愚忠」。杜甫的偉大在於：「他對於人民的災難有著深切的同情，對於國家的命運有著真摯的關心，儘管自己多麼困苦，他總是踏踏實實地在憂國憂民。」杜甫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總是向人民看齊，覺得自己比人民還是好得多。但是，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杜甫是一刻也不曾忘記國家、人民和政治的」，因而，他被推為「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民詩人」。李白從永王璘一事再也不是有虧大節的「歷史污點」，他的偉大也不在於「飄然有超世之心」，「而是他的歌唱和人民緊密的聯繫」，「以最深厚的同情心敘述勞動人民和他們的悲哀的命運」。正是由於他真實地表現了「人民的願望」，所以「人民到處歡迎他」。白居易創作的四類詩歌——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中，一向被認為在藝術上不太圓熟的諷喻詩，因其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疾苦，尤其是表達了「對農民的關切」，在這一歷史時期陡然身價大增，被學者們推許為「價值最高」的作品。它那「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的寫作手法，被過去的詩論家說成一覽無餘的弊病，這時則成了「主題的專一和明確」的藝術優點；它那常被人譏為「淺俗」的語言，這時則因其「語言的通俗化」而備受青睞。九*九*藏*書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人民性」作為評詩的價值尺度以後，掃盡過去詩論中動輒引忠義以論詩的陳腐氣，過去那些備受推崇的偉大詩人呈現出全新的面目，那些受到冷落的詩人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那些被貶斥被忽視的詩歌重新煥發出光彩，這五十多年的確是中國詩歌「價值重估」的時代。衡量一個詩人地位高低的主要標準已由是否「忠君」轉為是否「愛民」。郭沫若在《歷史人物·序》中的一段話極有代表性：「我的好惡的標準是什麼呢？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