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研究者由對領袖的崇敬逐漸演變為對領袖的迷信，對古代詩歌也由「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逐漸變成「只是」「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人民性」也因而由一種重要的價值尺度凝固為一種欽定的套子。於是，過去詩論詩話中的優秀詩人都是清一色的皇帝忠臣，1949年以後的文學史論中的優秀詩人轉眼便變成了清一色的人民肖子。大家不妨去翻翻近五十年的文學史，從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陸遊到辛棄疾，這些大詩人的詩詞中所抒寫的情懷無一不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惡上層權貴、熱愛祖國山河、揭露社會黑暗等等，除了名字和年代不同以外，我們簡直分不九_九_藏_書出他們各自的面孔。

且不說像屈、陶、李、杜這樣偉大的詩人，我國古代一般的優秀詩人沒有一個不愛民愛國和憎惡權貴，要在他們的詩集中找出詩歌或詩句以滿足符合「人民性」的基本條件並不困難。這樣，他們每個人詩歌的「思想內容」自然都是愛民愛國和揭露黑暗，好像從《詩經》一直到明清的詩人都是同一張面孔：對人民總是笑臉相迎，對權貴老是怒目而視。

我國古代這些傑出的詩人都是抒情詩人，他們既胸襟博大又個性鮮明，而且都在自己的創作中毫無矯飾地坦露真情，怎麼會在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者筆下成了千人一面呢？

既然對一個詩人肯定或否定的尺度只是「檢查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那麼，我們那些既學養深厚又感受敏銳的古代文學研究專家，為了給自己長期景仰愛戴的詩人在文學史上爭得應有的地位，就顧不得詩人自身情感體驗的特點及與之相關的藝術個性，只得從這個唯一的先定前提出發，在詩人的創作中去尋找與「人民性」內涵相契合的詩歌或詩句，並將他們從其創作整體中抽離出來，加以強調、突出、放大，所以，我們在每個詩人「思想內容」的闡述中，只能看到千篇一律的愛人民、愛祖國、恨權貴這一類生硬而又抽象的「思想品德」鑒定。如一部很有影響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卷《杜甫詩歌的思想性》一節中說：「杜甫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也達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現。『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一個特徵。杜甫始終關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總希望能看到人民過點好日子，所以他說『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別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詩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二個特徵。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的血誠。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懷著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人民性的第三個特徵。杜甫的諷刺面非常廣，也不論對象是誰。早在困守長安時期，他就抨擊了唐玄宗的窮兵黷武，致使人民流血破產。」說杜甫愛民愛國這本沒有錯，但若像這樣將他的詩歌內容歸結為孤零零的愛民、愛國、憎恨統治者三條，便使人覺得杜甫的詩情單純得近於單薄甚至單調。從這種分析闡述中，再也見不到他那「地負海涵」的博大胸襟，見不到他那「雄深浩蕩」的深廣詩情，見不到他在自己的國家由盛轉衰這一特殊歷史時刻的沉鬱、焦慮、痛苦和不安。研究者撇開了杜甫對時代、歷史和人生獨特的體驗，完全以杜詩去圖解「人民性」的內涵，在杜詩中尋章摘句以印證「人民性」的本質規定。read.99csw.com九-九-藏-書https://read.99csw.com九_九_藏_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