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性」品評死去的古代詩人也就像以財產給活著的世人劃定階級成分：其人要麼是「人民」的朋友，要麼是「人民」的「敵人」；其詩要麼是「民主性的精華」，要麼是「封建性的糟粕」。它使一個學者不能也不敢在自己的學術活動中保持價值中立、態度客觀、感情淡化，更不可能保持一個學者持論的平允、胸襟的豁達和應有的寬容。不僅「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封建士大夫的閒情逸緻」， 連「陶淵明筆下的農村」像「一些富有詩意的畫幅」也成了詩人的罪過，至於「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更是「愈來愈灰色」了， 這些荒謬得近於離奇的論調，竟然都是出自我們那些文質彬彬的學者筆下，這就使人感到十分痛心了。由於當時的農村存在著剝削和壓迫，陶淵明把田園「形容得那樣恬美」便是有意「美化」醜惡的現實； 由於農民既不能欣賞「奇文」，也不能分析「疑義」，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便是故作清高， 這些無知的言論都不是出自無知者之口，而是摘自我們十分敬重的那些學界前輩的論文，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九九藏書

把「人民性」作為首要和唯一的價值尺度，不僅造成詩人削足適履和生命整體的肢解，還使詩論家養成一種褊狹的氣量，容不得古代詩歌中任何與「人民性」內涵不同的東西。我國古代傑出詩人在其詩歌中所表現出的那些優雅的氣質、超脫的情懷、微妙的感悟和純正的趣味，統統都被說成「封建士大夫的情調」，至於這些詩人對人生的悲劇性體驗，對生命的珍惜與喟嘆，對心靈的焦灼與顫慄，更是被指責為「沒落貴族的情緒」；只一味推崇怒張、叫囂、怨恨、憤懣、詛咒一類情緒，把它們視為敢於抗爭的表現。在理論上雖然承認「人民性」中的「人民」是一個歷史的範疇，但在具體詩人詩歌評論中，事實上又將「人民」等同於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由於人民性要求詩人必須表現人民的情感與願望，詩論家又對「人民性」這一規定做了極其膚淺的理解，以致不允許一個詩人有不同於農民的情感體驗和審美趣味。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篇論陶淵明的文章說：「這完全是一個清高之士，希冀隔絕人世，孤芳自賞。儘管陶淵明也還『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也還『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還『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但這與『情話』者，操『琴書』者，『奇文共欣賞』者，『言笑無厭時』者，當為中小地主層有閑階級，當為失意官場的士大夫，根本不是農民。農民整年累月地勞動，絕沒有此種閑情！沒有和農民在一起生活，朋友又從何交起呢？何況農民也不需要他這樣的朋友。至於陶淵明躬耕南畝，那隻不過是『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而已。陶淵明企圖以所謂勞動，襯托出『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藉以顯示他的孤芳自賞，顯示他的隱逸，從而達到『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既然沒有真正與農民接觸，又沒有實地參加勞動，因而無論在什麼程度上，陶淵明也就不會具有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九-九-藏-書https://read.99csw.com

這種望文生義的曲解，這種近乎無知的偏激，這種蠻不講理的粗暴，這種刻薄的語言和火暴的情緒，儼然是在對陶淵明展開大批判。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性」具有極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把「人民性」作為首要和唯一的尺度，還使得詩論家們視野狹隘，兩眼除了緊緊盯著是否同情人民和反抗權貴以外，他們在古代詩人的詩集中再也見不到任何東西，因而得出的結論也就偏頗可笑。如稱陶淵明「替人民說話太少」，甚至比起白居易來也「藐不足道」，否定陶淵明和肯定陶淵明的學者，都只能圍繞在他寫了多少詩「替人民說話」這一焦點上爭來爭去，雙方都不可能跳出這個框框去看看除「替人民說話九_九_藏_書」之外，陶淵明還說了一些什麼其他的東西。如陶淵明對生命的深度體驗，他在饑寒之憂、隴畝之勤、居常之念中，經由憂勤克己的功夫而臻於灑落悠然的境界，解脫了窮達、成敗、貧富乃至生死的束縛，實現了自我的超越與精神的自由，其人生表現出一種無所利念的洒脫，一種無所欠缺的圓滿，在我國古代的偉大詩人中只有他才達到這種人生的化境——既任真肆志又固窮守節，既灑落悠然又盡性至命。這是陶淵明生命體驗的重心，也是他的主要意義和價值之所在。可是，只允許運用「人民性」這唯一的價值尺度，詩論家便只有一種視角，除了愛人民與恨權貴，古代詩人的其他精神向度完全在詩論家的視野之外。又如另一大詩人李白，他正面寫同情勞動人民的詩歌，在數量上不僅比不上杜甫、白居易，甚至還比不上張籍、王建，但誰能說李白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比不上白居易、張籍、王建呢？如果比得上這三位中唐詩人，他又是憑什麼奠定了自己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呢？由於詩論家不能越「人民性」的雷池一步，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同情人民和蔑視權貴之外，去探詢李白的價值何在。在盛唐詩人中，只有李白才充分秉有時代賦予的雙重品格：既想在外在世界承擔歷史責任，又想在心靈世界享受精神自由。他所執九-九-藏-書著的這兩種人生追求都活躍在當時民族情緒的深層結構之中，是盛唐時代精神中涌動的兩大激流。然而，這兩種追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又是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東西。李白想成就一番政治上的大業，又不想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願失去自己精神的自由，這不僅使他在外在世界碰得頭破血流，也使他的內心世界長期處於不同情緒的矛盾衝突之中。不過，正是這兩股時代潮流在李白身上同時匯聚，在他心靈世界掀起情感的巨瀾，時而把他推向歡樂的絕頂，時而把他扔進痛苦的深淵，使他能同時體驗人生的大喜與大悲，他才得以把處在封建社會鼎盛時期，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昂揚向上的民族活力推向頂峰。他那猛烈豪放的情感，那奇特豐富的想象，那衝口而出的天才，那絕妙天然的語言，都以他生命力的旺盛強悍和精神的昂奮勃發為其前提。李白的偉大主要不在於他對某一對象的歌頌或揭露，也不在於他對人民的同情與對權貴的蔑視，而在於他通過個體生命的激揚深刻地表現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活力。他的意義不僅僅限於唐代，而是屬於整個民族的過去與未來，就其精神的巨大創造力而言，他無疑屬於全人類。李白的意義和價值遠遠超越了「人民性」所劃定的範圍，僅從這一視角當然也就發現不了他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