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的《勸學篇》1876年成書後，便立即受到明治天皇的嘉許；張之洞的《勸學篇》成書於1898年，主張變法的光緒和反對變法的慈禧太后，同時都對此書大加讚許。中日在十九世紀末先後完成的這兩部同名著作，在各自的國家都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上自皇朝下至百姓都廣為傳誦。它們成書的動因都是對強勢西方文化的一種「應戰」，成書的目的都是為了各自國家的獨立富強。在中國內地早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二書進行過比較，本文擬通過對它們的分析比較，以探討文化認同與文化轉型的關係。read.99csw.com

提出這一問題的間接原因，是近些年來現代新儒家和新文化保守主義者九九藏書，常借所謂反思啟蒙的「理性宰制」、批判「五四」的文化虛無主義、指責西方的「文化霸權」，提出「告別」或「超越」啟蒙，重新肯定所謂「東方價值觀」，主張重回傳統「返本開新」，似乎傳統儒學不僅可以在中國「開出」現代文明，甚至連西方工業文明產生的現代病也要靠儒學來解救。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居然在今天還有如此功用，身為中國人當然無比自豪，可這種過分神奇的事情不免使人犯嘀咕：儒學兩千多年來一直沒有為我們「開出」民主、科學，憑read.99csw.com什麼保證今天守著傳統儒學就能依憲治國？當我們樂觀地預言二十一世紀是儒學的世紀時，這種傳統文化認同的背後是否隱藏著同樣強烈的虛驕之氣？當我們重提「返本開新」時，這種主張是否就是變相的排斥西方文明？誰能保證我們返回儒學之「本」就將「開出」現代文明之「新」？

提出這一問題的直接原因，是受到杜維明先生與黃萬盛先生一篇對話《啟蒙的反思》的啟發和刺|激。對於十九世紀末那場日本維新與中國變法的成敗，杜維明先生說「現在學術界，特別是日本和韓國的學者」認為，「日本所以在這方面比較成功，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儒學的普世化。儒學進入教育制度是明治時代才開始的，在德川幕府時代，儒學是精英文化，只是在上層結構中才有影響，到了明治，儒學深入民間了，儒學資源被充分調動。明治的志士都深受儒家影響，包括福澤諭吉，他的儒學背景相當深厚，這方面已有不少例證」。原來明治維新的成功竟然是日本志士在對儒學「文化認同基礎上」、在「儒學資源被充分調動」情況下取得的，而中國變法失敗「基本的問題是在調動傳統資源方面沒有辦法發揮任何積極力量」所致！按杜先生的說法，日本明治維新成功是認同我們傳統儒學的善報，中國變法失敗則是我們自己不認同老祖宗儒學的惡果。這一論斷與我們過去對此事的認知大相徑庭，因此我試圖通過中日這兩位同齡人產生於同一歷史時期的同名著作的比較分析，來探尋傳統文化認同與文化現代轉型這二者之間的深刻關聯。rｅaｄ.9９cｓw•ｃoｍ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