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先輩對傳統文化極度依戀甚至固執的心態，身為後人應有一份理解與同情。鴉片戰爭尤其是甲午戰爭割讓台灣后，感到無比震驚、惶恐和困惑的士人，也只是勉強承認我們只在「淫巧技藝」上不如西方，而我國的綱常、名教、學問、文章這些聖人之「道」則優於西方，前者不過是「形而下之器」，後者則屬「形而上之道」，「器」可隨時而變，「道」則萬古不易。即使變法也只能變科技、工藝，最多也不過變一變權宜的法政制度，而絕不可變孔孟之道。這不僅是保守派人士的主張，也是許多改良派同仁的共同看法，如邵作舟的《邵氏危言·譯書》說：「中國之雜藝不逮泰西，而道德、學問、制度、文章，則夐然出於萬國之上。」士人也普遍明白國家必須學習西方以自強，但自強不能以廢「道」棄「本」為代價，鄭觀應是清末一位十分清醒理性的士人，可他在《盛世危言新編》中同樣說：「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所變者，富強之權術而非孔孟之常經也。」

儒學和西學對日本來說，都是其他民族的舶來品，所以他們能以實用理性的態度進行取捨。當他們認為西方文化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儒學只是「半開化」「半落後」的文化時，福澤諭吉便能夠輕鬆地脫掉來自中國儒學的「長袍」，換上當時剛剛引進的西方文化這套「西服」。張之洞和那時許多士人一樣，很難坦然地承認華夏文化落後于「泰西」。張之洞在民族和文化都處於危難時刻，還要打腫臉充胖子，自稱華夏為「神明胄裔種族」，「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邃古以來稱為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如此「神明」的種族，如此「靈淑」的人民，如此「文明」的國度，何必謙卑地學于「四夷」？更何苦要「以夷化夏」？即使不得不承認現實的落後貧弱，仍然還要不服輸地說：「老子從前比你們闊多了。」我們民族在歷史上長期扮演文化輸出者和教化者的角色，久而久之，對自己文化便由自信變為自大，由自大變為虛驕。這樣，傳統文化資源事實上成了文化更新的負擔和累贅。九_九_藏_書

福澤諭吉年輕時對漢學尤其是儒家文化下過一番苦功，據說《左傳》他讀過十一遍之多，可他不僅對華夏文化毫不領情，對儒學還有一種用過即扔的冷酷勢利，成年後更對中國和儒學都充滿鄙夷與不屑，在他的文章著作中常常批評儒學的固陋，嘲笑中國人的顢頇無知。福澤諭吉在其自傳中稱自己是一個「讀過大量漢文書的人，卻屢次抓住漢學的要害，不管在講話或寫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擊，這就是所謂的『恩將仇報』。對漢學來說，我確實是一個極惡的邪道。我與漢學為敵到如此地步，乃是因為我深信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里，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文明論概略》明確提出日本應以西洋文明為學習的目標，《勸學篇》指定所學的對象當然也不再是儒家經典，而是他非常嚮往的西洋文化。無論是《勸學篇》還是《文明論概略》，處處都流露出作者「厭棄」儒學和「羡慕西方文明」的價值取向，福澤諭吉要急忙脫下儒學這件老式「長袍」，匆匆換上西洋那套時髦「西服」，「和魂漢才」也一下子變成了「和魂洋才」。read.99csw.com

自漢以後一千多年來，儒學逐漸成為華夏文化的主幹，成為歷朝歷代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對中國那些飽讀儒家詩書的士人來說，儒學更是塑造了他們的文化心理，事實上已成了他們的「精神血脈」，而不是一件可以隨便穿脫的外衣，更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外在裝飾。當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猛烈衝擊時，當儒學的核心價值受到嚴重威脅時，他們內心的焦慮、緊張可想而知，因為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準則一旦毀棄，那就不僅意味著國家的天崩地裂，個人也不知身寄何處，而且嚴重威脅著民族的認同與自我的認同。儒學是我國傳統士人的「精神血脈」，士人是傳統文化命脈之所寄，儒學精神主要不是保存在儒家經典里，而是活在士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的文化認同與士人的自我認同是統一的。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與個體的自我認同的重要依據便是文化，華夷之辨的準繩不是血統而是禮儀，「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辨別華夏與夷狄的標準既然是衣冠、禮儀、語言，那麼「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反過來，諸夏用夷狄之禮則夷狄之。https://read.99csw.com

雖然儒學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日本國家的意識形態，雖然儒家倫理很長時期里還曾是日本百姓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雖然不少日本人推尊周公、孔子，但在日本人潛意識深處，以儒學為代表的「漢學」一直只是「他者」，他們只是將華夏儒、道作為可供汲取的外來文化，對儒學並沒有精神上的皈依，更沒有「誤將他鄉作故鄉」，這從日本很早就喊出的「和魂漢才」口號就能窺見個中秘密，就是說華夏的儒學並非大和民族的靈魂。早在十八世紀，日本的「國學」學者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人就極力張揚「日本精神」「復古神道」。「真淵排斥儒教和佛教的理由也在於這些外來思想使人們有了小聰明，由於它們教導人為的禮和制度，使人們喪失了『雄壯之心』『直心』。」賀茂真淵還在《國意考》中指責「儒道真是只能亂國」，本居宣長認為儒學使日本人變得「慧黠矯飾」，倡導以復古神道來重新喚起日本「大丈夫雄壯之心」。中國有個成語叫「數典忘祖」，日本學者和平民既未忘「典」更未忘「祖」，篤胤在《古道大意》中提醒國民：「為人必須知人之道，知人之道必須先知其父母祖先，於國體有所認識。知國體不可不知國家之始，天地開闢的由來，君臣的差別，人所常守之道的順序，一切治天下之道皆全從此起。又知國家之始，天地開闢的由來，不可不讀我國神典。神典者，《日本書紀》《古事記》開始，及其他我國古典之謂。」https://read.99csw.com

可見，儒學不過是日本暫時披上的一件文化外衣，只要時機成熟他們隨時都可輕易將它脫下，以換上另一套更新更好的文化外衣。福澤諭吉對儒學的態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認為日本要邁向文明就得擺脫儒學對日本的禁錮，日本人不能再做「漢儒」的「精神奴隸」：「儒教在後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就要變成了禽獸世界，這是和用算盤計算數字一樣準確。幸而人類智慧進步的規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決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樣，不斷湧現勝於古人的人物，促進了文明的進步，推翻了儒者的設想。這是我們人民的大幸。」他覺得在日本文化荒蕪匱乏的時候，移植華夏文化是一種不得已的正確選擇，當人快要餓死時連糠麩也可以充饑，當能夠弄到美食的時候就應馬上倒掉這些糠麩，所以他在《脫亞論》中提出日本「脫亞入歐」的口號，在《文明論概略》中他形象地說：「在西洋所謂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進于文雅這一方面，儒學的功德的確不小。不過，它只是在古時有貢獻，時至今日已經不起作用了。當物資缺乏時，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麩也可以抵食糧，更何況儒學呢？所以過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從前用儒學來教化日本人，如同把鄉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務一樣。她們在府第里必然學會舉止文雅，聰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長，但活潑的精神完全喪失，而變成一個不會管家務的無用的婦女。因為當時，還沒有教育婦女的學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務也未嘗沒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須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https://read.99csw.com

中國人自古就有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並將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完全等同，這導致我們學習西方文化就難免產生「以夷變夏」的焦慮，面對先進的西方文化就有一種被夷所化的恐懼。為了緩解這種焦慮，為了消釋這種恐懼，也為了民族和個人的自尊，當時走在時代最前列的梁啟超也常引孔子「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名言作為論據，論證西方現在的科學技術、法律制度、學校禮儀等，中國古已有之，天子失官后才流落四夷，「有土地焉，測之，繪之，化之，分之，審其土宜，教民樹藝，神農后稷，非西人也」，所以學習現代文化並不是向西方學習，不過重新找回老祖宗過去創造而現在失傳了的東西。這些在今天看來近似痴人說夢，在當時卻是社會精英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