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到「儒術危矣」的張之洞，當然明白儒學不能應對現實問題，也明白必須對這種文化進行改造，但他不可能像福澤那樣毅然轉向西方文化，相反，他仍然認同並擁抱傳統文化價值，不能忍受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成為中國人身心的主宰，所以提出「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我們對文化上的「中」「西」特別敏感，因為在我國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上有太深的糾纏，日本選擇「漢才」和選擇「洋才」都沒有引起全民族焦慮，在他們看來，文化選擇與民族認同是兩碼事，橋歸橋，路歸路，選擇以「西洋文化為標準」的日本人還是日本人。習慣於「用夷狄之禮則夷狄之」的中華民族，對學習西方文化總擺脫不了「以夷變夏」的緊張。

福澤在《文明論概略》中談到自己對文化選擇的態度時說：「討論事物的利害得失時，必須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關係，以明確其輕重和是非。」可見，他對文化的認同與文化的選擇採取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的理性態度。他從小學習的是「漢學」而不是西學，待到成年接觸西方文化以後，發現「西學」是一種比「漢學」更先進的文化，深恐「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里」，會使西洋文明難以傳入日本，便馬上對「漢學」「恩將仇報」，對儒家文化毫不留情地予以攻擊，熱情地認同和擁抱西方文化，明確提出「以西洋文明為目標」，還激烈地呼籲日本必須「脫亞入歐」。福澤對文化認同和文化選擇的態度，可以說實用到了「勢利」的程度，哪種文化對當前的日本發展有利就認同和選擇哪種文化，並對這種文化進行創造性的「改寫」而不是簡單的「複製」。九-九-藏-書https://read.99csw.com

其實，一種文化的首創者不可能是這種文化的壟斷者，不管這種文化的「出生地」在何處，不管這種文化姓「中」還是姓「西」，誰能將這種文化發展到當下的最高水平，誰就是這種文化的當代主人，體育競技是這樣，科學技術是這樣，人文科學是這樣，宗教信仰也是這樣。乒乓球起源於英國的「撞球」，但英國不能壟斷和佔有乒乓球，中國人引進、消化和發展了乒乓球球藝，以至於今天的中國人將它視為自己的「國球」。佛教傳自「西域」印度，但佛教後來在印度本土消亡，這種宗教的「家」反而安在「東土」中國。基督教來自九_九_藏_書「東方」，但今天卻成了標準的「西方」的宗教。

反觀中國，由於傳統文化是我們的精神血脈，由於我們將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等同起來，由於我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深深的情感依戀，在很長時期我們對文化選擇缺乏一種理性態度，許多精英由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走向對傳統文化的偏執，對傳統文化的偏執必然阻礙我們的文化轉型。這樣，傳統文化就由民族的文化資源變成了民族的文化負擔。

「漢學」與「西學」對日本來說都是一種「他者」，因而福澤能「客觀」地比較兩種文化的利弊優劣，然後擇其優者而從之，能輕易地把「和魂漢才」換成「和魂洋才」，這有助於日本成功地實現文化轉型，從一個東方落後的農業國家變為一個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也有助於日本幾十年後擠進了「西方七大工業國」，終於圓了他「脫亞入歐」的美夢。由此可見，民族的文化認同事關民族的文化轉型，民族的文化選擇事關民族命運的興衰。

張之洞對儒家文化的態度在清末具有比較廣泛的代表性。他早已發現儒術已不足以應對世事，「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不僅「強中國」要求救于西學，還要靠「講西學」來保存儒學。這說明以儒學為主幹的傳統文化在現實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它不能應付現實生活的挑戰。一種文化不僅不能解決現實問題，而且還要靠別人來「保護」，這表明該文化已經喪失了生命力。到底哪種文化更有價值更為先進，不是由個人主觀態度來判定，應由人類生活對它的需求來判定。一種文化是否有價值取決於它在當代生活中的活力，取決於它解決現實社會中物質問題和精神問題的能力。我們傳統的儒家文化既是傳統生活方式的表現形態，也是傳統生活問題的「處理方略」，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生活問題」也隨之變化，舊的「處理方略」不能解決新的問題。儒家文化在兩千多年來一直是我國歷代王朝的意識形態，代代只能進行複製而不能進行質疑，在鴉片戰爭以前它基本沒有遇到另一種異質文化強有力的挑戰，所以它逐漸退化以至於僵化，喪失了自我改寫和自我更新的機能。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任何文化都是人的創造物，是人的「精神產品」，因此，是文化理應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文化殉葬。任何民族對自己文化的偏執，便是該民族為自己的文化陪葬。對文化最明智的態度，不是要看這種文化姓「中」還是姓「西」，而是要看這種文化能不能讓中國人更具有創造的活力，這種文化能不能讓中國人活得更健康，這種文化能不能讓中國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哪種文化能更好地為我們服務，我們就主動選擇哪種文化。我們應有大格局和大胸襟來汲取和容納各種異質文化，讓中西文化實現多元互補，用人類的文化精華來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