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櫝還珠
——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反思
目前我國各大學中文系很多畢業生，談起中國古代文學來頭頭是道——可以從《尚書》一直侃到《紅樓夢》，從「竟陵八友」一直扯到「竟陵派」，從杜甫的沉鬱頓挫一直講到姜夔的清空峭拔，但一涉及作品就會兩眼茫然——許多人根本沒有見過《尚書》，有些人甚至沒有翻過《紅樓夢》；「竟陵八友」和「竟陵派」可能只知道人名，壓根兒就不清楚此「竟陵」彼「竟陵」有哪些作品；杜甫的沉鬱頓挫倒是早有耳聞，但到底如何沉鬱怎樣頓挫卻沒有體認，至於姜夔詞的清空峭拔，他們更沒有嘗過也嘗不出味道來。前年一所名牌大學的應屆博士生到我們文學院應聘，帶來了一厚本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明清杜甫接受史研究》，交談間才知道他竟然從沒有讀完任何一種杜詩注本。不了解杜甫卻寫出了研究杜甫的博士學位論文，圈子外的人也許覺得這十分滑稽，作為一個古代文學教師則感到極其無奈。多年來，各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主要是通過「中國文學史」課程完成的，教師只在課堂上天花亂墜地向學生講授一長串線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學中的許多經典名篇，學生卻很少讀過，也很難讀懂，更不可能去涵泳。學生們談起來好像什麼都知道，事實上古代文學的精髓他們什麼也沒學到。這種教法與學法類似於一種「買櫝還珠」的現代笑話。本文試圖從歷史淵源追溯古代文學教學失誤的原因，從古代文學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糾偏的途徑。
一、本末倒置：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文學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古代文學教育，基本是通過文學史來完成的，「文學史本來就是歷史的一個特殊門類」，古代文學教育事實上成了「史學教育」。前三十年教育泛政治化越來越嚴重，1957年「反右」剛剛結束，1958年便來了「學術大批判」，各大學學生批判自己的老師——「反動學術權威」。為了「把紅旗插上中國古代文學史的陣地」，官方授意北大中文系學生自編了一套文學史，就是人們常說的「紅皮」《中國文學史》。稍後教育部組織游國恩等著名教授，在「紅皮」文學史基礎上集體編寫了一套四卷本「黃皮」《中國文學史》，與此同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也編了一套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後面這兩套文學史仍為各大學的首選教材。就像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貫穿哲學史一樣，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也是貫穿這兩套文學史的主線。它們在個別作家作品的論述上略有出入，但都是以階級性和人民性作為評價古代文學優劣的重要準繩。如果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文學教育」逐漸偏向「史學教育」，那麼下半葉「史學教育」又變成了意識形態規訓。改革開放以後，九_九_藏_書意識形態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漸漸弱化，前些年重寫文學史的呼聲很高，但重寫的中國文學史框架基本沒有改變，闡述風格一如往常，使用範疇大體照舊，只是增加了一些新術語而已。
大學講堂上受西洋風氣的影響，過去學習文學時那種富於靈性感悟的「文章學」，逐漸讓位於條貫系統的「文學史」。不過，1903年清廷頒布的《大學堂章程》中，文章學與文學史並重，規定「文學研究法」「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諸子」等，為「中國文學門」的骨幹課程。只是這裏的「歷代文章流別」與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大不相同，前者要求仿日本已有的「中國文學史」體式，後者則是溯歷代文體的源流。手腳麻利的林傳甲不久就寫出了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並在該著開篇便聲言自己是「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晚清人在西方著述體裁面前已經亂了方寸，趨新趨洋漸成學界主流。林傳甲這部《中國文學史》，有點像裹腳女人穿西洋短裙，現在看來真是土不土又洋不洋。但是，一波才動萬波隨，一百年神州大地上每年都有幾部甚至十幾部中國文學史問世。後來這幾百部的中國文學史，從著述體例、評價標準到行文風格，才真正讓中國古代文學打上了領帶，穿上了西服。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中文系教古代文學的教師通常是作家、詩人兼學者，詩人來教古代詩歌，小說家來教古代小說。1949年以後教古代文學的教師能夠親自操筆的越來越少，從沒有吟過詩的人來教古代詩歌，小說的外行來教古代小說，這種師父帶出來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北大中文系1955級迎接read.99csw.com新生入學大會上，系主任楊晦教授的迎新辭語驚四座：「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想當作家的不要到這裏來。」楊先生這句頗多爭議的名言，不過是複述了三十年前朱自清先生曾說過的話。「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句話後面似乎還應該補一句：北大中文系能培養作家嗎？除了林庚、吳組緗這幾個少數老先生外，當時的北大中文系教師中有幾人能寫詩歌和小說呢？
被視為已經過時的「國故」，古代文學當然也就不值得青年學生模仿，李、杜、韓、柳更不會成為效法的偶像，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也就只關注古代文學知識的承傳，而不重視詩文「義法」的學習，更不重視古體詩文的模擬和訓練，因而，古代文學教學便逐漸從文學熏陶、典範模仿和寫作指導，過渡到文學發展線索的掌握、文學常識的熟悉及文學研究能力的培養。魯迅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略》，並不是教學生如何寫小說；聞一多在西南聯大講唐詩，也不是要教學生如何吟詩詞；朱自清先生有名作《詩言志辨》，可他從不教自己的學生如何以詩言志……儘管他們本人都是傑出的小說家和詩人。據說，立志當作家的李健吾1925年考取了清華大學中文系，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勸他說：「你是要學創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還是轉到外文系去吧。」
稍後章門友人及弟子入主北京大學文科，與林、姚等人論學議政多有齟齬，這裡有學術取向上的差異——林紓、姚永朴尊唐宋古文，劉師培、黃侃崇六朝文章，也不排除人事關係上的糾葛——駢體、古文本可取長補短，六朝、唐宋也並非水火不容。劉、黃學問淵博，林、姚體悟入微，不同學派和不同路數同系執教，對於學校而言可活躍學術氛圍，對於學者而言可激發創造活力，對於學生而言可開闊眼界，可惜學術選擇和審美趣味的不同，最後變成了有你九九藏書無我的黨同伐異，直至桐城一派離開北京大學。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為北京大學教書時的教材，體例是傳統學案與西洋文學史的糅合，側重於文學史知識的傳授，另有《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側重各家文風技法的品味，二者因相互補充而相得益彰，既有史的線索又有文的評鑒。誰料斗轉星移，胡適等人文學革命的成功，白話文代替了古文，更新一批學者又代替了六朝派，林、姚固然成了「桐城謬種」，六朝派也成了「選學妖孽」，他們同時都站到了白話文運動的對立面。隨著劉師培病逝和黃侃南下，北京大學成了胡適這批新學者的天下，整個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風氣丕變。胡適本人反對文言文，在他眼中文言文和舊體詩都是死的文學，他倡導并力行「整理國故」，古代文學自然也屬於「國故」之列。
詩賦文章本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正宗，明以前雜劇、傳奇和小說都難登大雅之堂。《漢書·藝文志》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不能詩詞唱和就難以進入社會主流。清末廢除科舉以前，學習古代文學是為了提高寫作能力和提升藝術品味，那時文言文和舊體詩詞寫作還是讀書人的必備功課，學習唐宋詩詞和韓柳古文有其實用價值，李杜詩歌和韓柳文章仍是揣摩的對象。甲午海戰失敗給士人極大的刺|激，清末從朝廷到學界都唾棄「沉溺詞章」的傳統，看重經濟兵務的實用之才。京師大學堂開始甚至未設文學一科，不過很快就糾正了這一偏頗。1903年張百熙、張之洞等人上呈的《學務綱要》中，覺得「中國各體文辭，各有所用」，因而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古文所以闡理紀事，述德達情，最為可貴。駢文則遇國家典禮制誥，需用之處甚多，亦不可廢。古今體詩辭賦，所以涵養性情，發抒懷抱。中國樂學久微，藉此亦可稍存古人樂教遺意。中國各種文體，歷代相承，實為五大洲文化之精華。」晚清「詞章之學」雖然聲名狼藉，但從廟堂制誥到個人應酬都離不開它們，學習古代文學不僅僅是泛泛的欣賞，許多經典作家還是學子模仿的對象。白話文運動成功后廢棄古詩文寫作，古代的詩詞文賦才成了「文學遺產」。
https://read.99csw.com好在當時士人只是把文學史作為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拐杖，作為進入中國古代文學殿堂的入門書，編寫中國文學史不過「欲令教者少有依據，學者稍傍津涯，則必須有此循序漸進由淺入深之等級」。1906年，著名古文家和翻譯家林紓代替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主文科教席。他所使用的自編教材《春覺齋論文》，體式上既與林傳甲的文學史大不相同，教學宗旨更與林氏大異其趣——其教學目的重在使學生「作文乃無死句，論文亦得神解」，目的既然重在提高學生作文能力，他教古代文學也就重在讓學生揣摩古文義法。書中第一章《流別論》取法摯虞講各種文體的淵源和特點，後面幾章分別講古文的審美特徵、古文應避免的十六種弊病、作文八種用筆法和四種用字法。同時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姚永朴，在教學方法與旨趣上與林紓桴鼓相應，他在北京大學的講義《文學研究法》卷一開宗明義：「文學之綱領，以義法為首。」林、姚都是通過作品談義法、論意境、講技巧，為此他們還編了《中國國文讀本》《左孟莊騷精華錄》等不少古代詩文讀本。不管是闡述文體特徵，還是分析詩文義法，抑或談論藝術風格，他們都強調對作品的咀嚼諷誦和細膩感受。rｅaｄ•99ｃsw•ｃoｍ
中國文學史的教學原來只是讓「學者稍傍津涯」，文學史不過是學習古代文學的拐杖，藉助文學史更好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後來演變成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就是學習「中國文學史」——拐杖成了支柱，丫環變為小姐。現在各大學中文系大多砍掉了「歷代文學作品選講」必修課，中國文學史就是古代文學教育的唯一課程，各種各樣的歷代文學作品選，都是配合中國文學史的教學用書，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的古代文學作品選，直接就名為《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這半個多世紀的古代文學教育本末倒置——教師忙著編文學史，學生忙著背文學史，古代文學作品被扔在一邊，最多只是文學史附帶的「參考資料」。學生只記住了文學史上的甲乙丙丁，很少誦讀甚至根本不細緻翻閱古代文學作品。中文系學生在大學里學到的古代文學，只能在期末應付學校考試，只可在人前夸夸其談裝點門面，以此寫文章則會盡出洋相，以此教人則誤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