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來，中國社會和文化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無論大眾還是學者文人多由崇古一變而為趨新，「取新法于異邦」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即使傾向於文化保守的學衡派，也強調「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文化守成容易被視為「抱殘守缺」。開一代學風的胡適反覆強調「科學方法」，他兩個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在哲學和文學研究領域都「截斷眾流」，給人們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新的範式。這兩部書都是當年北大哲學和文學教材，因而它們不僅是學術上的「開山之作」，在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上也開一代新風。僅就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而論，《白話文學史》可能連續影響了好幾代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陸文化界和教育界對胡適的大批判運動，正從反面說明胡適影響的深遠。將古代文學分為四個歷史階段，並以中國文學史為主幹，這種課程的設置首先是胡適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訂民國政府教育部《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時，朱自清先生也認可胡適這樣的課程安排：「文學組注重中國文學史，原是北京大學的辦法，是胡適之先生擬定的。胡先生將文學史的研究作為文學組的發展目標，我們覺得是有理由的。這一科不止於培養常識，更注重的是提出問題，指示路子。」教育部1938年頒發的科目表中也特別「注重和提倡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朱光潛、王了一、張守義等先生對這種課程設置當時就提出異議。朱光潛認為學習中國文學的重點，應是大量閱讀經史子集等經典名著，以文學史為中心的課程設置，偏重讓學生了解一些文學常識，無法讓學生掌握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精髓。

民國時期古代文學教學中雖然重視文學史，但從1938年朱自清主持擬訂的《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看，民國政府教育部向各大學下發的課程設置中，必修課有：「中國文學史」分為四段，三、四年級連上四個學期，每學期三個學分，共十二個學分。「專書選讀」同樣連講四學期，分別選講傳統的經史子集，共十二個學分：「專書選讀（一）」（選講一種經書）、「專書選讀（二）」（選講一種諸子）、「專書選讀（三）」（選講《史記》或《漢書》）、「專書選讀（四）」（《楚辭》《文選》《杜工部集》或《韓昌黎集》任講一種）。還有「歷代文選」兩個學期，共六個學分，及「歷代詩選」兩個學期，共六個學分。僅文選和詩選的學分就與文學史一樣多，加上「專書選讀」課，所用的課時超出文學史一倍。選修課有：「詞選」兩個學分，「曲選」兩個學分，「小說選讀」三個學分，「戲曲選讀」三個學分。各種作品選講所用的學時接近文學史的三倍。另外，必修課中還有兩個學分的「各體文習作」，規定「專習文言」，選修課中各有兩個學分的「詩習作」和「詞習作」。https://read.99csw.com

中國古代文學這門學科有其自身的特性。「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古代史」，雖然同為人文學科，雖然看起來都是「中國」和「古代」，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識特徵。學習中國古代史，熟悉安史大亂中馬嵬驛兵變的細節，學生不能也無須去「誦讀」歷史事件，但學習白居易的《長恨歌》，讀「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不僅需要「知道」當時歷史背景，還需要「重構」當時馬嵬驛的場景，要「體驗」詩人對這一悲劇的感情，更要「感受」此詩的詩藝與詩境。學生要從紙面的文字體味紙背的詩情，要從詩歌的音韻走進詩人的心境，所以學習古代文學離不開理性的分析，更離不開情感的浸潤。古代歷史事件只有冷冰冰的時間地點，古代文學卻飽含著喜怒哀樂的情感體溫。學習古代文學就是與古人進行情感交流，古代文學的常識需要記憶，古代文學作品則需要體驗，只有情感和審美體驗才能「激活」古代文學作品，所以「常識」服務於「體驗」——讓情感體read.99csw.com驗更深刻，讓審美體驗更細膩。

文學史與古代文學屬於兩種不同的知識形態：前者屬於歷史，後者屬於文學；前者是一種外在化的知識，它的獲得和佔有無須個體的心靈體驗；後者是一種內在化的知識，它兼有「情」「意」「味」，只知其「意」而不知其「味」不領其「情」，就不是一名合格的中文系學生。外在化的知識只需記憶和理解，內在化的知識還需感受和體驗。學生要走進古人的內心世界，就得知悉古代文學的藝術技巧，而把握古代文學藝術技巧絕非易事。五六十年前，武漢大學幾位青年教師要求沈祖棻教授講授宋詞，沈氏名著《宋詞賞析》就是那次的講稿。武漢大學青年教師讀宋詞尚且如此之難，現在的大學生更是談何容易。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以今人寫的「中國文學史」，代替古代文學作品本身，我不知道這是上下敷衍還是彼此忽悠。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混淆了古代文學的「治學」與「教學」，很少考慮古代文學自身的特點，也很少考慮現在中文系學生的實際水平。七八十年前的中文系大學生，有的上大學之前受過私塾教育，有的熟讀文史經典，有的可以寫出漂亮的五七言律，對於古文基本不存在閱讀障礙。他們已經誦讀過大量古代文學作品，上大學后再通過老師將各知識「點」連成「線」，以文學史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有其合理性。那時候中文系學生國學功底較深，大學也完全實行精英教育，胡適在本科生中講「整理國故」的方法，在課堂上還能贏得滿堂喝彩，這除了說明胡先生的方法讓人耳目一新外，也說明學生具備紮實的專業功底能與胡適「心心相印」。與當年學生的古文功底相比，如今學生水平差了一大截。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文系學生水平沒有做過調查，改革開放后我在大學先當了近十年學生，接著當了二十多年先生，對這一時期大學生古文水平比較清楚。這些大學生上古代文學之前，所讀過的古代文學作品僅限於中小學語文教材，可以說大多數人不能閱讀古文，不少人即使參看現代註釋也看不懂古代詩文。今天的古代文學教學還以文學史為中心，只是海闊天空地講九九藏書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或只是泛泛地講什麼意境優美語言清新，即使把文學史背得滾瓜爛熟，即使次次考試都得了滿分，同學們對中國古代文學仍然了無心得。

今天中文系本科公共課和其他課程擠壓了古代文學許多課時，不少大學中文系本科古代文學必修課只上「中國文學史」，砍掉了「歷代文學作品選讀」，「作品」只是在文學史課堂上附帶講到。有的任課教師要求背一點作品，有的教師可能不要求背，這樣，學完了唐代文學史卻沒有系統讀過李白、杜甫選集的人絕非少數，學完了明清文學史沒有讀過《紅樓夢》《水滸傳》等名著的學生大有人在。每年研究生招生面試時，考生除了文學史外很少讀過其他古代文學作品，對很多經典名篇也都只是「聽說過」。對於古代文學原著，中文系不少學生既沒有能力讀懂，也沒有興趣去讀。沒有興趣的原因是品不出味道——嘗不出肉的滋味還喜歡吃肉嗎？目前，校方沒有規定講「歷代文學作品」，教師不重視講「歷代文學作品」，學生很少讀「歷代文學作品」，整個古代文學的教與學都浮在表面。

當然，絕不是說文學史這種體式一無是處，它分章分節的寫作形式也更適應現代大學的教學模式：課堂上教師容易控制時間和掌握進度，學生容易做筆記和梳理知識，也便於教師出題和學生考試。不過，近百年來學習「中國古代文學」逐漸成為學習「中國文學史」，主要還不是它在教學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現代學術形態。較之傳統文章流別一類著作，文學史似乎更加「科學」；較之傳統的詩話文話，文學史顯得更加「系統」。在課堂上中國文學史取代中國古代文學，這一文學教育上的現代化，伴隨著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

朱光潛先生這種聲音顯然不合時宜，在教育界和學術界都應者寥寥。近百年來，中國主流社會對傳統文化失去了自信，對傳統的治學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連著名的文史學者鄭振鐸先生也覺得，「自《文賦》起，到最近止，中國文學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關於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種文體的研究，卻更為寂寞：沒有見過一部有系統的著作，講到中世紀文學，或講到某某時代的；也沒見過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著『詩』或『小說』的起源與歷史的。」「詩話」「文話」一類東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隨意的「鑒賞」，沒有形成「一個確切不移的定論」， 都算不上真正的學術研究。他認為無論是治學還是教學，都應該崇尚「進化的觀點」和「歸納的方法」，因此，「那些古舊的《紅樓夢索隱》《西遊真詮》《水滸評釋》之類，卻都是可棄的廢材」。 金聖嘆那些評點著作也沒有什麼價值，因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滸》與《西廂》的思想與藝術的真價，及其作品的來歷與構成，或其影響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評字注」。 他尖銳地批評甚至辛辣地嘲諷古人誦讀的方法：「古文家們提倡古文義法，要以朗誦顯示出文章的情態與神氣來，於是便搖頭擺腦地在一遍兩遍地讀。我們曾譏笑過這一類的古老無聊的舉動，然而我們的工作，是否有陷於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險？」九-九-藏-書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課程中，還有「詩名著選（附作文）」（沈尹默講授）、「文名著選（附作文）（鄭奠講授）」，三十年代俞平伯還開了「中國詩名著選及實習」，林損開了「中國文名著選及實習」。這時教育部還規定必須開「文習作」「詩習作」和「詞習作」。 現在連作品選講的課程都已經停開，更不要說古代詩、文、詞習作了。如今，教古代文學的教https://read.99csw.com師自己既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成天被論文級別、課題經費折磨得心煩意躁，也沒有寫作古文舊詩的能力，更沒有寫這些東西的心境。大學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學的教師一輩子沒有寫過文言文和舊體詩，甚至一輩子沒有寫過一幅對聯。幾千年來，我們古代詩人作家積累的藝術經驗、探索的藝術技巧，很快將在我們這一代及身而絕。看看林紓在北京大學的教材《春覺齋論文》，《應知八則》中論古文的「意境」「識度」「氣勢」「聲調」「筋脈」「風趣」「情韻」「神味」，《用筆八則》中談古文的「用起筆」「用伏筆」「用頓筆」「用頂筆」「用插筆」「用省筆」「用繞筆」「用收筆」，真不勝唏噓。林氏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以古代作品為例條分縷析，無一不是深造有得之言。再看看劉師培在北京大學講課記錄稿《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真讓我們這些教古代文學的人無地自容。「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自己習作過古文舊詩，對古代文學的精妙更能體貼入微。不管將來從事教學還是研究，不管是從事創作還是只希望接受熏陶，學生都必須深知古代詩藝與文法，必須領略古代文學的精微妙處，而時下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使學生對古代文學僅只獵得皮毛。

1949年以後大學古代文學教學，除了原來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外，又將政治的正確性放在首位。思想上以階級性和人民性為原則，藝術上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為標尺，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思想藝術價值進行重估。政治上的進步與反動才是關鍵，藝術上的優劣倒在其次。很長一段時間里，課堂上與其說是進行古代文學教學，還不如說是對學生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儘管極左思潮早已成為過去，但中文系古代文學課堂上，「宏大的敘事」還是照樣進行，「高屋建瓴」的闡釋一如既往。從盤古開天地的神話講到辛亥革命以前的近代文學，教師勾勒古代文學發展的曲折歷程，講解古代文學發展的高峰低谷，學生了解各朝代的代表作家和作品，知道哪些作家是現實主義、哪些作家是浪漫主義、哪些作家是現代主義……看起來非常「系統」和「科學」，實際上這種「高屋建瓴」不過是「浮光掠影」。「浮光掠影」式的跑馬觀花，一個學期四五十節課，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七八百年的文學掃一眼，老師算是完成了教學任務，學生算是「到此一游」掙得了學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