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鼓勵，學者熱情，經濟效益，三者形成了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強大合力，也成為以中國文學史為經的教學動因。誰都明白，編注一本有特色的作品選，「選」既需要學術眼光，「注」更需要學術功力。由於作品選難以貫徹主流意識形態，作品選注怎麼會引起官方的足夠重視？作品選注所需的功力和所花的精力難以被學界所承認，難以體現「學術地位」和顯示「學術水準」，作品選注怎麼可能引起那些名教授們的興趣？作品選甚至不被校方算作「科研成果」，對這種無名無利的苦差事，又怎麼會激發青年教師對作品選注的熱情？「文革」前有朱東潤先生主編的三編六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北大這套「參考資料」很見學術功力，但隋唐以後各朝沒有編完，加之它們的分量不太適宜課堂教學，目前院系較多選用朱先生這套作品選。近年來，古代文學作品選雖然也有「『十五』規劃國家重點教材」，但並沒有獲得廣泛接受。有些省份和大學還編有作品選，學界的認可度更低。編寫者既以古代文學史為重點，課堂教學自然也以古代文學史為中心。高層要求通過文學史「充分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學者希望通過文學史充分反映學術進展和個人地位，都較少考慮學生實際的接受能力，較少考慮本科生專業知識的結構，更較少考慮古代文學教學的特殊性。目前國內同時流行幾十種中國文學史教材，編了這麼多中國文學史，當然要想方設法讓學生來用這些教材，這就是今天綜合性大學和師範大學古代文學教學，仍然是「以中國文學史為經」的現實原因。

我們要重拾中國古代的詩學和文章學，以古代的詩學分析古代詩歌，以古代文章學分析古代的文章，將漢人的還給漢人，將唐人的還給唐人，只有這樣，我們學生對古人的生命體驗和文學技巧，才會有深心體貼和細膩感受。系統學習西方的文論和美學，然後在與西方的比較中認識古代文學獨特的藝術價值。如果只用單一理論體系和範疇，分析我國古代所有文學作品，那就像用同一把鑰匙開所有鎖一樣愚蠢，這會使我們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學，更不能讀懂我們的古代文學。

課堂下編寫文學史可以名利雙收，選注作品選則吃力不討好；課堂上講文學史可以盡情揮灑，給學生以淵博、恢宏、新穎的良好印象，講作品選則受文本限制不得隨意發揮，沒有自己獨到的體驗和深厚的功底，只能老生常談，所以講文學史容易出彩叫座，而講作品選很難藏拙取巧。無論是課內還是課外，無論是編還是講，教師無疑會選擇「以中國文學史為經」。「文學史著作既然是『史』」——文學的歷史，「以中國文學史為經」也就使古代「文學」教育變成了古代「史學」教育。

我們抽樣統計了全國十所著名綜合性大學（少數大學中文系沒有在網上公布課程設置，如浙江大學），只有南開大學、山東大學開設了古代文學作品選，其他八所大學只開設文學史課程。統計的十九所部屬和省屬師範大學中，只有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安徽師範大學三所學校開設了古代文學作品選。在開設了古代文學作品選的五所大學中，又只有安徽師範大學古代文學作品選的學時超過了中國文學史的學時（參見附表九*九*藏*書）。只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的院系，主講人自然也會程度不同地涉及古代文學作品，但多是以文學作品來闡述文學史進程，作品選只是文學史的「參考」和「例證」。從統計的情況來看，我國內地各大學中文系重中國文學史而輕作品選的傾向十分明顯。

古代文學教學上以中國文學史為中心，將古代文學變成了特殊的「史學」。當務之急是要從「以文學史為經」變為「以文學作品為本」，在課堂上重新回歸文學本位，從當今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出發，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應該倒轉現行的課程設計：不再把古代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史參考資料」，而應讓「中國文學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輔助教材」。要想真正讓下一代深得古代文學精髓，在選擇古代文學作品時，同時兼顧古人和今人的審美標準，儘可能選各個朝代、各種文體的代表作，選講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藝術生命力的作品；在講析古代文學作家作品時，開始最好暫時「懸置」西方文學理論範疇，用古代詩學和文章學來分析古代詩文。不僅應當重開「歷代作品選講」，而且應該重開「古詩文習作」。這樣，中國古代文學才不是一種死的「遺產」，而是一種仍然活在當下的文學；下一代或許能承續中華幾千年的文脈，能將古代文學融入當代文學和文化的建構之中。

先說官方對編寫文學史的鼓勵。建國之初，高等教育部就提出重編古代文學史，要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佔領中國文學史這塊上層建築。余冠英先生在《讀〈中國文學史稿〉》一文中說：「我們今天需要的《中國文學史》應該是面貌一新的，是真正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正確地介紹作家作品，正確地說明文學的發展規律的。」余先生的個人意見道出了官方的真實意圖。高教部於1954年組織全國多所名牌大學的專家編寫《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這個大綱就是稍後編寫古代文學史的提綱和依據。1949年至1966年的所有古代文學史，都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線，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為前提，以階級性和人民性為主要評價標準，都以近似的語言和近似的章節，來建構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歷程，因而形成大體近似的文學史內容。近二三十年來響起重寫文學史的呼聲，袁行霈和章培恆主編的兩部古代文學史，體現了「重寫」文學史的集體智慧。前者強調「文學史著作應立足於文學本位」，同時也強調文學史的「史學思維」，要求「將過去慣用的評價式的語言，換成描述式的語言」； 後者更從過去對文學階級性的強調變為對「人的一般本性」的關注，認為 「文學的進步是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的」。這兩部文學史雖然也是成於眾手，敘述的整體框架也一仍其舊，只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並不像此前文學史那樣機械庸俗。2010年，中宣部、教育部聯合組織「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編寫」，由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出任各文科教材的「首席專家」。新編《中國文學史》必須滿足中央提出的「三個充分反映」的基本要求——「充分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豐富實踐、充分反映本學科領域的最新進展」。「馬工程」《中國文學史》教材雖尚未付梓，但由此可看見中央對上層建築領域的重視。再看看學界對編寫「中國文學史」教材的熱情。教材主編者藉此得以凸顯自己在主流學界的泰斗地位，被邀參編者或因主編對其成就的認可，或因主編對其人的接納，因而主編者和參編者的積極性都很高。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目前全國古代文學學界看重文學史的編寫，尤其很看重古代文學史的主編，編寫時能夠邀到什麼樣的編者，編成後文學史能發行到哪些學校，往往是主編在學界地位及號召力的體現。「文化大革命」前大學最為通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一是社科院的三卷本文學史，二是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四卷本文學史。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教育部指定的通用古代文學史教材是袁行霈主編的四卷本文學史，和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三卷本文學史。除這幾種使用面最廣的古代文學史外，還有許多學者主編或獨自編寫的古代文學史，也有不少一般大學自編自用的文學史。總之，從學界泰斗到一般學者，從名牌大學到普通院校，大家都對編寫古代文學史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究其原因，既有官方的鼓勵，也有學界的熱衷，當然還有經濟的考慮。

最後，中國文學史教材多而且濫也與經濟利益的驅動有關，現在全國有統編教材，很多大學還有自編教材，少數教材的編寫美其名曰是學科建設，其實是在分教材這塊蛋糕，也是在為評職稱積累「科研成果」，大學擴招后很多中文系每屆招生幾百人，教材編寫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除了在課程設置上忽視古代文學作品教學外，我們目前所使用的整套學術話語系統，所搬用的整套理論範疇，也不適宜於分析理解中國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以它們分析古代文學作家作品，就像用圓規來測量直線的長度一樣扞格難通。恰如將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強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一樣，現在許多學生一提到屈原、李白，就說他們是「浪漫主義詩人」，一說到杜九*九*藏*書甫、白居易，就稱他們是「現實主義詩人」，還有不少文學史把莊子也說成是「浪漫主義作家」。聽到這些似是而非的定性評價，李、杜等人要是死而復生一定覺得莫名其妙，我們看到這些標籤同樣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浪漫的詩人」不一定就是「浪漫主義詩人」，前者是指一個人的氣質個性，後者是指詩人特定的創作方法。稱屈原、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杜甫、白居易是「現實主義詩人」，完全抹殺了他們各自的原創性和獨特性，使學生無法理解這些偉大詩人的詩心、詩境、詩藝、詩語，修完了古代文學課程仍然無法體認古代詩文的「神」「理」「氣」「味」。

古代文學教學逐漸從以文學作品為主體，過渡到以文學史為中心，不只是因為對知識系統性的重視，更是因為上層政治形勢的需要和學者對名利的追求。

現在學生對古代文學「讀不進去」，其根源在於教師「講不進去」。我們四五十歲這代大學教師，大學時古代文學課堂上聽到的不外乎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意境優美」「情景交融」「結構緊湊」一類陳詞濫調，更年輕一代教師在大學課堂上聽到的另加上了一些花哨名詞，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後現代」「新批評」「敘事學」。這些東西與我們先人的詩、詞、曲、文、小說有什麼關係呢？難怪魯迅曾經感嘆：「《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沈祖棻《宋詞賞析》這類著作，今人覺得它們不夠「學術」，既沒有多少人「願意」寫它，也沒有多少人「能夠」寫它。自己常常捫心自問：我懂得陶淵明、李白、杜甫的「偉大」嗎？一個連平仄都弄不明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又如何欣賞涪翁詩深折透闢的筆致和拗峭奇險的韻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