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思想學術的百家爭鳴從此就變為儒家的一家獨唱。兩千多年來，朝代雖然走馬燈似的不斷更迭，但儒家思想差不多是歷朝官方的意識形態。經學一旦成為士人的進身之階，士人對經學自然也趨之若鶩。許多人一生就消磨在六經或十三經中，「窮經皓首」現在看來有些辛酸，過去卻意味著尊嚴和學問。《四庫全書總目》中，十三經的傳、注、疏佔了總目的四分之一。經學這種長期的一花獨放，造成了思想學術的百花凋零。《四庫全書總目》中，子部只有儒家「一家獨昌」，墨家、道家、法家基本上都名存實亡。其實，經學和儒家的繁榮也是一種「虛胖」。儒生宗經從不疑經，釋經更不敢駁經，「注不駁經，疏不破注」是必須遵守的解經原則，對經書稍存異議就可能成為「名教罪人」。要是只能信奉不能懷疑，任何思想都將僵化萎縮，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一種只能信奉而不能質疑的思想，對大多數人都不會有什麼吸引力。只要國家的控制力減弱或放鬆，好學深思的人都會將它拋棄，像魏晉玄學家那樣公開聲稱「非湯武而薄周孔」的人雖然極少，但內心不喜歡儒家名教的人肯定很多。至於從事經學研究，士人大多不具備這種學術功力，更沒有這種學術興趣。

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任何學科分類，加之「君子不器」在價值取向上鄙視專家，讀書人當然不可能選擇做某學科的專家。唐代科舉最重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宋代進士科仍考詩、賦、論。從唐宋筆記小品就不難看出，會吟詩作賦最受世人崇拜，登進士后也容易進入官場，應驗了《詩經》毛傳所謂「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的名言。因而，才智之士多擠著去做墨客騷人，難怪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感嘆說：「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術乃菑畲。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不管學者和顯宦如何輕視文人，魏晉以後的文人越來越多。唐代有文才顯然比有學問更吃香，在唐代「窮經皓首」成了嘲諷的對象，連書生王維也高喊「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舞文弄墨是那時讀書人從小養成的興趣，也是他們成人後人生的出路，更是他們仕途的終南捷徑。hｔtpｓ://rｅａd•９９ｃsｗ•cｏｍ

春秋戰國時士人討厭儒家可以逃于墨家，不愛名家可以親近道家，鄙視陰陽家可以崇奉法家，甚至自己還可以開宗立派，漢以後士人就失去了這樣的思想空間，他們要麼做謹守禮法的淳儒，要麼就是蔑聖非禮的異端。「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被東漢另一大史家班固指責為「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立言」一直是志士追求個體生命不朽的衝動，可漢以後只能「代聖人立言」，「成一家之言」不僅是一種個人思想的歷險，更是一種身家性命的冒險。自漢至今的兩千多年來，獨立思考給讀書人帶來的樂趣，遠遠抵不上給讀書人造成的災難。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交代自己為什麼研究文學時說：「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於是搦管和墨，乃始論文。」過去只覺得他的學術選擇非常英明，現在才明白他的人生選擇非常精明。像劉勰這樣有思辨才能的天才，無疑不願意像鸚鵡一樣注經，又不敢像先秦諸子一樣立說，於是就選擇不容易犯「政治錯誤」的文學領域進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學之前還要申明文學本源「莫非經典」，這就等於給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了雙保險。順便說一句，自《隋書·經籍志》后，所有史志目錄和私家目錄，都將《文心雕龍》入集部，其實，這部名著從性質上說應入子部，它研究的對象雖然是文學，但它本質上是立言的子書。httｐs://reaｄ.9９ｃsw•ｃom

這還涉及我國古代的學術分科和知識分類問題。從《七略》到「四部」的知識系統建構中，中國古代只有學派而沒有學科。與孟子大體同時的亞里士多德，已經具有非常明確的學科分類觀念，與我們先秦諸子籠統的《老子》《孟子》《韓非子》《荀子》大不相同，他的著作名稱就標明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形而上學》《範疇篇》《大倫理學》《政治學》《物理學》《氣象學》《動物志》《經濟學》《修辭學》《詩學》等。春秋戰國雖然有諸子百家，但各家的研究對象基本都是人際社會，差別只是各家各派對人際社會的認識不同。南宋後期鄭樵才有點模糊的學科意識，開始著手重新建構當時的知識系統，打破《七略》和「四部」的成規，把知識分為十二大類。可惜九*九*藏*書，他分類的標準也不統一，很多知識大類並非按學科劃分。再說，鄭樵在古代人微言輕，清代的四庫館臣絕沒有把他看在眼裡，即使他完全按學科進行分類，對我國古代學者也沒有什麼影響。我國古代知識分類的集大成者非《四庫全書總目》莫屬，經史子集四部分法每一部的分類標準都不同，這使經史子集四部具有叢書的性質，而沒有任何學科的蹤影。

文集的作者通常都被稱為「文人」。古代文集如恆河沙數，文人當然也就多如牛毛。是什麼樣的文化土壤有利於文人的產生呢？

謹小慎微地注經心有不甘，大胆地創立新說又實屬不敢，加之孔子告誡「君子不器」，這使古代讀書人既不願做鸚鵡學舌的經學家，也不敢做不依門牆的思想家，更鄙視做某一行當的專家。《漢書·藝文志》中屬於「形而下」的《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尚能與「形而上」的《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並列，到《隋書·經籍志》和《四庫全書總目》的時候，后三略就完全併到了子部中。唐宋以後的知識界越來越輕視「見聞之知」和實用之學，漢志中的《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這類屬於實用技術的知識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空間。宋代理學家更高揚「德性之知」而貶抑「見聞之知」：「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張載認為「見聞之知」是與物相交而產生的外在知識，「德性所知」則屬於盡心知性的內在道德自覺。「見聞之知」容易導致人們追逐外物而喪失自我，沉溺形器則「心喪于象」，放縱耳目則便神溺於物。程頤在《伊川先生語十一》中說得更加明白：「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後世儒者把先儒反求諸己推向了極端：「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朱熹雖然偏向于「道問學」，雖然強調「格物致知」，但他的「學」和「知」只「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自家身上理會」，「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外物的客觀知識不僅沒有價值，「博物多能」反而成為德性之累。在這種價值取向的社會中，最要面子的士人怎麼會去從事方技一類的職業呢？九-九-藏-書

其實，魏晉南北朝以後文人與學者就開始分離，最顯著的標誌是《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另立《文苑傳》，文人也對自己的身份越來越自覺，更對自己的身份越來越自豪。世上學者輕視文人的現象固然不少，歷史上文人輕視學者的例子也同樣很多。學者認為文人「其興浮，其志弱」，文人則覺得學者「懦鈍殊常」，「了無篇什之美」。學者鄙視文人沒有學問，文人則譏諷學者了無才華，彼此相輕由來已久。蕭統甚至將老莊等諸子著作排除在文學之外，稱它們只是以「立意為宗」，而文學創作則必須以「能文為本」，而「能文」的唯一標準就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文學創作要求以「能文為本」，並非要以「立意為宗」，這一新奇的文學觀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美主義」文學觀。文學作品可以不在乎「意」，但它絕不能沒有「美」，「能文」的落腳點是章法與語言上的形式美。這一點從朱熹評價韓愈就能看出學者與文人的差異：「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為什麼「更說不去」呢？「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說：「蓋古之學者以學為文，未嘗以文為學。漢、魏而下，經子之學衰，而文章之術盛，作者如林，不可殫述。」從「以學為文」到「以文為學」，也就是從「以立意為宗」到「以能文為本」，它是學與文的分離，也是子與集的分際，當然也是「作者如林」和文集繁盛的原因。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