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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流派的盛衰與各科知識的消長 一

學術流派的盛衰與各科知識的消長

——論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的知識考古(上)
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中引述金榜的話說:「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章學誠更以此志為「學術之宗,明道之要」。張舜徽先生承清儒之緒,也認為此志是「治學之綱領,群書之要刪」,他誘誨及門弟子與當代學子說:「《漢書·藝文志》為書短簡……如能反覆溫尋而有所得,以之為學,則必有如荀卿所云:『若挈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張先生本人更是「從少好讀是書,常置案頭,時加箋記」,直到「晚年重溫是書,復有箋記」,可以說,《漢書藝文志通釋》(以下簡稱《通釋》)傾注了他一生心血,是他從少至老精讀此志的學術結晶。
《通釋》在學術體式上屬傳統校讎學的敘錄解題,但它不只是循文闡明辭義,也不只是隨條解釋書名,而是「以《漢書·藝文志》溯學術之流派,明簿錄之體例」。可見,張先生對《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的「通釋」,既是在「我注六經」,也是以「六經注我」。作者在該著中考辨了六經的經典化歷程和權力—知識話語的形成,探尋了我國漢前各學術流派興起的淵源、興盛的條件和衰微的動因,考證了各個學派之間的親緣關係及其變異,考索了各科知識產生與消亡的社會語境。由於圖書在古代是最重要的知識載體,而《漢志》又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國家圖書目錄,它既錄秘閣之書,也綜百家之緒,更總知識之匯,因此,《通釋》對《漢志》中每部書籍「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考索,事實上也就成了別具一格的知識考古。

《通釋》還以知識考古來揭開儒家經典的本來面目。《漢志·書》小序稱:「《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張先生認為這是將《尚書》的起源神化。《史記·孔子世家》稱《尚書》定本由孔子編次,《尚書序》也出自孔子手筆,《通釋》認為這些都是「附會之辭」:「原始之《書》,蓋如後世之資料彙編,叢雜猥多。自秦以前,即有人整理而銓次之,不必出自孔子之手也。」被儒家奉為神明的《尚書》,原來不過是「叢雜」的「資料彙編」,整理者也不一定就是孔子!《漢志·書》小序稱:「《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通釋》也不同意這種聖化《周易》的說法:「《易》之為書,由來尚矣(『尚』通『上』,久遠的意思——引者注)。創作之人,論者不一。自唐以上,多謂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之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以發揮其旨,尊之為三聖。自宋以來,爭論競起,眾說紛紜,世遠年湮,莫之能定矣。即以孔子而言,《論語》述其自道,但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仲尼惟言學《易》,而未嘗言及說《易》;《論語》中亦不記載其事……以今觀之,知《繫辭》《文言》之屬,乃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非仲尼之作也。仲尼去今止二千數百年,尚不能論定其事,更何論于遠古之伏羲、文王乎!」《易經》和《尚書》的起源被神化或聖化,儒家的其他經書又何曾不是這樣呢?儒家被「獨尊」以後,《論語》在《漢志》中不是錄在《諸子略》「儒家」類,而是列入《六藝略》經書中,孔子由士而尊為聖,《論語》也由「子」而升為「經」。張先生說《論語》的「論」字為「侖之借字」,「實即集合簡策而比次之意」。他在《廣校讎略》中也說「《論語》之名,實取義于纂輯。雜鈔之書,斯為最朔矣」。張先生將簿錄體例分為三個層次:著作,編述,雜鈔。「著作」是指那些最具原創性的書籍,「編述」是指那些自創義例以綜合、闡述和引申已有的成果和觀點一類書籍,「雜鈔」則是指那些將各種材料分門別類編纂的書籍。可見,「述」次於「作」,「鈔」又次於「述」。原來儒家奉為「一字千金」的這部經書,不過是中國古代一本最早的「雜鈔之書」而已!九_九_藏_書read•99csw•com
作者之所以要反覆考論儒家後來奉為經典的《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在先秦並沒有被稱為「經」,一是要複原歷史的真實,二是要給儒家經典「去神化」,三是要考辨儒家思想成為權力—知識話語的深層原因。假如我們將《通釋》與張先生的《漢書藝文志釋例》並讀,就更能明了作者的深意。漢朝開國皇帝不僅沒有獨尊儒術,開始還自恃「馬上得天下」而鄙薄儒術和儒生,接下來的君主為了與民休息反而推尊黃老,所以「司馬談之論六家」「推崇道家至矣」。「迨遷為《老莊申韓列傳》述仲尼、老子問答語,貶抑儒學甚矣……班氏病其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故《漢志》諸子十家以儒冠其首,且重申之曰『于道最為高』。蓋自孝武罷黜百家以來,盡人而同此心,勢亦不可違耳。」政治上大一統的帝國必然要確立國家的意識形態來統一人心,時移勢易,強調父子君臣的儒家此時正好適應了國家的這一政治需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是國家通過權力使儒家由一家一派的思想變為國家的意識形態,而儒家又通過自身的思想知識使帝國統治顯得合理合法。這是權read.99csw.com力與知識的一次聯姻,結果是儒家的思想知識變成帝國權力—知識的主流話語,學術由從前的百家爭鳴變成後來的一家獨霸,「經」字也由此前的百家共享變成了此後的一家獨佔,從此,除了方外釋、道某些典籍尚可稱「經」外,俗世只有儒家的少數典籍才能名之為「經」。「五經」「六經」「十三經」都成了儒家的專有名詞。
《漢志》首列《六藝略》意在宗「經」,後世學者也認可班氏對「經」的神化,好像六經一經產生就被供奉為「經」似的。如《漢志》中開篇所載的「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三家」,古人通常都這樣斷句:「《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三家。」現在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漢書》也無一不是如此標點和斷句。張先生認為如此斷句是一種誤讀:「此應讀『《易》』字自為句,乃冒起下文之辭。下始雲『經十二篇』,傳若干篇。證之下文:『《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皆應作如此讀。」 為什麼「世俗誤連『經』字于《易》」呢?這主要是因為後世學者多「以為『易經』之名,早已有之」。其實,「古之六藝,本無經名。孔子述古,但言『《詩》曰』『《書》雲』,而不稱『詩經』『書經』。下逮孟、荀,莫不如此。漢人援引《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亦不連『經』字為名也。況經者綱領之謂,原非尊稱。大抵古代綱領性文字,皆可名之為經。故諸子百家之書,亦多自名為經,如《墨經》《法經》《道德經》《水經》《山海經》《離騷經》《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脈經》《針灸經》《相馬經》《相手板經》之類皆是也。是經之為名,亦非儒家所得專」。他說《莊子·天運》中雖有「六經之名」,但此處的「『六經』二字,乃總括之辭,初非分舉六藝而各系以經名也。儒書惟《孝經》有經名,而別有取義。且其書自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時代較晚,非《易》《書》《詩》《禮》《春秋》之比,又未可取以為證矣」。《漢志·孝經類》小序稱:「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張先生訓釋這則序文說:「天經、地義、民行三語,乃《孝經·三才章》所引孔子之言,此處沿用而明所以名為《孝經》之故。論者或謂儒書稱經,蓋自此始。不悟此書乃取天經地義之意,與他書直稱某經者,固自不同也。」可見,《孝經》稱「經」的本意,是說「孝」為人民大眾「天經地義」的行為,而不是稱《孝經》這本書是「經」書。read.99csw•com
《通釋》的考辨重現了六籍的經典化歷程,闡明了尊六籍為「經」是權力介入的結果。在張先生看來,「古代著述」不外子史二體,「立言為子,記事為史」,而立言之書也不過是「諸子百家學說思想史爾」,所以天地間古籍「何一不可統之於史乎」?古代著述既可「統之於史」,「古人所以讀之之法,率不越一觀字。故孔子告子夏讀《書》,但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其平日教門人,恆以學《詩》為亟,亦曰:『可以觀。』」「蓋當時登諸簡策,固以史料視之矣。自後世傳注既興,經名乃立。學者率屏子、史、群書,不得與六經伍。遂于立言、記事之外,別尊六籍為天經地義之書,豈不過哉!」六經皆史早有不少學者談過,章學誠《文史通義》更做了系統闡述。沒有「後世傳注」就沒有六籍的經名,此論也並非張先生首創,《文史通義·經解上》早已明言「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通釋》之可貴在於它闡釋了六籍經典化的歷程,並深入剖析了經典化過程中權力對知識的滲透。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