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就體例而言，在古代和現代通常都是指一種記敘文體，被列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從《史記》開始就有「列傳」一體。《漢志·諸子略》「儒家」類卻收錄了「《高祖傳》十三篇」，並有「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的注語；「《孝文傳》十一篇」，並注說「文帝所稱及詔策」。秦漢以前著述不外子、史、詩三體，子為立言，史為記事，詩為抒情。「立言」就得展開邏輯論證，做到以理服人；「記事」就得描寫生動、逼真，讓人能身臨其境；「抒情」就得婉轉、細膩、深至，真正能以情動人。立言的《諸子略》「儒家」類怎麼會收錄記事的《高祖傳》和《孝文傳》呢？梁啟超在《高祖傳》的解題中便稱《諸子略》收錄此二書是自亂其類：「此及《孝文傳》，以入儒家，本無取義。殆因編《七略》時未有史部，詔令等無類可歸，姑入於此耳。」張先生則認為將此二傳收入儒家自有其道理：「古之以傳名書者，既可以稱紀錄，亦可以名論述。褚少孫稱《太史公書》為《太史公傳》，其明徵也。昔人論著中常稱『傳曰』或『傳有之』，亦謂為古書耳。漢高祖初起事時，雖質樸無文，鄙棄儒學；及天下既定，與諸大臣謀治安之道，遂不得不及書史。《漢書》本紀雲：『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若此所舉蕭何、張蒼、叔孫通、陸賈之流，皆儒生也。高帝既常與之述古，又時頒詔策以論國政。簡牘漸多，故有人裒輯以為《高祖傳》十三篇……所載言論，多與儒近，故列之儒家。」張先生的辨析有理有據，古人有時用「傳」記事，有時也用「傳」來立言。顯然，梁氏的批評是由於他不明「傳」在古時的簿錄體例。https://read.99csw.com

「微」這種注述體式多見於漢代，後來學者很少人用這種體式從事著述，對「微」這一簿錄體例自然也日漸生疏。《漢志·六藝略》「春秋」類列「《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微」這一體式有什麼特點呢？看看《通釋》對上面四書的解題：「微亦古代注述之一體。唯治春秋者有是例，蓋以經文隱約，將欲循其微辭以通其義旨耳。顏《注》于《左氏微》二篇下明其義曰：『微謂釋其微指』，是已。而沈欽韓駁之，謂微者《春秋》之支別，非傳注之流，非也。」《春秋》多微言大義，所以漢《春秋》才用「微」體，特點是循經文微辭闡明經文大義，屬於漢代常用的一種註疏體式，並非沈欽韓所說的那樣為《春秋》之別支。從《通釋》解題得知，鐸椒為左丘明四傳弟子，鐸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左、鐸、虞、張一脈相傳，「微」的簿錄體例與授受源流一清二楚。

「說」這種學術體式後世學者用得不多，文獻學家中明了這種體式特點的人自然也很少。《漢志·六藝略》「詩」類列「《魯說》二十八卷」，《漢志·諸子略》「道家」類列「《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班固在書後注說「述老子學」，同類列「《老子徐氏經說》六篇」。顧實在「《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的解題中說：「傅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牟融《理惑論》雲：『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則東漢之末，傅氏經猶存也。孫詒讓《札迻》雲：『即今《老子》上經三十七章。』然章篇不侔，蓋非也。」張先生對此書的解題比顧實明晰通達得多：「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有人問其何以止著三十七？融答以法《佛經》之三十七品，《道經》之三十七篇，載其說于篇末。彼既明雲老氏《道經》，而未及《德經》，則所稱『三十七篇』者，實即《老子》上篇之三十七章也。屬文之際，以章為篇，乃一時之率筆耳。不必以章篇不侔疑之。顧《經說》之體，與為原書作註解者有所不同。《漢志》著錄《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乃講說道家義蘊之文，固非注述之體。故班氏自注云：『述老子學』也。講說老子之學而發為論著，其文可多可少。故傅氏、徐氏所為《經說》，篇數不一，其明徵也。此處所云三十七篇，乃傅氏所撰《經說》論文之實數，自不得附會為《道經》之三十七章，意固明甚。」顧實解題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附會《老子》經文三十七篇，導致這種錯誤的原因是他將「說」體與「註疏」體混為一談。這兩種學術體式雖都為解經，但「註疏」體要求隨文施注，所以篇數與經文一致，「說」體內容雖是闡述經文義理，但論述時不必依附經文，可以申作者獨得之見。同樣是「說」《老子》經文，《傅氏經說》有三十七篇之多，《徐氏經說》卻僅只六篇之數。《通釋》在《漢志·六藝略》「詩」類列「《魯說》」的解題中對「說」體的闡述更詳盡：「說之為書，蓋以稱說大義為歸，與夫注家徒循經文立解、專詳訓詁名物者，固有不同。」不明簿錄體例，對古人很多著述要麼疑竇叢生，要麼望文生義，甚至牽強附會。rｅad.99cｓw.com九-九-藏-書

「鈔撮」又名「撮鈔」或「撮錄」，這種東西類似於我們現在的「摘鈔」。「鈔撮」「撮錄」怎麼能算著述呢？當然，漢代並沒有典籍直接就名「撮鈔」，可不少書籍本質上就是「撮鈔」。如《漢志·六藝略》「春秋」類收錄「《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這兩部章句沒有註明作者，可見，它們不名於一家，不出自一手。《通釋》稱它們「皆西漢經師治公、穀者鈔撮之編，擇取諸家精義以備稽覽者也。古人著書，不必言皆己出，如能博稽群言，采人之長，亦自不廢」。此外，《諸子略》中還有《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等。姚振宗在「《儒家言》十八篇」后的解題說：「此似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說以為一編。其下道家、陰陽家、法家、雜家皆有之，並同此例。」《通釋》則完全不同意姚氏的解說：「昔之讀諸子百家書者，每喜撮錄善言，別鈔成帙。《漢志·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雜家有《雜家言》一篇，小說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讀諸子書時撮鈔群言之作也。可知讀書摘要之法，自漢以來皆然矣。後人效之，遂為治學一大法門。《文心雕龍·諸子篇》亦言『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采正』。韓愈《進學解》復謂『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證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兩宋學者，尤勤動筆。《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徽言》，乃溫公讀諸子書時手鈔成冊者也。此皆步趨漢人讀書之法，行之而有成者。《漢志》悉將此種鈔纂之編，列諸每家之末，猶可考見其類例。古人於此類摘鈔之書，不自署名，且未必出於一手，故不知作者也。」這篇解題可謂一篇有關「撮鈔」體裁的絕妙考論，概括了「撮鈔」的特點，追溯了它的起源，並窮盡了它的流變，還分析了這種體式的功用。這篇解題比姚振宗的同篇解題更為詳盡、準確、透徹、明達。九-九-藏-書

《春秋》列為儒家五經后，「春秋」也成了史書的代名詞，「春秋」在簿錄體例上通常多歸入記事體。《漢志·諸子略》以立言宗，可「儒家」類卻收錄了「《李氏春秋》二篇」。這使許多學者大惑不解，記事體的《李氏春秋》怎麼歸入泛論名理的「諸子略」呢？《通釋》對此書的敘錄解題讓人們的疑惑渙然冰釋：「春秋二字，乃錯舉四時之名，足該一歲終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時以紀事者，謂之《春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實包天地萬物。故古之以立意為宗而網羅彌廣者，亦得謂之《春秋》。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是也。此類書而名《春秋》，喻其所言非一，猶今稱《叢刊》《彙編》耳。」原來上古「春秋」這一體式，和上文所說的「傳」一樣，既可記事也可立言，但在立言時又與「傳」同中有別：「傳」往往專論某一方面，「春秋」則泛論多方，「傳」的論域相對較窄，「春秋」的論域卻須「網羅彌廣」。

「究心簿錄之體」和「推明傳注之例」這一主旨貫穿于《通釋》全書，對漢前簿錄體例的源流、特rｅad•99ｃｓw•coｍ徵、存廢與影響，都一一做了深入的考辨和詳盡的闡釋，這使《通釋》既是一部簿錄體例史，也是一部學術流別史。

《通釋》既「以《漢書·藝文志》溯學術之流派」，也以此志「明簿錄之體例」。為什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得要「明簿錄之體例」呢？任何一種學術思路的背後，都有作者學術理念的支撐。張先生在《廣校讎略·簿錄體例論》中指出：「書之體用既明，學之原流自顯。」在古代，書籍是學術重要甚至唯一的載體，學術的源流與變化，知識的增長與消亡，可以通過簿錄的變化呈現出來。書籍類例已分，學者便可即書以求學；簿錄體用既明，學者便能沿流而溯源。作者這一理念可能受到鄭樵的影響，鄭氏在《校讎略》中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于東都，音韻之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睹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為新出之學，非古道也。」經由書籍可以追溯學術源流，也可以了解學科知識的發展變化。《通釋》對《漢志》所收簿錄的敘錄解題，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究心簿錄之體」和「推明傳注之例」，而且，這部分表現了作者許多獨得之見。下面我們看看《通釋》所闡明的幾種簿錄體例，這些簿錄的體例現在基本消亡，學者很早就不用這些體式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了，現代有些著名學者對它們也可能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