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鄭樵的話來說，我們為什麼沒有這種「專門之學」呢？我們古代的知識分類與典籍分類有什麼特點呢？這些問題既有益也有趣，但要回答它們既費時又費力。這些年來它們一直困擾著我，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細讀了中國古代文獻學的經典著作，參讀了幾本西方的知識學名著，就此寫下了一系列相關論文，其中還有些草稿來不及修改，少數整理出來的文稿尚未發表，書中收錄的這十幾篇文章，是已經公開發表且自覺還不太丟人的部分。

感謝劉卓博士在出版前幫我統一了註釋格式，感謝余祖坤、丁慶勇、歐陽波、匡永亮等先生的細心審讀，感謝本書責編的認真審校，他們的熱情幫助節省了我許九_九_藏_書多時間，更減少了拙著中的許多錯誤。

在所有古典文獻學著作中，對我觸動最大的要數鄭樵的《校讎略》。鄭氏文獻學的知識論取向、他的類例理論、他的知識分類和典籍分類，在古典文獻學家中實屬空谷足音。可惜，因他某些具體考證的粗疏，人們忽視甚至無視他的卓識。《校讎略》強調「守專門之書」以「存專門之學」，「專門之學」主要是指某一專科學術。他打破七略和四部的成規，將當時的典籍分為十二大類。雖然他的分類標準還未完全統一，但已經有比較清晰的學科意識。「類例」理論的核心就是知識分類，九*九*藏*書因此他批評古人編書只知「類人」不知「類書」：「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以人類書」是以學人來給書歸類，自然就出現「人以群分」，並形成不同的「家學」或學派；「以書類人」是以書的知識類型來給人歸類，自然就出現「物以類聚」，由此形成不同的知識類型和不同的學科。即使在先秦百家爭鳴的時代，我們先人也只有學派而無學科。與孟子相先後的亞里士多德，已開始科學的知識分類與學科分類，他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將自己的著作分別名為《形而上學》《範疇篇》《大倫理學》《政治學》《物理學》《氣象學》《動物志》《經濟學》《修辭學》《詩學》等等。

明白文獻學重要性是在工作之後，寫文獻學論文則是在帶博士生之後。由於導師read.99cｓw.cｏm的《目錄學綱要》出版較晚，原先的油印教材又早弄丟了，我自學文獻學是從張舜徽先生的《廣校讎略》《四庫提要敘講疏》《漢書藝文志通釋》開始的，再從《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四庫全書總目》及鄭樵的《校讎略》，一直讀到向歆父子的《別錄》和《七略》佚文。開始是不得不為文獻學備課，後來才想寫點文獻學的文章。受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的啟發，我對《隋書·經籍志》集部中的別集做了一些考辨，但那些雞零狗碎的讀書雜記，其龐雜的內容一時難以整理，其學術水平大概也不值得整理。

客串更容易博得人們的掌聲，《別忘了祖傳秘方——讀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在《讀書》上發表后，文學研究所所長張三夕兄就此文組織過一次關於張舜九_九_藏_書徽先生學術個性研討會，孫文憲先生也因拙文組織文藝學博士生，展開了一次「學術史如何寫」的討論會，在討論會上我回答了博士們的提問。謝謝這兩位教授的討論和博士生的質詢，他們啟發我對古典文獻學從不同的視角進行思考。今後，對這些問題我會不斷地想下去，不斷地寫下去。

拙著中的文章除幾篇發在《讀書》《江漢論壇》外，絕大部分都發在武漢大學《圖書情報知識》上，篇篇都是兩萬字以上的長文。武大圖書館專業長期執全國牛耳，這份專業名刊為拙文留下大量寶貴的版面，感謝當時的執行副主編周黎明教授和編輯李明傑博士！

曹慕樊師在金陵大學求學時，師從劉國鈞先生受文獻學。先生早年受到怎樣的專業訓練，決定了他後來怎樣訓練我們。儘管我讀研究生的方向是唐宋文學，但開九_九_藏_書學伊始他就給我們講校讎學，上課時用的是油印教材，後來正式出版時名為《目錄學綱要》。記得我和劉明華兄每周到他書房上課，從《別錄》《七略》講到《漢書·藝文志》，從《隋書·經籍志》講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版本校勘講到輯佚辨偽，先生雖娓娓而談，我們卻昏昏欲睡。當時覺得文獻學既無用又無趣，先生講得雖然十分精彩，我們學起來卻無精打采。我和劉明華兄見面不久就交換自己的新詩，當時的興趣在讀詩和寫詩，哪知道什麼「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不清楚老師為何要給我們講那些東西。曹老師還讓我編過晚唐詩人唐彥謙的年譜，並讓我對其詩進行編年校注，年譜編得十分簡單粗糙，編年校注也未能蕆事。總之，我們在文獻學上都用功不多，只是明華兄天資聰穎，可能比我學得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