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史學必須涉覽之書」中，張舜徽先生特別重視唐劉知幾的《史通》、宋鄭樵的《通志總序》、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他認為「此三書為史評要籍。于古代史書義例源流，剖析既明，且又各抒己見，讀之可增廣識力，初學必須詳究」。張先生有這三部典籍的研究著作《史學三書平議》，學子學習三書時可以參看。《簡目》還開列了「近人綜論史籍義例、源流及讀法之書」四種，張先生多次告誡青年學子注意典籍「讀法」。張先生繼承傳統又不以傳統自限，承續傳統的同時又注重接引新知，強調「大抵治史不宜局限幾部舊籍，自必參考新著，昔賢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學者宜識此意」，他還特地開列了今人所著的四部中國通史。

《簡目》不只是簡單地開列書單，而是交代讀某書要側重於哪些方面，有哪些自學的方法。如讀「《詩》三百篇」不能只將它看成「文學之宗而已」，還應「從其中考見政治得失、民間疾苦」，它是文學經典也是歷史資源。「《孟子》七篇」后的提示說：「此亦門人弟子所記，為研究孟子思想之唯一依據。文章亦恣肆奔放，無不達之情。敘事之文，以《左傳》為美；說理之文，以《孟子》為高。初學熟誦其文，亦大有裨于屬辭也。惟其中言心性之語，多為宋明理學家所傅會，清儒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以正之，學者可究心焉。注本除朱熹《集注》外，宜參看清代焦循《孟子正義》。」《孟子》思想既深，文氣亦盛，初學者要究心其思想，同時也應涵泳其文辭。

「詩文集」中的排列順序是先總集后別集，總集從《楚辭》到《樂府詩集》，主要的詩文總集都在其中，別集則始於《杜工部集》迄于《稼軒詞》。遺憾的是，先於杜甫的曹植、陶淵明、謝靈運、李白等人的詩文集，後於辛棄疾的關漢卿的雜劇以及《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都沒有列入。張先生開列的這部《初學求書簡目》，其目的是培養學者而非作家，他對於文人和學者的價值評價有所軒輊，這種態度在「詩文集」后的提要中表現得十分明顯：「『詩不必人人皆作』，此顧炎武名言也。填詞格律尤嚴，非初學所易為，皆不如寫好散文之重要。初學但知欣賞詩詞即可，不必輕動筆也。揚雄以善詞賦名于西漢之末，晚而自悔少作，目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亦自謂『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所規甚遠，皆足取法。至於有志在學問上用功，則不可不讀清人文集。」在文士（指詩人和作家）和學者之間沒有高下之分，歷史上的偉大學者固然令人尊敬，偉大詩人和作家何嘗不令人仰慕？青年學子應根據個人興趣和特長選擇自己的專業，不必為張舜徽先生的價值判斷所左右。至於「不可不讀」的「清人文集」的確浩如煙海，初學者等基礎厚實以後，行有餘力再去博覽，張先生的《清人文集別錄》是閱讀清人文集的最好引導，該書中華書局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都有排印本。「詩文集」最後列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兩部文論專著，前者系統浩博，後者敏銳專精，所以張先生稱「此二書在古代文壇為創體，學者不可不觀」。《文心雕龍》的註譯本很多，文化程度較高的可讀範文瀾的《文心雕龍注》、詹鍈的《文心雕龍義證》，普及本可用周振甫的《文心雕龍譯註》。《詩品》可用曹旭的《詩品集注》。這幾種註譯本在書肆上容易購到。九-九-藏-書

現在來看，張先生這部《簡目》還存在如下不足：一、《簡目》不包括西方人文科學的基礎書目；二、《簡目》中標註的版本，現在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多都有排印本，所開列的典籍大多數已有更好的注本。儘管尚有這樣那樣的遺憾，但《簡目》仍不失為青年自學國學的可靠嚮導，它不僅「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同時又昭示了學術門徑，充分發揮了目錄學的學術潛能。

《簡目》提醒初學者說，等識字、讀文「二端舉矣，乃進而閱讀經、史、子、集四部之書，循序漸進，必日起有功也」。打好了識字、讀文基礎后，青年學生再可進而循序讀「四部之書」。那麼，四部如何讀法呢？

在「百家言」部分，《簡目》開列了從先秦到六朝諸子，張先九_九_藏_書生認為初學者讀書不必講求古本，「能得清人精校精刻本固善，否則即以世界書局所印《諸子集成》為讀本亦可。得一書而諸子之書俱在，無有便於此者。且其書所收入者，多屬清人注本，又遍加句讀，較木刻本之無句讀為佳。上列諸書，惟徐幹《中論》不在其中，《漢魏叢書》《四部叢刊》皆有之」。這裏要補充的是，中華書局多次重印《諸子集成》，大一點的書店不難購到。另外，現在學習諸子可用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這套叢書搜集了先秦到唐五代子書，以清人和今人注為主，從註釋到印刷都較原來的《諸子集成》為勝。徐幹《中論》可用張舜徽先生的《中論注》，該注本收在張先生的《舊學輯存》下冊，齊魯書社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都有排印本。《簡目》在諸子原著後面還開列了四部近人的諸子研究著作：江瑔的《讀子卮言》、孫德謙的《諸子通考》、姚永朴的《諸子考略》、羅焌的《諸子學述》。這四部書後還提示了諸子讀法：「此皆通論諸子之書，有論說，有考證。初學涉覽及之，可於諸子源流得失、學說宗旨，憭然於心，而後有以辨其高下真偽。再取今人所編哲學史、思想史之類觀之，庶乎于百家之言，有以窺其旨要也。」諸子百家都以立言為宗，理解其學說宗旨和源流得失是學習諸子的目的，熟讀諸子原著后，再讀近人諸子研究著作，最後讀今人哲學史和思想史，是學習諸子的讀書次第。

《簡目》在「經傳」基本書目之後附有「研究經傳必須涉覽之書」，「音讀訓詁」方面有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清阮元編的《經籍纂詁》，「經解」方面的有《十三經註疏》和《清經解》，闡述「源流得失」方面的有清末皮錫瑞的《經學通論》《經學歷史》、近人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章太炎的《經學略說》。音讀訓詁的書可以隨時查閱，考論經學源流得失的書可以通讀，皮錫瑞的《經學通論》《經學歷史》，現在有中華書局的排印本，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了陳居淵十分詳盡的注本。這些書籍有的勾勒經學的脈絡，有的闡述經學的源流，有的分析經學的得失，可以作為初學者學習經學的入門書，比如先以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為嚮導，讀經傳書籍就不會見樹不見林。

張舜徽幼承庭教，歷從名師，他本人從沒有進過大學，基本屬於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師，他的讀書方法是經驗之談，值得初學者認真吸取和借鑒。如「經傳」書目「《尚書》二十八篇」后的提要：「今通行本《尚書》，有五十八篇。其中惟二十八篇比較真實可信，余皆后出偽品，清代學者考論明晰，已成定論。清末吳汝綸有二十八篇寫定本，可以採用。誦習時可取《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對校讀之。」《尚書》連唐朝韓愈也說「佶屈聱牙」，今天初學者讀起來更難如「天書」，將「《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對校讀之」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因為司馬遷寫這幾個本紀主要取材於《尚書》，並把《尚書》拗口難懂的句式翻譯成漢代通行的語言，將二者對讀可謂一舉兩得——學習了《史記》，也讀懂了《尚書》。當然，現在《尚書》有不少譯註本，初學者不妨先找權威出版社出版的譯註本以疏通文字，再和《史記》中與之相關的《本紀》對讀，最後參看清儒和今人的注本。「《周易》十二篇」后，張先生特地提醒初學者說：「此乃我國古代闡明事物變化原理之書，其道周普，無所不包，故稱《周易》……初學雖苦其辭奧衍難究，然不可不誦習其書，但可置於誦習其他經傳之後，以求易於理解，能通其意也。注本可用程頤《易傳》。」《周易》不僅所用的詞句艱深難懂，所講的哲理更深奧難明，把它放在其他經傳的最後學習，對傳統文化有一些感性認識和知識積累后，理解《周易》就會少些障礙。九-九-藏-書

初學者學史應學什麼？應讀何書？如何讀法？《簡目》「史籍」提要中對三者都有簡略交代：「史主記事，古今治亂興衰、典章制度、人物高下、政教得失，悉在焉。士必讀史，而後能增益學識，開拓心胸，非特多識前言往行而已。宋代言道學者，謂讀史使人心粗，非也。史籍浩繁，初學可取其常見而必讀者覽之，自可益人意智。其他開創體例之書，亦當知其內容，便於尋檢事目。」讀史的目的主要不是「多識前言往行」，而是「增益學識」「開拓心胸」「益人意智」，誦習「常見而必讀」之書，泛覽「其他開創體例之書」，經常「尋九-九-藏-書檢」資料彙編之書。初學者要留心張先生在各書目下的提示，如「精讀」「詳究」「涉覽」「查閱」「尋檢」等等。在封建時代所欽定的「正史」中，《簡目》只列出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前四史，書目后的提示說：「此四史皆須通讀，《史記》《漢書》中保存論政論學之文及辭賦甚多，在我國未出現文集以前，此無異於文辭總集。且馬、班皆以文學名世，讀其書可學其文。《漢書》十志，尤為精要，學者所宜詳究。《後漢書》《三國志》行文亦甚雅潔，誦習既久，自有益於修辭用字之功也。初學且耐心精讀四史，所得必多。至於通觀全史，又在其後。四史刻本甚多，易於覓取。凡易得之書，例不註明版本，下皆仿此。」前四史是中國古代史學最重要的基礎，初學者務必「耐心精讀」，「《漢書》十志」更宜細心「詳究」。前四史是文史中的高文典冊，讀前四史自應文史兼修。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于清代學術流別剖析最詳」， 青年學子讀此二書不僅可了解清代學術概況，還「可從其中取得治學途徑與方法」。《簡目》在「《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下提示說：「此書上起戰國，下終五代，貫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刪繁存簡，勒為一編……此非有大識力、大魄毅，而能運以大手筆，絕不能辦此。宜其編成之書，為當時及後人所嘆服也。初學於此書，必須通讀。胡三省注甚精博，亦須細心究覽。」像《文獻通考》《唐會要》一類書籍，專詳各朝各代典章制度，初學者可以經常「檢尋」；而《高僧傳》《疇人傳》一類書可供「參考」，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等四朝學案，「初學欲知四朝學術流別，自可涉覽」。

張先生仍按傳統經史子集四部開列書目，最後在四部之外另加「綜合論述」各類書目。經、史、子、集四部都是先列最基本的原典，后列相關的研究著作。「經傳」前的小序特地告訴初學者說：「昔人綜舉六藝，有所謂『五經』『六經』『九經』『十三經』諸名目。今日讀書，不必為其所限。有列在十三經而不必讀者，如《儀禮》《公羊傳》《穀梁傳》是也；有未入十三經而不可不讀者，如《國語》《逸周書》《大戴禮記》是也。必破此舊界，而後能推廓治學範圍。」他將初學者不九*九*藏*書必即讀的《儀禮》等三書剔出，增加了原十三經中沒有的《國語》等三書。《國語》在內容上「與《左傳》相表裡，多載春秋列國言論，國別為書，故名《國語》」，《逸周書》多載「周時誥誓號令」，「其中如《克殷》《世俘》諸篇，足以補正《尚書》」，《大戴禮記》中「保存遠古遺文不少」，「其他有關倫理政治之論文，價值不在《小戴禮記》下」。儒家經典在張先生眼中，已經從價值資源變成了學術、知識資源，雖然不具有神聖性但仍具有重要性，因為它們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重要源頭，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它們塑造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

鑒於「經、史、子、集四部必讀之書」外，「尚有綜合四者加以論述之書，如筆記、辨偽、書目、通論之屬」，這四種書籍論述的內容「遍及四部」，《簡目》專門辟出「綜合論述」一類。「綜合論述」這一大類中又分出「筆記、辨偽、書目、通論」四個小類。「筆記」中的書目如宋人的《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困學紀聞》，明清人的《少室山房筆叢》《日知錄》《東塾讀書記》等，全部是「樸學家筆記可資考證者」，無一不是筆記中的名著。「書目」中開列的書籍有：《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這四部書全是文獻學中的經典。張先生在四書後提示說：「漢隋二《志》，必須精熟，此乃考明唐以前學術源流、書籍存佚之書。《四庫提要》論列古今學術流別尤詳，讀之可得治學門徑。清末張之洞所為《書目答問》，分類舉要，曉示學者求書之途，至為詳盡，有志以博通自期者可常檢之。」《漢書·藝文志》被譽為「學術之宗，明道之要」，《隋書·經籍志》是我國圖書分類從七略到四部的標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四部分類法的集大成，一直被清人視為「學問門徑」，張舜徽先生著有《四庫提要敘講疏》，收在《舊學輯存》下冊，台北學生書局和雲南出版社出了單行本，他把《四庫提要敘》稱為「門徑中之門徑」。「通論」中分別開列了鍾泰、王易、錢穆三人的《國學概論》，錢氏的《國學概論》現在還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