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目》開列了有關「識字」「讀文」的書目后，還一再叮囑初學者說：「上述識字、讀文二端，乃有志讀書者之基本功。必辨識古字，而後能開卷讀書；必文筆條達，而後能自抒所得。加以多誦明暢之文，使思路清楚，亦有助於理解古籍。故讀文之事，尤不可緩。」

「字義」的書籍共列七本，以「《爾雅義疏》，清郝懿行撰，同治四年重刊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居首，書下提要稱：「《爾雅》一書，雖列入十三經，其實乃漢初學者裒集經師傳注而成，為訓詁之淵藪。清乾嘉時，邵晉涵撰《爾雅正義》，在郝《疏》前，其書甚精，可與郝《疏》并行。」《爾雅》為「訓詁之淵藪」，郝《疏》又非常精審，初學先讀此書一可了解訓詁學的源流，二可為以後讀經史掃清文字障礙，可見張先生首列此書的良苦用心。以王念孫《廣雅疏證》《博雅》《釋大》三書殿後，張先生認為「王氏以雙聲之理貫穿故訓，而訓詁之學大明」，「以雙聲說字，所以啟示治訓詁學之途徑，最為明切」。《簡目》中收錄的著作，除了在該領域具有權威性外，還由於它對初學者具有「啟示途徑」的作用。

「下手功夫」的第二步便是「讀文」。張先生這裏所說的「文」泛指各種體裁的文章。過去學者雖然常有輕視「文人」的傾向，如宋人劉摯就說「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清初大學者顧炎武也深恐自己「墮于文人」。不過，我國傳統的讀書人大多是文人而兼學者，或者學者而兼文人，即使公開鄙薄「文人」的劉知幾、顧炎武等人，也既是學問大家，又是文章高手。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的文壇與學界，如梁啟超、魯迅、周作人、胡適等。1949年後培養的大學生就很難兼作家與學者於一身了，作家多半沒有學問，學者多半寫不出妙文。張舜徽先生一生服膺顧炎武，主張詩詞歌賦不必人人都作，中年以後就改掉吟詩填詞的文人舊習，將全部精力獻身於學術，但是他認為一個學者其學問應「根柢龐固」，其文章也應「文辭淵雅」，「有學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學者理想的境界。他在《讀文》這部分書目前的小序中說：「文與學本不可離。清儒焦循嘗謂『文非學無本，學非文不宣』，此真千古名言！嘗見讀書甚多，人皆稱之為書簏者，而不能下筆為文。偶書箋啟，亦辭句艱澀，至有文理不通者，眾莫不譏訕之。而其人亦自引為終身憾事。此由少時讀文不多，無所取則，故吐辭不能自達其意也。昔人言文章之事，不外『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后四字尚可由講求得之；至於前四字，非可以語言形容，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全賴誦習前人文辭，優柔厭飫，以取揣摩之益。昔揚雄以善賦名，或問何以臻此，雄答以熟讀千首賦，則自能之矣。可知為文之功，貴在多讀。」一個學者要是有學問而不能表達，那他只像一個書簏或書櫥，只會死讀書卻毫無創造力，不能寫出像樣的學術成果，這必然影響他的學術成就。張先生說學習作文除「誦習」「揣摩」外別無他法，為此他在「讀文」這部分共開列了四本清人的文辭選集：「《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清姚鼐選編，木刻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清末王先謙選編，商務本」，「《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簡編》二卷，清曾國藩選，商務本」。學習作文為什麼不推薦流傳更廣的《古文觀止》呢？張先生在這方面別具眼光：「姚、曾兩家選本，皆不評點文法，俾讀者自知其工妙。此是大家路數，與村塾所用選本如《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古文筆法百篇》之類以推敲字句相尚者，迥然不同。二者相較，直有雅俗之分，學者宜知其高下也。姚、曾二家選本誦習之外，可進求清代李兆洛《駢體文鈔》、梁代蕭統《文選》讀之，以略窺古今文辭之變。初學但求能明白宣暢、辭能達意之文，不必規仿詞藻華麗、不切實用之文。然于古今文章流別、得失高下，不可不知。」張先生一生追求學術的「博大氣象」，瞧不起《古文觀止》《古文析義》這種斤斤于「推敲字句」和「評點文法」的評點派，認為他們有村塾氣和小家子氣，初學者反覆涵泳白文就能「自知其工妙」。學者之文應思致明晰而文辭暢達，青年學子應反覆誦讀名篇以養成盛氣和擴展心胸，所以他推崇賈誼的《過秦論》、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一類文章，它們或者氣勢恢宏，或者縝密嚴謹，覺得像《古文觀止》《古文析義》這樣的評點，反而肢解了全文的文氣，打斷了全文的思理，使青年讀者變成只知道尋行數墨的書獃子。不過，張先生的建議對那些功底較好的初學者才有用，他們自己能品味出文章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用不著旁人來嚼飯喂人，但對於今天的青年學生來說，「推敲字句」和「評點文法」可能有助於他們理解和欣賞古文，先以《古文觀止》《古文析義》等評點作為拐杖，等自己能夠體認文章的神理氣味后再甩開它們。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先看《簡目》中有關「識字」所列的書目和提示。「識字」這部分前面的小序說：「下筆為文，可用今字今義；閱讀舊籍，必識古字古義。士而有志習本國文史，則日接于目者，皆古書也。苟不訓其文字，何由通其語意？故讀書必以識字為先。古人稱文字學為『小學』，意即在此，謂幼童入學，首在識字也。文字有形有音有義，分之則為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合之則可統於一。」治學從「識字」入手是清儒的共識，戴震在《古經解鉤沉序》中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坫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晚清張之洞將戴震的意思說得更加明了：「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張舜徽先生要求初學者從文字學入手，基本是遵循清儒的治學路數。九*九*藏*書

「字音」的書籍首列「《廣韻》五卷，宋陳彭年等重修，商務印書館印本」，這是因為「是書古今音總匯，學者所宜詳究」。最後兩部書是「《文字學音篇》，錢玄同撰，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和「《中國聲韻學通論》，林尹撰，中華書局印本」，這兩本書的特點是「條理清晰，最便初學」。有關「字音」所列的八部書中，近現代學者的佔五部。張先生在字音的敘錄中還特地提醒初學者：「研究字音之學，以審聲為亟。至於考評古韻部居，又在其後。」這是告訴初學者學習聲韻學的輕重緩急，以分清入手的先後次第。

誰都知道要想將來在學問上取得成就，年輕時就必須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但問題的關鍵是許多人不知道如何打基礎，譬如對於希望深造的文史哲的文科學生來說，首先哪些知識和能力最為根本？要具備這些知識先應讀哪些書籍？《簡目》就是專為解答「已肄業大學」並希望深造的青年關於「今後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的疑問而寫的。張先生說把這些大學生視為「初學」，並不是小瞧或輕視他們，而是對他們有「遠大期待」，「諸生雖已入上庠，習專業，然語乎學問之大，固猶初學耳」。今天學歷史的大學畢業生大部分人還沒有通讀過《史記》，學文學的可能到畢業時也沒有翻過《李太白集》，他們是在教科書中長大的一代學子，基本沒有多少人讀過原著，離開了註釋一般都不能誦讀古文，專業功底比六十年前張先生寫《簡目》時還要淺得多，即使大學畢業也只能算「初學」，因此我們更有必要看看張先生所「舉必讀之書及下手功夫所宜講求之事」。九-九-藏-書

《簡目》要求「初學」「下手功夫」的第一步便是「識字」，第二步便是「讀文」。初看好像張先生真的「小瞧」了這些大學生，為什麼「下手」處就要「識字」和「讀文」呢？讀文史的大學生誰不會「識字」？誰不會「讀文」呢？我們來聽聽張先生是怎麼說的：「讀書以識字為先，學文以多讀為本。必於二者深造有得，而後可以理解群書。故曉示門徑，以斯二者居首。」此前目錄學的敘錄提要，如劉向的《別錄》、紀昀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只是交代某書的作者、主旨、淵源、優劣，由於它們並不是針對「初學」，所以沒有一本目錄學著作像張先生這本《簡目》那樣，向學子交代 「下手功夫」和「曉示門徑」。

《簡目》分別開列了有關「字形」「字音」和「字義」的基本書目。其中關於「字形」的書籍第一本就是：「《文字蒙求》四卷，清王筠撰，石印本。」這九九藏書是學習字形的入手書，《簡目》在此書下提示說：「此書從《說文解字》中纂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形聲字中，僅收四種），凡二千四十四文。原以啟發童蒙，實則已成為讀《說文》者先路之導。王氏于每文之下，釋以淺語，可引起識字之興趣。」《文字蒙求》下列「《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撰，商務印書館摹印大徐本。」張先生在此書下提示道：「閱《文字蒙求》后，可依其義例，取大徐本《說文》細讀一過，分類輯錄，使九千余文形、聲、義瞭然於心。形聲字為數太多，可以聲為綱，將同從一聲之字，比敘並列，可悟聲中寓義之旨。」讀完這兩本書後，依次再學「《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清段玉裁注，崇文書局本，石印本」， 「《說文釋例》二十卷，清王筠撰，原刻本，世界書局石印本」。《簡目》同樣在每書下面敘錄了各書的特點、長處與短處。在「字形」部分的最後，《簡目》列出了清末吳大澂的《字說》、孫詒讓的《契文舉例》和《名原》三本研究金文、甲骨文的著作。張先生說，在王國維之後，金文、甲骨文之學雖然「作者日多，述造益富」，「今但稱列吳、孫二家，既以明先賢提倡之功不可沒，復由篇卷短簡，可為守約之助耳。初學循茲階梯，進而求諸後起之書，必深入而不欲出矣」。這裏不僅講了何書以何本為佳，還講了先讀何書後讀何書，更講了各書的不同讀法，讀不同的書達到不同的目的。讀《簡目》，好像在課堂聽先生授書時耳提面命，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這樣的良師呢？譬如學「文字學」固然要學金文、甲骨文以「自廣」，「然初學必須精熟《說文》，而後有分析遠古文字結構之識力，所以研究金文、甲文，必在精讀《說文》之後，方能有下手處。為學貴能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初學尤宜從基本上用功，切戒淺嘗慕浮，虛騖高遠」。這是一位國學大師的甘苦之言，有志於學術的青年求學者都應該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