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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求學的津筏

附錄一 求學的津筏

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成書于光緒元年(1876),時著名的目錄學家繆荃孫正在張府作幕僚,繆在《藝風堂自訂年譜》中說此書由他寫定。繆自編年譜時張之洞已經作古,我們只能看到繆的一面之詞,而聽不到張對此書著作權的聲辯,因而後人也就只好認可繆的自述,如張舜徽先生就說繆「始在四川,即為張之洞撰《書目答問》,以示後生治學門徑,士論翕然宗之」。可張之洞是清末政界和學界左右風氣的領袖,為學兼師漢、宋,治經學和金石學發凡起例,常能道「前人所未道」,《書目答問》即使不全出自他的手筆,無疑主要出於他的構想和策劃,並體現了他的價值取向和學術追求。舜徽先生在同書中也說張之洞「提督四川學政時,著《輏軒語》《書目答問》以教多士,未幾而此二書遂風行天下。或病《書目》不盡翔實,且其稿非己出。然而開風氣,示途軌,諄諄啟牖之意,不可沒也」。好在一百年前的古人不像今天這樣動不動就為版權打官司,讀者也謹守「言者為天下之公器」的古訓,由於它在編目上能「以約馭繁」,人們便不問三七二十一將它拿來作為求學的津逮、問學的門徑,成書後的幾十年間重印了數十次。「書成以來,翻印重雕,不下數十余次,承學之士,視為津筏,幾於家置一編」,那風行的盛況不下於如今中考或高考複習指南一類的輔導資料。
首先,它能開闊青年學子的學術視野。如今學人文科學的學生分別隸屬於歷史、文學和哲學各系,大家都只是泛覽了一點各學科的教科書,外加一套各專業的文選,學歷史的用不著管什麼哲學和文學,學文學的當然也無須過問什麼哲學和歷史,學哲學的自然也無暇光顧相鄰的專業,彼此都畫地為牢,以鄰為壑,恰如《淮南子·泛論篇》中所說的那樣,「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這樣下來青年學子怎麼不偏狹孤陋呢?《書目答問補正》雖然只薄薄的一小冊,但我國傳統經史子集的基本書目都囊括其中,如卷一「經部總目」中又分為「正經正注第一」「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第二」「小學第三」三類,所謂「正經正注」是官方欽定的經書「誦讀定本,程式功令,說經根底」。在這一類中,作者列出了《十三經註疏》及《四書章句集注》的合刻本、分刻本十三經的標準讀本。這一類中,每部經書的注本只有兩至三部,因為https://read.99csw•com多了就難分誰是真的「正注」。而在「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這一類中,則每一部經書列出了十幾種或數十種有名的注本,由於這類中的注經說經屬於學術性質,學子看這類註疏可以擴大見聞開闊眼界。在「小學」這類中,列出了歷代尤其是清代最有成就的文字音韻學著作;卷二的「史部總目」中,又分為「正史」「編年史」「紀事本末」「古史」「別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地理」等十四類;卷三的「子部總目」中,更是分為十二家共十三類;卷四的「集部總目」從楚辭到歷代的別集、總集和詩文評;卷五還列有叢書目錄。可以說二十世紀以前的經史子集四部的主要著作都收在其中,學生即使沒有時間細讀書中所開列的書籍,翻翻《書目答問補正》也能了解一下國學的「家底」,並通過了解國學的「家底」,「弇陋者當思擴其見聞,泛濫者當知學有流別」。
可是一百年後的今天,無論是正準備高考的中學生還是通過了高考的大學生,基本上沒有人知道《書目答問》為何物,即使研習人文科學的研究生也少有人了解這本書,更不用說拿它作為求學的嚮導了。真想不到時過境遷、物換星移,世風和學風都變得如此之快,人們剃掉了長辮脫掉了長衫,同時也扔掉了當時大家熱衷的校讎目錄、音韻訓詁,忘掉了這本曾風行了半個世紀的《書目答問》。但《書目答問》可不像長辮子,剪了長辮子值得慶幸,它標志著一個腐敗王朝的結束,而忘了《書目答問》則深為可惜,我們因此丟了一筆前人傳給後人的優秀文化遺產。
當然《書目答問補正》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如集部所列的書目就太不全,遺漏了歷代許多名家名集,特別是張氏拘泥傳統「詞乃小道」的陳腐觀念,《東坡樂府》和《稼軒詞》就不予收錄。又如杜甫詩集只收仇、楊二家注,而遺落錢注杜詩和浦起龍的《讀杜心解》,《陶淵明集》只收湯漢注本,而遺落了更重要的陶澍注的《靖節先生集》本,這給初學者帶來了諸多不便。另外,張之洞列出的「善本」也未必皆「善」,如《經部》「《爾雅》之屬」中,同時收錄了郝懿行《爾雅義疏二十卷》和邵晉涵《爾雅正義二十卷》,張氏在郝書下說「郝勝於邵」。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郝氏義疏》成於道光乙酉,后邵書且四十年……郝氏于發例絕無新發明,其內容亦襲邵氏之舊者十六七,實不應別撰一書。《義疏》之作,剿說掠美,百辭莫辨。」余嘉錫《讀已見書齋隨筆》也附議梁說,同時還指正郝氏是「剿說掠美」的「慣犯」。如今天的學生讀此書時,也不妨像范希曾一樣給《書目答問補正》再來一次「補正」。從范「補正」到現在七十多年來,經史子集出了不少新注新校的排印本,如在原書卷三「子部」無論是「兵家」「農家」「醫家」還是「天文演算法」,七十多年來更出了許多更新更好的學術著作。即使傳統的四部中,也有太多需要重新「補正」地方。如卷二「史部」「史評第十四」中只列出「史通通釋二十卷。唐劉知幾。浦起龍釋。原刻本。黃叔琳《史通訓故補》二十卷,原刻本,亦可」。范「補正」說:「通釋上海文瑞樓影印原刻本。又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間張鼎思刻《史通》二十卷無注,附錄何焯、顧廣圻校語,為札記一卷。象山漢章《史通補釋》二卷,未刊。」又《書目》列出「《文史通義》八卷,《校讎通義》三卷。章學誠。原刻本,粵雅堂本。以史法為主,間及他文字」。張之洞說《文史通義》「以史法為主」顯然不合原書作者章學誠本意,章氏在《家書》(二)中說:「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應該說《史通》的主旨才是「以史法為主」,而《文史通義》的主旨則是「以史意為主」。而且自范「補正」行世七十多年來,《史通》和《文史通義》的註釋、翻譯和評論很多,《史通》現代評註的名家有張舜徽、程千帆先生,而《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現代最好的注本是中華書局版葉瑛的《文史通義校注》(附《校讎通義》校注)。青年學子可在范「補正」的基礎上再作「補正」,既能廣見聞,又能明源流。九-九-藏-書
原刊《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書目答問補正》絕不是將各種重要的經史子集雜亂地堆放在一起,細讀全書就能明白作者「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苦心,我們從中能了解各種注本疏本考證本的承繼關係,尤為重要的是我們還能從中找到進學的階梯和求學的方法。張氏在此書「附錄二」中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張氏此說最先倡于戴震,其後又申于清學殿軍章太炎,這一治學途徑是清代學人的公論,絕非張之洞一己的私言,只是張氏將它說得更加透徹明白而已。清人目睹理學末流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弊端,倡言以小學而立其基,通經書以樹其本,以史學而致其大,以集部而成其博。精小學是治學的基礎,不精小學則不能讀通經書;精通經書便有了治學的根本,在當時不通經書就沒有識斷的準繩,所以小學是基,而經學是本。這一點對我們今天仍有指導意義,不學好古代漢語就讀不通古代典籍,求學問道就無從談起了。不只學習中國古代的思想、歷史、文學須要先精文字音訓,就是研究外國的人文科學也得先懂各國的外文。德國的語言學家洪堡特說:「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學術品格,必須到一個民族的語言中去尋找。」試想一個不懂法語的人怎麼可能探究法國學術的精微,一個不通英語的人怎麼可能感受英國小品文的美妙呢?立志於學術的學生首先應從語言文字入手,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才不至於信口開河。許多學生一提筆就是後現代、后殖民,一開口就是解構主義、解釋學,其實他們西學和國學的典籍都沒有認真翻過,他們沒有能力讀懂自己民族的古籍,更不用說通過西方的原文讀通西方的典籍了。九-九-藏-書
它同時也為青年學子指出了讀書的門徑。作者在該書的略例中說:「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其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為此他特地「分別條流,慎擇約舉」,以便讓學子「視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張之洞認為「讀書宜多讀古書」,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應多讀國學「元典」,這些國學典籍「一字千金」。另外他認為對於典籍的「精校精注」,清代學者勝過前人,他在卷一「經部」下注說:「經學、小學書以國朝人為極,於前代著作擷長棄短,皆已包括其中,故於宋元明人從略。」在全書的略例中也交代「此編所錄,其原書為修四庫書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如《十三經註疏》所謂「正注」合刻本列有這樣幾種精注精校本:「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證本,同治十年廣州書局覆刻殿本,阮文達公元刻附校勘記本,明北監本,明毛晉汲古閣本。」接著在下面又進一步解釋說:「阮本最于初學者有益,凡有關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於此。四川書坊翻刻阮本,訛謬太多,不可讀,且削去其圈,尤謬。」這使初學者知道何種注本和校勘本最好。後面《十三經註疏》的分刻本中,幾乎十分之九的注本和校本是清人的,而且其注的精審和校的細密早有定評。如杜甫詩集的注本特別多,歷史上有所謂「千家注杜」的說法,作者在眾多杜注中只列出兩個注本:「杜詩詳註二十五卷,附編二卷。唐杜甫。仇兆鰲注。通行本。」「杜詩鏡銓二十卷。楊倫注。成都合刻本。」在書目下面作者解釋了只列這兩個注本的原因:「杜詩注本太多,仇、楊為勝。」昭明《文選》也是注家林立,並形成了所謂「選學」,唐代「選學」儼然成了顯學,在各種注本中作者首列「文選李善注六十卷,附考異十卷」。還特地交代幾種較好的版本:「胡克家仿宋本,武昌局翻刻本,廣州翻本。葉氏海錄軒評註本六十卷,亦佳,汲古閣本較可。」最後也列出了「文選六臣注六十卷。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李善。明新都崔氏大字本」。張氏接著特地品評兩種注本的優劣:「不如李善單注,已有定論,存以備考。」作者于傳統的四部之外又在卷五專列「叢書目」。為什麼要列「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呢?我們來聽聽作者的解釋:「叢書最便學者,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搜殘存佚,為功尤巨,欲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故別為一類。」於四部之外別出「叢書」類,從目錄學的角度講深明學術流別,難怪清末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稱「其書損益劉、班自成著作」(見上范跋)。從指導學子問學的角度看,列出「叢書目」不僅對當時的諸生十分有用,對今天的學生尤其必要,這讓他們知道清以前有哪些著名的叢書,如「漢魏叢書」「津逮叢書」「武英殿聚珍版書」「皇清經解」(又稱「學海堂經解」)及「玉函山房叢書」「抱經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粵海堂叢書」「海山仙館叢書」「小學匯函」等,讓他們知道什麼書要到什麼叢書中去找,如今的研究生一聽說要找古書就一臉茫然,「叢書目」能準確地為他們指點迷津。read.99csw.com
《書目答問補正》的「補正」也不可小視,補正者范希曾為沉潛篤學之士,「用心於目錄校讎之學尤勤,細而一字一句,大而古今載籍之浩瀚,手獵目耕,旁參曲證,摘訛而補罅,疑釋而趣張」,可惜天不假年,三十一歲就匆匆離開了人世,身後唯一留下的就是這本《書目答問補正》。「補正」反映了從《書目答問》刊行的1876年(光緒二年)至1931年這五十多年的學術成果和出版狀況。它在內容上補充了《書目答問》問世后「五十年間新著新雕未及收入」的新書,還訂正了《書目》中原有的「小小訛失」(見前揭范跋)。如「子部」「周秦諸子第一」中,《書目答問》列出:「荀子楊瓊注二十卷。謝墉校本。通行蘇州王氏刻本十子全書本即謝校本。儒。」作者原只標明謝墉校本最精,並指出通行蘇州王氏刻本十子全書本就是謝校本。范氏補正說:「楊瓊唐人。謝校出盧文弨手。杭州局二十二子本、定州王氏畿輔叢書本,皆據謝本重刻。杭州局二十二子,寶慶三味書坊皆有翻本。遵義黎氏古逸叢書覆宋台州刻本,其版今在蘇州局。四部叢刊影印古逸叢書本。宋錢佃荀子考異一卷,江陰繆荃孫覆宋刻本,今版歸吳興張氏,匯入擇是居叢書中。國學會輯印周諸子斠注十種,影印繆覆刻對雨樓叢書本。」這則補正中交代了《荀子楊瓊注》的作者時代,交代了謝校本的實際校勘人,交代了謝校本的源流演變,范氏的確盡了目錄學家「考鏡源流」的本分。又如同卷原列「荀子補註一卷。郝懿行。郝氏遺書本」。范氏補正則補充了該書的卷數,以及後來「郝氏遺書本」的流變,尤其是補充了郝氏之後出版的更好的《荀子》注本:「長沙王先謙《荀子集解》二十一卷,已括上舉二書在內,並錄王念孫父子、孫台拱、陳奐、俞樾、郭嵩燾諸家校注匯為一編,甚便學者,有光緒十七年長沙刻本,民國間涵芬樓影印本,光緒間坊間影印巾箱本。」https://read.99csw.com
——論《書目答問補正》在現代人文教育中的作用
編纂《四庫全書》是清代一項規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是一部備受學人推崇的巨著,從清至民國一直是學人的必讀書,就是今天也仍然是治學門徑的重要參考讀物。但它的內容過於龐雜,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顯然不可能用它作為問學的入門嚮導。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正是「為告語諸生而設」,他在《書目答問略例》中交代編書的緣由和目的說:「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掛漏,志趣學業亦各不相同,因錄此以告初學。」此書從問世到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這期間許多父兄師長給子弟學生開了不少學習參考書。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和魯迅等人都開過「青年必讀書」,魯迅叫青年「不讀或少讀中國書」自然過於偏激,胡適所開的書目也不及《書目答問》系統,其他名家開的書目更不盡如人意。就提供青年學生治國學的門徑而論,還沒有一本參考書目能與《書目答問》相比,它在今天對學人文科學的學子尤其具有指導意義。
《書目答問》中華書局1963年重印過光緒五年貴陽刊刻本,《書目答問補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的瞿鳳起校點本為最佳,該社2001年「蓬萊閣叢書本」為1983年版的簡體字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