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中有漢宋之爭，還有古文今文之辯。《四庫全書總目》的類序在漢宋之爭中保持中立，在今古文之爭中也「消融門戶」，如《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小序說：「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后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為定論。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注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勝之事也。」儘管乾嘉學者在今古文之爭中有較強的傾向性，但這篇類序寫得理性、平實而又公允，像這樣平正通達之言只能出之於公心。

優秀的類序須有宏闊的眼界、獨到的見識和淵博的學問，更離不開公允的態度和客觀的立場，也就是說類序要兼具「學心」與「公心」。余嘉錫先生曾比較過私人著述與目錄之書的差異：「私人著述成一家之言，可以謹守家法，若目錄之書，則必博採眾長，善觀其通；猶之自作詩文，不妨摹擬一家，而操持一家之選政，貴其兼收並蓄也。」個人的學術著述可以有「偏激的深刻」，可以流露個人的個性偏好，可以闡述一己的新穎之見，類序則要求儘可能不偏不倚的公正，要求盡量收起個人的學術偏好和情感好惡，所以古代類序更近於現代的學術規範：價值中立和態度客觀。九-九-藏-書

《漢書·藝文志》的類序是「公心」的楷模，論各家各派能破除門戶之見，闡述古今學術能泯滅畛域之私，虛其心而察之，平其情而出之，做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每下一斷語都能體現是非之公。讀一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各小序，對「漢志」類序的至公之心就會有極強的感受。如《漢書·藝文志》「儒家」類小序一方面說儒家在諸子中「于道為最高」，一方面又指出「辟儒之患」：「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漢書·藝文志》「道家」類小序既指出其所長——「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也指出其所短——「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類小序同樣論及陰陽家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不管議人還是論學，《漢書·藝文志》類序都無偏頗之失，更從不逞一己之私。將《漢書·藝文志》類序與曾鞏的敘錄做一對比，二者的高下便一目了然。古文家曾鞏善於作文，而且筆端常帶感情，他在校讎的類序中常常搖曳詠嘆，時不時來一句「嗚呼」，類序中強烈的個人感情完全是濫情，不僅不能動人反而十分煩人。hｔｔpｓ://read.９９cｓw.cｏｍｈｔtｐs://ｒeａｄ•99cｓｗ.ｃｏm

清代四庫館臣無一不是考據名家，在漢宋之爭中自然左袒漢學，可《四庫全書總目》的類序中，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明學術上須「兼包漢宋」，態度上要「務取持平」，如《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結語說：「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以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四庫全書總目》各部書籍的敘錄，不時流露出較強的學術傾向和情感偏私，對宋儒多有攻擊詆毀之論，但類序中則表現得相當客觀公允，的確能祛「私心」而求「公理」。可見類序作為文體的學術品格，與單本書的敘錄大不相同。再看看《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小序的結尾部分：read.99csw.com

《漢書·藝文志》和《四庫全書總目》的類序，充分體現了學心和公心的雙重品格，既是古人公認的學術典範，也為今天的學術樹立了標杆。

聲明《詩類》中採錄書籍雖以漢學著作為多，但並非出於個人的「私心」，是《詩經》離不開「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的緣故，也就是說，是此類學術的特殊需要，不是個人好惡的偏愛。強調態度上破除「全信全疑」的「偏見」，保持「務協其平」的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