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總序和小序都頗見功力，其他幾類的類序都前有所承，只有這一類為史官首創。《隋書·經籍志》史部總序考論了古代史官的設置、史書的社會功用、史籍的源流變化及史部的分類緣由。《隋書·經籍志》中《雜傳類》小序是一篇雜傳史九_九_藏_書論，考論雜傳的由來、雜傳的特點、雜傳的演變、雜傳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寫這篇類序的史臣不僅是位史家，也是位史學理論家，思致既縝密，學問更淵博。

相傳周公「制禮作樂」，並因此形成「禮樂傳統」，禮是一種強制性的規定和制度，它從外在方面來規範人的行為態度，而樂則訴諸人內在的情感，所以《禮記·樂記》說「樂從中出，禮自外作」。但作為經學而言，樂又與禮有顯著的區別，禮留下來三禮的經文，而樂只有漢儒重編的《樂記》，《荀子》中雖有《樂論》篇，但後世認為荀子算不上淳儒。這篇樂類小序追溯了樂最早的源頭，又闡述了後世樂消亡的原因。周室衰后禮、樂都遭到了破壞，由於樂比禮更加「精微」，它只能呈現於節律，不能記載於書籍，因此只九*九*藏*書可存於演奏和傳之口授，這樣樂師亡則音樂絕。序文最後講了《樂記》的出處和嬗變。這篇短小的類序有源有流有述有論，其實也是一篇古代音樂小史。除非對音樂的本質、功能、起源、流變了如指掌，否則難以辨析得如此之細，更難以考論得如此之精。不過，《漢書·藝文志》這篇樂類小序尚有模糊的空間：到底先世有沒有一部《樂經》呢？《四庫全書總目·樂類》小序為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

清初顧炎武也有近似的議論，他認為「古人以樂從詩」，即「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詩與樂基本沒有分離，「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沈約稱《樂經》亡于秦」可能為「想當然耳」，與歷史上的記載多有不合，四庫館臣對此做了翔實的考辨，然後得九-九-藏-書出上古「非別有一經為聖人手定」的結論。精警明通之論以堅實的歷史證據為基礎，類序每一議論必定「言必有據」，而要做到「言必有據」就必須學問淹博。

除了宏闊的眼界和高遠的見識外，類序另一特點還表現在學問的淵博。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中說：「夫人於一切學術，苟非知之有素，則校讎一書，欲考其家數何在，則懷疑莫能定矣。」若非對「一切學術」「知之有素」，哪怕「校讎一書」也難「考其家數何在」，要品評一類學術就更是天方夜譚了。從向、歆父子到四庫館臣，不管是做朝廷史官還是為秘閣館臣，無一不是當世最為淵博的大儒。目錄學著作的類序最能體現他們學問的廣博。史志目錄和國家圖書目錄中的類序，涉及當朝學術的所有方面，有些類序往往出於一人或數人之手，腹儉者寫類序肯定下https://read.99csw.com筆便醜態百出，所以章學誠說「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言校讎。我們不妨以樂類小序為例，來看看類序中所表現的淵博學識，《漢書·藝文志·樂類》小序說：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古代校讎學之大成，其中類序更能後起轉精。試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中集部的類序通讀，就能發現三者在風格上的異同，也可見出校讎學學術的進展。《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總序和《隋書·經籍志·集部》總序，都只是敘文學在上古的起源、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歷代文學的發展，《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序則考辨了文集始於何時，別集起於何代，總集濫觴於何人，顯示了乾嘉學者的博雅。如總序一開頭便說：「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余也。」這幾句是此篇總序的總綱，也是對集部出現次第的明斷。序文後面再以充實的史料佐證自己的論述。只有對浩如煙海的文集非常熟悉，才能如此從容地娓娓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