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看一篇類序能明了某類的本質和淵源，將不同歷史時期同一種類的類序對比著讀，便能看出該類學術的演進發展。試將《隋書·經籍志·禮類》小序、《四庫全書總目·禮類》小序與《漢書·藝文志·禮類》小序對讀，就可以看到三書的禮類小序，或者詳略不同，或者判斷有異，或者視角各殊。《隋書·經籍志·禮類》小序是《漢書·藝文志·禮類》小序的引申，《四庫全書總目·禮類》小序幾乎另起爐灶，它一起筆就說：「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辯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清代四庫館臣不再重複漢、唐史官對禮制起源、禮學源流的敘述，只集中於禮學中爭論的焦點。在所有經學中禮學爭論最多，即古人所謂「議禮如聚訟」，可三禮之中，《儀禮》因其難通而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不須聚訟，唯一可能聚訟爭辯的只有《周禮》，這樣論述範圍又聚焦于《周禮》一書。那麼《周禮》中，又有哪些經文的真偽可以爭辯，哪些經文的真偽不容置疑呢？我們來聽聽館臣的判斷：「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偽；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作者論述時採用排除法，戰國時魏文侯就獻《大司樂》章，所以這篇「理不容偽」。《周禮》出於西漢初年，河間獻王只明言缺《冬官》一篇，從來沒有說過經文有錯簡現象，宋以來儒者對經文「竄亂移補」皆「妄」。講了《周禮》經文，再談《周禮》註疏：「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于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逾越。」先分清漢唐諸儒註疏中的得失，才可分辨後學的批判和繼承，在此基礎上再指出治禮的學術態度與方法：「本漢唐之註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漢儒之長在考禮之制，宋儒之長在明禮之義，后儒應當各取其長而去其短。最後闡述禮類綱目的細分：「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這篇類序在內容上既守「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本分，在寫法上又能獨闢蹊徑，論斷的精闢和眼光的高遠讓人折服。由於四庫館臣紀昀、戴震等人都是當時學界領袖，對各學術領域自然有種「一覽眾山小」的眼界和識力，能撥開禮學中的迷霧，這倒印證了古人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沒想到這篇不落窠臼不循常軌的類序傑作，被人視為「偷懶耍猾」的類序敗筆。九-九-藏-書九*九*藏*書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首句引《易經》語明其禮的本質和起源，再講周禮的繁盛和周衰后禮法大壞的原因，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周代禮儀繁縟的一種誇張，「禮經」指禮的大綱，「威儀」指禮的細節。「三百」已不勝其多，「三千」更不勝其煩。最後闡述漢代禮學的產生，以及各家禮學的優劣。今天《儀禮》十七篇傳自山東高堂生，而大戴禮學和小戴禮學都出自山東后倉，而《禮古經》一出於魯淹中里，一出於孔氏壁。《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二書，記述從天子到大夫禮制雖不完備，但都比后倉用《士禮》推說天子禮制要好得多，因前九九藏書二者皆有所依憑，後者則全憑主觀推斷。

《漢書·藝文志·禮類》小序，在不足三百字的篇幅中，闡述了禮的起源和禮學的流變，還評斷了各家禮學的高下：

《四庫全書總目》中的類序之所以可作為學問「門徑中之門徑」，不僅由於類序可以拓展我們的學術視野，還由於類序精審的眼光可以增長我們的見識。上文論及的《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經類總序，分別以「拘」「雜」「悍」「黨」「肆」「瑣」六字歸納六個時期經學的弊病，這種學術上的「大判斷」敏銳而精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代表了朝廷的學術評價，類序中以一二字為褒貶，表現了四庫館臣獨到的眼光和審慎的態度。史志目錄、國家圖書目錄都代表了官方學術思想傾向，類序的學術論斷既要深刻新穎又要為學界所公認，即使私家目錄的類序在評價某代某類學術時也須老到，當然私家目錄中的類序不妨更有個性，而史志目錄和國家圖書目錄中的類序更加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