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
「在內布拉斯加長大是什麼感覺？」
內德站了起來，越發激動了。「整個像是動畫片。院里有一隻狗開始追我，可那貨被鏈子拴著。它衝到鏈子的盡頭，只能在空中跳起來，齜著牙，可哪兒也去不了。於是我就站在那兒，離狗幾英寸的地方，穿上襯衫，把外衣系在腰裡，然後溜達到大門口，拉開門閂，大概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之後，我到了某家酒店外面。我進去，到洗手間里收拾了一下，那時才發現鼻子骨折了。」
「我來幫你弄乾凈。」我說。我的頭比進來時還暈，好像是在夢遊。
「他在開玩笑。」我說。這似乎是最容易接的話。
話題一轉到酒，酒吧侍者就走了過來。
「我請你們喝一杯，」他說，「我剛省了一大筆錢。我住的酒店按照客人入住時的溫度收房費，以此招攬生意。房間里有一張大號床，一台『誠實』冰箱，還有那種可以把水流調到像暴雨梨花針般扎在你身上的淋浴噴頭，一共只要十六塊錢。我住那兒的花銷比我家的取暖費還便宜。」
「有一次，我跟桑德去度假，我在波多黎各學到了一個把戲，」內德說，「我們在那個傢伙的老闆住的豪宅里，突然，這個人，這個老闆，聽到了什麼聲音，就上樓來了。於是我衝進了衣帽間——」
「我不想讓她下次戴項鏈的時候還套得進去，」我說，「我想讓她知道發生過一些事。」
「內布拉斯加州卡尼市。就在八十號公路上，林肯市和懷俄明州界中間。」
「他在大學是踢足球的。」理查德說。
「那邊是海蒂嗎？」
內德和我交換了一下眼色。除了暖氣片斷斷續續放出的蒸汽發出的嘶嘶聲，唯一的聲音就是冰箱的嗡鳴了。
沉默之中，房間似乎在我們周圍收縮。桑德死於1985年。
「你知道我有一次幹了什麼嗎？」我突然開口，想看看我能不能也讓他嚇一跳。「記得我跟哈里有私情的那會兒嗎？有天晚上我們在他家——他老婆去以色列了——他在做晚飯，我在翻她的珠寶盒。裏面有一條珍珠項鏈。我不知道怎麼打開項鏈扣，後來我才意識到可以小心地從頭上套進去。哈里叫我的時候，我脫|光了衣服，在黑暗中躺在地毯上，胳膊放在身子一側。後來他來找我。他開燈，看到我，大笑起來，差不多是撲到我身上，結果珍珠項鏈斷了。他直起身子說：『我做了什麼？』我說：『哈里，那是你老婆的項鏈。』他甚至都不知道她有那串項鏈。她一定沒戴過。結果他開始罵罵咧咧地爬來爬去找珍珠，我心想，不，要是他重串項鏈，至少我要確保它的長度跟之前不同。」
洗手間里有兩個十來歲的女孩。我從她們的談話中了解到，這是一對姐妹，剛去探望了母親。母親在走廊那頭的腫瘤科病房。她們的男友要來接她們，空氣里有種興奮的意味。一個女孩把頭髮梳成蓬蓬的辮子，另一個脫下破了洞的絲|襪，扔掉，然後把齊膝的裙子往上卷，擺弄成一條小迷你裙。「走吧，麥爾。」麥爾的姐妹站在鏡子前說，儘管她還在從容地擺弄她的頭髮。麥爾伸手從化妝包里拿出一個小盒子，打開，在裏面長方形的色塊上拿小刷子飛快地擦抹。然後，我驚訝地看到，她用小刷子在兩個膝頭上轉圈輕抹，讓它們顯得紅潤。我洗臉和擦臉的時候，一團噴髮膠氣霧緩緩飄降。鏡子前的女孩用手扇著，把髮膠瓶放進包里，又取出一支唇膏打開，張開雙唇。麥爾在膝蓋上抹完最後一筆，直起身來，撞到了她姐妹的胳膊，唇膏略微歪出了她的上唇。
「然後是我剩下的好運氣：我出來了，前台的傢伙是個同性戀。我告訴他我遇到了麻煩，請他給我在我們入住酒店的男友打個電話，因為我連打付費電話的硬幣都沒有。他就查了我們那家酒店的電話，撥了號碼，把電話遞給我。他們替我接通了桑德，他睡得正香，不過立刻跳起來尖叫道：『又和漂亮男孩在城裡過夜啦？酒吧突然關門，內德發現錢包忘在酒店了？你以為就因為你和某個勾搭上的傢伙沒錢付賬我就會過來接你？』」
「去過馬迪·格拉斯狂歡節嗎？」他說。
內德和我溜到酒吧去的那個晚上，理查德開始過度呼吸。很快，他的睡衣就濕透了，牙齒打戰。那會兒是凌晨四點。他扶著門框，雙腳併攏，身體打著晃兒，像一個在玩風帆衝浪的人。內德睡在理查德床腳下的睡袋裡，昏昏沉沉地醒來。我睡在起居室的沙發床上，一有風吹草動就醒。在重新入睡前，我到廚房去喝水，一隻老鼠在冰箱底下跑動。它嚇了我一跳，淚水隨即奪眶而出，因為要是理查德知道有老鼠——老鼠正污染著這個他試圖用離子發生器凈化，用礦泉水加濕器加濕的環境——他就會叫我們搬家。想到要收拾那些關於整體健康的書籍、關於冥想的小冊子、數不清的維他命、螯合礦物質和有機穀物的瓶瓶罐罐，還有壁爐上方懸挂的上帝之眼、他讓內德抄了粘在冰箱上的伯尼·西格爾著作的段落——我們已經搬過兩次了，兩次都沒有充分的理由。不能一有什麼東西衝進來，我們就收拾所有東西搬走，對吧？而且我們還能往哪裡去？他病情嚴重，不能住賓館，我知道醫院附近也沒有別的公寓了。我們只能說服他相信老鼠只是他想象的。我們會告訴他，他有幻覺；我們會說服他改變想法，就像我們跟他耐心解釋，他現在經受的恐懼只是一個噩夢，以此來安撫他。他沒在墜毀於叢林的飛機上，他是被卷在被子里，不是被水泥重重地往下拖。九_九_藏_書
「我開始覺得冷了，」理查德說，「寒意襲來，好像有人在用冰擦我的脊梁骨。」
「我沒事，」女孩擦擦眼睛說，「這不是你的問題。」
「很有名的。香蕉海灘就在那裡。晚上絳紫亭里有樂隊演奏。」
內德和我看著那個男人。
他把手蓋在我手上。「你以為我他媽的是怎麼離開內布拉斯加州卡尼市的？」他說，「是的，我得到了橄欖球獎學金，但是我只能一路搭車去加利福尼亞——除了懷俄明，我哪個州都沒去過——用一個洗衣袋裝上我所有的東西搭順風車。要是有個卡車司機把手放在我膝蓋上，你以為我不知道那是為搭車要付出的小小代價？因為我總是好運隨行。我一直都清楚這一點。就像運氣塑造了你那雙漂亮的手，好運一直跟著我，好運也跟著你。它跟我們不得不抓住的其他東西一樣好。」
「萊可。」理查德茫然地說。他對內德說：「那是我的床嗎？」
「你在破壞規則，」我說，「沒有『假如』。」
那人看著我。我也吃了一驚，跟陌生人講這些不像內德的做派。情勢將我和內德卷在了一起；命運促成了我們原本不可能有的密切關係。我們倆都無法想象沒有理查德的生活。理查德只對很少幾個人打開心門，但他一旦對誰敞開心扉，便會以此作為他自己不可或缺的理由。
「嗨，理查德。」內德說，沒能掩飾他的驚訝。
「我們沒在說你。」內德說，他的聲音既溫和又警覺。
「我操男孩。」他說。
「水，」理查德說，「我以為我們在輪船上。我以為浴室是一個沒有窗戶的船艙。我不能待在看不到天空的地方。」
「伏特加湯尼。」我說。
天寒地凍的。我們進了咖啡館，往常坐的吧台邊的位子走去，門邊電暖器的熱風迎面撲來。只要不是醫院，就足以讓這個地方變得美妙，雖然它和醫院只隔了一個半街區。有些醫生和護士會來這兒，當然還有像我們這樣的人——病人的朋友和家屬。女侍者問我們是否都要咖啡，內德點點頭。
「車裡見。」她的姐妹說，拿過口紅扔進她的化妝包。她把化妝包撂在包里，幾乎是一蹦一跳著出去的，還一邊說：「用肥皂和水擦擦就行了！」
我每周末都坐班車去波士頓，最後我終於確信我永遠也不會對豆城產生任何好感。波士頓是個能讓任何人都開心的地方，不過公平地講，我不大有機會看到它的這一面。內德和我在公寓（按月租的）和醫院之間的路上走去走回。有一兩次我坐計程車去有機食品店；還有一夜，就像每個母親最恐懼的那種不負責任的保姆，我們去了酒吧，又看了電影，而在我們逍遙的時候，理查德卻因藥物的作用沉沉睡去，床頭柜上亮著海蒂去百慕大度蜜月時給他帶的海星夜燈。酒吧里，內德問我，假如時間停止，我會做什麼：理查德病情不會好轉也不會惡化，而我們一起走過的那些日子——種種危機，拐彎抹角的口舌，絕境下的幽默，困惑糾結，突如其來、無比清楚的醫療知識——一直持續。冬天，同樣，也會持續：斷斷續續的雪，大風，沒有窗帘就無法忍受的夕曬。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而內德不深思熟慮就活不下去。事實上，他多年前在斯坦福研究詩歌，寫過一組題為「假如」的詩。理查德去加利福尼亞，他製作的一部電影放映之後，他在台上回答問題，突然發現被一個學生問倒了，他的問題複雜而虛華。這以後的十五年中，他們是情人、敵人，後來是摯友、工作搭檔。他們從斯坦福來到紐約，從紐約去了倫敦，又從漢普斯特希思公園到了西二十八街，中間九*九*藏*書穿插了一些短期旅行，去阿魯巴島賭博，聖誕節去阿斯彭滑雪。
「危險的玩笑。」哈維·米爾格里姆說。
「既然病都已經得了，那麼『你做過檢查了嗎？』就放在第二位了，因而第一個問題仍然永遠是『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當然問了。我告訴他是因為酒店裡有一個日式餐廳，如果你願意穿著和服席地而坐，他們是允許的。酒店的服務員覺得他們不會看不到和服的。」
「你覺得好點了嗎？」她問。
「又是那個該死的孩子，」理查德說，「如果那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我敢打賭他們再也不會生第二個了。」
「是從樓下飄上來的。」我說著關上了窗戶。
「我想說她其實是在意的。」我說，「人們在醫院里會變得很緊張。我進來是要拿冷水潑潑臉，頭有點暈。」
雖然我以前聽過這個故事，但這是內德第一次提到鼻子骨折。有幾秒鐘他好像沒了勁頭，彷彿厭倦了這故事，不過接著他又來了精神，繼續開講。
「你從哪兒來？」內德問。
「你的爪子怎麼了，萊可？」理查德問我。
我拐進廚房的時候假笑了一聲，可理查德只是急切地低語著他在浴室里體驗到的幽閉恐懼。最後他終於回到床上，馬上就睡著了。半個小時以後，離天亮還早，內德對我重複著理查德的低語，彷彿那是他自己的話。雖然內德和我不是一類人，我們卻都能想象理查德的痛苦，是這一點把我們聯繫在了一起。我們把木椅從餐廳飯桌旁拉到窗邊，坐下來，這樣內德就可以抽煙了。他的香煙升起裊裊青煙，飄出窗外。
「好吧，」我說，「第二個問題。」
「我沒聞到香煙味吧？有嗎？」理查德說。
「真冷，」理查德說，「怎麼沒有暖氣？」
理查德的睡袍掛在他瘦骨嶙峋的肩頭。他身上濕透了，我開始還以為他不小心走進了淋浴間。他朝我這邊看，卻沒有意識到我在場。他無力地斜靠在內德身上，內德慢慢地扶他走回床邊。
酒吧侍者把酒杯放下，一——二——三。他舀了一些冰塊到杯子里，把杯子放在哈維的波本威士忌酒杯旁邊。哈維皺起眉頭，看看這杯又看看那杯，一言不發。然後他把那一小杯威士忌猛地放下，拿起另一個杯子，取出一塊冰，慢慢地吮吸著。他再也沒看過我們一眼，也不再跟我們講話。
哈維看著內德的手，手指張開，手指間形成深深的「V」字。接著內德把手指慢慢握起，放在下唇上，親吻他的指甲。
「真有梅花島這個地方嗎？還是你編的？」
「哈維，」內德說，「我看你對我這樣的人毫無用處。我是同性戀。」
外面，更大的雪花落下來，像揉成團的紙巾朝垃圾筒飛去。我走到窗邊避開的就是這個：護士給一個年輕女人拿著紙巾，讓她擤鼻子。那個女人一邊嘔吐一邊還流著鼻涕，卻拒絕鬆開用拇指鉗住的鋁碗。「用紙巾，寶貝兒。」護士還在自顧自地說著，完全不理會那個擺出姿勢惟妙惟肖地模仿蒂娜·特納的同事。我也停下來不聽了，但是有一句話卻揮之不去：「會打破一切規則。」
「蘇聯紅伏特加，不加冰。」內德說。
「你在哪兒長大的？」
理查德使勁點點頭，表示同意。但是他沒聽清我說的話。內德和我發現，將死之人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他們的思維總是飛速超過剛說的話，可是疼痛來得更快，蛙跳著躍向前方。
「這些就是他要感謝上帝的事。」理查德對我說。
「我們把暖氣調到華氏八十度了，」內德疲憊地說，「你只要鑽進被子就好了。」
「也可能你聽到的是水管里的什麼聲音，理查德，」我說，「有時暖氣片也會發出噪音。」
「他很難過，因為我要離開他了。」我說。
我站起來坐到他身旁，一手摟著他，一手按摩他的背部。
「正經點，」我說，「這不是個正經的回答。」
理查德看著內德。「她把珍珠吃了，」他說，「趁他沒在看，她就拚命吃。」
「假如我們到外面去，鮮花盛開，有一輛車——一輛敞篷車——我們開車去梅花島，」他繼續說，「水中映月，北斗當空。想想看。想象一下，你的負能量就會被有益的治愈系能量取代。」
「耶穌啊！你個笨蛋！」女孩尖聲叫道，「看你把我弄的。」
我搖搖頭，準備聽笑話。
「哈維，」內德說，「我的世界要亂套了。我的前情人也是我的老闆，他的白血球計數跌得太低，活不了了。他在主教門醫院的治療是最後的機會。他是星期五下午的吸血鬼。他們把血輸進去，這樣他就有足夠的力氣參加這個試驗研究方案，保留他的門診資格，可是你知道這有什麼用？想象他在參加印地車賽。他位置領先。他停到補給站準備加油，可是補給站工人卻只給了他一個飛吻。其他車還在開，迅速超過了他。他大叫起來，因為他們應該給他的車加油，可是那些傢伙不知是瘋了還是怎麼的，只給他送飛吻。」
「要死的人不是我們。」她說。
「我在跟他說哈里，」我說，「那個珍珠的故事。」我們似乎越來越多地倚賴故事了。
「把我的換成占邊。」哈維說。他晃動雙手，像甩色子的人動作那麼快。「旁邊放幾塊冰。」九_九_藏_書
「好點了。」我說。
內德抬起頭。「講真話？從一個剛講了波多黎各故事的人嘴裏嗎？」
「波士頓的冬天，」內德說，「從來不知道還有比我長大的地方更冷的冬天，可是我覺得這兒更冷。」
「是你的床，」內德說，「你上了床就暖和了，理查德。」
內德把毯子蓋在理查德大腿上，又裹住他的雙腿。他坐在地上，用一隻胳膊摟住理查德裹著毯子的小腿。「理查德，」他輕聲說，「沒有嬰兒，我們如你所願一個樓層一個樓層地查過了。你血壓開始下降時耳朵里的聲音你聽著像是嬰兒在哭。」
女孩面對我，睫毛膏在她的眼睛下方染了一片半月形的污跡，她的鼻子通紅，嘴唇一端比另一端更尖細。她的眼神告訴我，我只是她碰巧在洗手間里遇到的一個人。就像在紐約的那天我碰巧在房間里，理查德從洗手間出來，卷著一隻袖子，皺著眉說：「你看我胳膊上的紅疹是怎麼回事？」
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已病入膏肓。內德是他的前任戀人和長期的工作搭檔，他發現自己的工作不再是讀劇本、打信件和打電話，而是在一個特製的蒸鍋里按陰陽方位擺放有機蔬菜，蒸菜的水是「波蘭泉」礦泉水。幾個月前，就是理查德必須停服疊氮胸苷以加入主教門醫院門診治療試驗方案之前的那段時間，內德常常晚睡。反正他也沒法在下午兩點前給西海岸打電話——或者如果他有某個演員的私人電話或某個導演的車載電話號碼的話，也可能早一個小時打。跟理查德和內德合作的所有人都比朝九晚五族的工作時間長，而我卻一向清閑，這是我們之間的一個老笑話——我沒有正式工作，但我真的有活兒干時，拿的錢卻多得不合情理。內德總跟我開玩笑，話音里有一絲尖刻，因為他有點吃醋，理查德家裡突然出現了第三個人。理查德和我在紐約相識，當時我們都在第八大道上的一家廉價理髮店理髮，座位相鄰。他以為我是他前一晚看的外百老匯戲劇里的女演員。我不是，但我也看了那場劇。繼續聊下去，發現我們還經常在切爾西的同一家餐廳吃飯。我也覺得他面熟。我們就這樣成為了多年的鄰居——這個概念對紐約人而言比對小鎮居民重要得多。我們認識的那天，理查德帶我回他家，好讓我沖個澡。
「是有一個梅花島，」我旁邊的一個男人說，「就在紐伯利港北面。夏天那兒有很多毒漆藤，可要小心點。我有一次把毒漆藤吸到肺里去了，有個該死的傢伙把大麻跟那東西一起點。我在醫院住了兩星期，減免了一千塊錢。」
這要麼是他腦子裡蹦出的第一個念頭，要麼是他想逗我笑。
「哦，這樣啊，這種事情我可不會倉促決定，」哈維說，「我來百威生啤。你們呢？」
「我們的媽媽快死了，她一點都不在意。」女孩說。淚水奪眶而出。
「於是我抓起身後掛著的不知道什麼衣服——抓下來一堆衣服——等那個人進房間的時候，我一把推開門跳了上去，」內德說，「我全身赤|裸，跑過去，倒霉的時候到了：我直接撞到他身上，把他撞暈了，好像動畫片什麼的。我知道他暈過去了，但我怕得想不清楚了，就繼續跑。結果我抓到的是一件白色的帶褶襯衫，還有一件——你們管日本人穿的那種外衣叫什麼來著？感謝上帝，遮掉我一半大腿。」
我走進卧室，內德正使勁把理查德的手指從門框上扳開。他沒成功，看著我，臉上是那種我已經熟悉的表情：恐懼，並且潛藏著極度的疲憊。
我們在那兒，在主教門醫院走廊盡頭的輸液室里：周五的早晨，病人們在輸血或打點滴，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家過周末了。現在是二月，外面的雪已經變成了污泥般的糙灰色。內德和我靠窗站在一張小桌子旁，桌上擺滿了甜點：甜甜圈、蛋糕、餡餅、布朗尼、曲奇。塑料刀叉有些碼成一摞一摞的，有些像遊戲棒一樣散落在紙盤之間。內德觀察了一下桌上的食物，然後挑了一個甜甜圈。理查德在椅子上睡著了，大張著嘴，用嘴呼吸。打點滴的這半個小時，他不斷地睡去。他是少數幾個睡著的人之一。一個五十過半的高個紅髮男人在聽一個護士說他有可能掉頭髮。「你只要記住，寶貝兒，蒂娜·特納也戴假髮。」她說。
「不，」他直視著我說，「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是我，」我說，「內德正要扶你上床。」
內德和我轉頭去看理查德，他睡衣前面的結打得算是妥妥帖帖的，長筒襪套上了，頭髮梳到後面。
理查德搖搖頭，不過是慈愛的：他九-九-藏-書的一個小小的表示，彷彿我是他從未有過的一個天賦異秉卻愛搗亂的孩子。
內德和我被又一個不眠之夜搞得筋疲力盡。因為理查德的哥哥和教子在醫院，我們便以此為借口離開醫院去喝杯咖啡。可是我覺得有點頭暈，就去了洗手間，叫內德在大廳等我，用冷水抹把臉也許能振作精神。
「因為哭就討厭嬰兒確實很荒唐，」理查德說，「可我真的很討厭那個嬰兒。」
內德正使勁捶打理查德的枕頭。然後他握起拳頭，捶打床的中央。「所有乘客登上他媽的抗SS-A抗體。」他說。
「去過新奧爾良，」我說，「但從來沒去過狂歡節。」
內德睜大了雙眼，先轉向我，又轉向理查德，對著整間屋子表演。「他發火的時候，我就有時間思考。我說：『等等，桑德。你是說他們什麼也沒拿到？你是說我把錢包忘在酒店了？』」內德窩在椅子里。「你相信嗎？我真的把該死的錢包忘在我們房間了，於是我要做的就是跟桑德撒謊說我被搶劫了——那些狗娘養的逼我脫掉衣服，拿著我的褲子跑了。然後我告訴他，酒店的小子給了我一件和服穿。」他打了個響指。「這就是那種衣服的名稱：和服。」
「他沒問為什麼是和服嗎？」理查德疲倦地說。他用手摩挲著鬍子楂。他的雙腳伸向一側，擱在沙發上。
「他相信你了？」理查德問。
「好吧，」理查德說，顫抖得更厲害了，「沒有嬰兒。謝謝你們告訴我。你們發過誓永遠跟我講真話。」
「我去給你拿點水。」我說。
那一年，熱水幾乎上不到我住的頂層公寓，我那位西二十七街的房東對此一直不聞不問。認識理查德以後，我習慣了穿上運動衫，慢跑到他的公寓，在三個街區以東再過一個街區就到了。理查德自己的房東住另一套二層公寓，什麼都願意替他做，因為理查德介紹他認識了一些影星，還邀他去看很多電影。他聽說我忍受的虐待以後氣得直冒泡，情緒飆到極旺，理查德（他給我們仨做了濾滴咖啡）發誓說那是咖啡因導致的性亢奮，之後他就四處奔忙給屋子做維修。此時，在這個過於明亮的輸液室里，我很難相信就在幾個月以前，我還坐在理查德的小飯廳里，一堆耳機擱在一疊像塌方山石般的《綜藝》雜誌上，佔據了長條酒吧桌的中心。我們小口啜著新磨的牙買加藍山咖啡，我戴著白手套的雙手握住溫熱宜人的霓虹色咖啡杯。戴手套是為了儘可能延長乳液的吸收時間。我靠做手模謀生。每天晚上，我都塗上達爾·拉科圖的橄欖油，加一點科顏氏的潤膚露，外加兩顆維他命E膠囊液。是理查德給我起了個昵稱叫「萊可」，即「浣熊」。我的白手套保護我免受划傷、指甲破裂和皮膚皴裂的麻煩。忘掉工商管理碩士吧：大家都知道，在紐約，大錢都是用奇奇怪怪的手段賺到的。
「我想我們不會再有很多機會這麼散步了，」他說，「醫生出來的時候不講話了。他樂觀的話都講完了。他還從我手裡奪走一根煙，用腳後跟蹍碎，說我不該抽煙。我對醫生並不迷戀，不過那個醫生身上有些我喜歡的東西。很難想象我會對一個鞋子上有流蘇的人有感覺。」
他把手從我手上抬起來，是的，它就在那兒：完美的手，光滑的皮膚，纖細的手指，指甲經過一次法式美甲被拋得弧度優美，富有光澤，熠熠生輝。有個指節上有塊小小的污斑。我舔舔另一隻手的中指，看能不能把它擦掉，那塊睫毛膏斑肯定是我在洗手間里與那女孩十指相扣笨拙地相擁時，從她手上沾到我手上的。內德和我坐著說話的這會兒工夫，我一直在看那個女孩。她也在這個咖啡館——我看著他們進來的，兩姐妹和她們的男朋友——她的頭髮梳得很整齊，眼睛閃亮，妝容也很精緻。雖然她的姐妹企圖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兩個男孩都抓住她說的每一個字不放。
「我沒這麼說。」理查德說。他看著我。「能算我一個嗎？」
我轉過頭去不再看窗外的暴風雪。我們頭上方的牆面支架拗過一個電視，電視里橙黃色臉孔的菲爾·唐納休容光煥發，激|情四溢。當一個專門收回償貸不清的車輛的男子談論他的人生哲學時，唐納休九_九_藏_書的態度由好戰轉為了懷疑。海蒂，本樓層最好的護士，在我旁邊站了一小會兒，琢磨著如何擺放我們桌上的點心，好像它們是一盤下了一半的象棋。最終，她拿起一把塑料刀，把一塊布朗尼切成兩半就走開了，都沒有抬眼看一眼外面的雪。
我微笑著，不過我已經聽過這個故事了。很久以前內德在一次晚間聚會上講的，他當時喝醉了。那是他最喜歡的一個故事，因為他在故事里顯得有點狂野，又有點狡猾，還因為有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的故事跟我上大學時男孩子常向我坦白的那些個事兒沒什麼大不同——關於約會和性的征服，中間省掉了一些部分，以照顧我脆弱的情感。
那是一個遊離于軀體之外的聲音，來自某個遙遠而令人費解的所在，它讓我如此心神不定，以至於我需要扶著她站一會兒——我這麼做了，把額頭輕輕靠在她的額頭上，我用手輕輕扣住她的手指，在出門前緊握了一下。
「你們倆在聊什麼？」他說。
「羅德島希望谷。」男人說。他在我面前猛地伸出胳膊，跟內德握手。「哈維·米爾格里姆，」他說著沖我點點頭，「美國陸軍預備役，上尉。」
「他們用長串珠鏈做交易，」他說，「人們站在法國區樓上的陽台上——女人，有時也有男人，他們衝著下面的人群喊叫，展示那些珠鏈：你讓他們興奮，她們就把珠鏈拋下來。你越會表現，得的珠鏈就越多。然後你可以戴著你所有的項鏈在街上走，大家都知道你最迷人，你最酷。你來一個脫衣舞的動作，那些南方老男孩兒——其實是男人——還有異裝癖們都一起吹口哨，把長長的珠鏈扔下來。特別長的那種大家都想要，它們相當於五克拉的鑽戒。」他把窗戶又往上推了幾英寸，好把煙掐滅。他用一根手指把煙彈到地上。然後他拉低窗戶，沒有完全關緊。這並不是內德瞎編的那種故事，我確信他剛才告訴我的是真的。有時我覺得內德給我講故事是逗我，或者是以某種方式讓我明白一件事：我是異性戀，而他是同性戀。
兩天以後，理查德高燒住院，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過來。他哥哥當天晚上飛到波士頓來陪他。他的教子傑瑞也來了，到得很及時，正好趕上跟我們一起坐計程車。試驗治療方案沒有奏效。當然，我們還是無從知曉——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理查德有沒有吃到那種我們後來稱之為「真貨」的多音節詞的葯，他是不是藥物對照組的一員。我們也不知道哈特福德來的牧師有沒有吃到「真貨」，雖然我們中間有傳言說他紅撲撲的臉是個好跡象。還有那個年輕的獸醫怎麼樣了？每次我們在輸液室碰到他，他總有樂觀的話說。像克拉克·肯特一樣，襯衫下面有個秘密的「S」，那個獸醫穿一件胸前印照片的T恤，快照上，他抱著他的邊境牧羊犬，是在狗領到藍色緞帶的那天拍的。他告訴我，他每周五都穿這件，以求好運；他在腫瘤科打點滴，這有時能讓他攢點力氣晚上跟朋友去餐廳吃飯。
「桑德？他是在洛杉磯長大的，後來一直在紐約。他知道不得不相信一切。他開車帶我回到酒店，說那些搶了我的人渣一點錢都沒拿到實在是太好了。太陽出來了，我們一路開著那輛租來的車，他握住我的手，」內德把拇指扣在一起，「桑德和我又和好如初了。」
我看了看我的手，我正用拇指按著他肩膀下方的肌肉。在我記憶中，這是第一次睡前忘了抹潤膚露和戴手套。我還條件反射地做著我多年前就訓練自己不去做的事。我的保險合同上寫明我不能這樣使用我的手：不能用刀切東西，不能洗碗，不能鋪床，不能給傢具上光。但是我一直用拇指按摩理查德的背，來回摩擦。甚至在內德把沉重的毯子蓋在理查德顫抖的肩頭之後，我還一直按摩他嶙峋的脊梁骨，似乎是要給他注入一些力量來抵抗他那無望的困境。
內德到外面去了，他靠在一根路燈柱上。他用燒得紅亮的煙頭指指右邊，默默地詢問我想不想去街區那頭的咖啡館。我點點頭，我們便緩緩上路了。
「我從來沒喜歡過他。」理查德說。他沖內德揮動一隻手。「窗戶開條縫好嗎？屋裡太熱了。」
我走到理查德身邊，拍拍他的背，繞過去坐在床邊，想引他過來。內德是對的：公寓里熱得讓人發暈。我站起來，把被子掀開，把床罩撫平。內德握著理查德的手，朝著床後退一步，轉過身面對著他。我倆像演啞劇似的示意著我們對床的嚮往和愉悅。理查德舔著嘴唇，開始往床邊走去。
「你知道男同性戀詢問彼此的第一個問題吧，知道嗎？」他問。
「你已經知道那個故事了。」我對理查德說，急於讓他加入，「你來告訴內德關鍵的部分。」
「好一個小賤人。」我說，與其說是講給留下的那個女孩聽的，不如說是講給我自己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