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馬是怎麼回事？」男人說。

「用一台，用——你沒有電腦。」我傻傻地說。

「謝謝，」我說，「謝謝你的好建議。」

「他就在附近嗎？」我說。

「我給她的報價是七塊。」吉姆·布朗說。

這是真事：我父親聖誕節當天在一所臨終關懷醫院去世了，那時候醫院大廳里有一個穿著黑色大靴子、蓄著鬍鬚的小丑，正在表演小丑版聖誕老人的節目，以此娛樂一個與我父親生前交好的老人，他得了肌肉萎縮症，時日不多了。我不在場，我當時在巴黎做一個關於旅行藝術正在分解的報道——是我侄子賈斯珀幫我找的一份差事，他在紐約一個廣告公司工作，那個公司對於顧問的迷戀比朱莉婭·查爾德對雞肉的迷戀更甚。這些年來，賈斯珀幫我謀得這些差事，讓我在寫作《我不會說出名字的美國偉人》時得以維持生計。

「寫一輛野馬，再加九塊錢。」年長的人說。

「他發郵件來說的嗎？還是只給你寫了個便條？」

「媽，」我說，「你在開玩笑對嗎？」

「我要住進他家了，他的房子就在這條街跟棕櫚大道的夾角處。你知道，他們最開始建的那種大房子，搞分區制之前人們追著要這種大房子，豎起了那些沒有個性的號碼。」

「到底是什麼，哪一個因素，是什麼令人絕對信服的原因讓你跟理查德·科林漢姆一起生活呢？」

「吉姆，需要幫忙嗎？」年長的人說著從他身後過來。

「是的，不過現在我想租一輛野馬。」

我點點頭。只點頭是最好的。我覺得我可能也到了她說的那個階段，有種壓倒一切的慾望，想讓事情更簡單。

「有一輛紅色的，兩輛白色的，」他說，「你不需要趕回去上班嗎？」

「你不知道是因為我從沒跟你說過。」

「沒什麼。」他說。他似乎在等待什麼。在出口處，我回頭看了看，當然，他也在看我。還有那個年長的人，還有那個跟他說話的女人。我沒理他們。「你不會在電腦上改變設置，把『野馬敞篷』替換成某輛慢吞吞的傑奧·米特羅吧？」

意外幾乎馬上就來，就在她把一疊紙塞進我手裡之後：她想讓我看的朋友寫給她的感謝信；一封她看不明白的關於即將到期的雜誌訂閱的信；一份她拿回來的吸塵器廣告，想聽聽我的意見；兩張她十年前買的百老匯歌舞劇票，她和我父親從未使用（問我做什麼呢？）；還有——最有趣的是在紙堆底下——有一封來自德雷克·得雷奧戴德斯的信，是她的鄰居，信中說讓她搬過去和他同住。「還是買吸塵器吧。」我說，想開個玩笑打岔。

「『肯定的回答』！瞧你說的。」

德雷克·得雷奧戴德斯曾在我父親的追悼會上致辭。在那以前，我只見過他一次，當時他拿著一個金屬探測儀在我父母的草坪上走來走去。噢，不對，我母親提醒說，有一次我跟他在藥店里攀談過，我和她經過那裡給父親買點葯。他是一個藥劑師。

年長的人正往櫃檯那一頭的女人那兒逼過去。他們倆盡量裝出沒在刻意觀察我們的樣子。他們倆低語著，頭湊在一起。

蠟燭是肉桂香味的，讓我覺得嗓子發緊。開始吃飯的時候，我母親點起蠟燭，等到吃完飯，她似乎已經忘記了談論我父親。她提起一本她在讀的有關亞利桑那州的書。她提出要給我看一些照片，但是也忘記了。我們在電視上看了部關於一個將死的芭蕾舞|女演員的電影。她死前想象著自己跟一個明顯是同性戀的男演員跳了一曲雙人舞。我們吃了M&M巧克力豆，我母親總認為那不是真正的糖果。我們早早上了床。我睡在摺疊沙發上。她讓我穿上她的睡衣，說德雷克早上可能會來敲門。我輕裝旅行：牙刷，沒有睡衣。德雷克第二天早上沒來敲門，但是他在門底下留了一張字條，說九*九*藏*書他的車出了問題，他會在修車鋪。我母親看起來很難過。「也許你走之前會想給他寫一張小小的便條？」她說。

「好。」我說。

「女士，你是來還馬自達的，對嗎？」吉姆·布朗邊說邊查看著收據。

不管怎樣，我這個故事所有的預備程序不過如此：旅途中半路上幾乎註定要下的五分鐘急雨，那些美麗的橋，放出大力神般臭屁的死卡車。我開到維尼斯，和著米克·賈格爾唱《馱畜》。我開到我母親住的那條街，那兒似乎是全美國唯一一段由上帝直接守護的路，只有四分之一英里長。我以一個開著裝有雷達的汽車的佛羅里達警察的眼光，把自動控速設為二十公里每小時，慢慢滑進她的車道。

「對，」我說，「我能挑顏色嗎？」

他長了一顆歪門牙。這顆牙，還有他的髮型，讓人分心。他的眼睛很美，頭髮顏色也很好看，像小鹿的毛色，可卻是牙齒和參差不齊的劉海，而不是他的優點吸引了你的注意。

他看著我。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一直在瞪著她。我微微垂下眼帘，看到了獅子的藍眼睛。我把目光投向地板。新地毯。她什麼時候買了新地毯？是她做出決定以前還是以後？

我在接近街道盡頭的時候左轉，不想冒險第二次經過。我意識到如果有什麼人在等待我的迴音，大概是那兩個人——那個男孩和那個警察——如果不是第三個什麼人（我母親也許希望我為關於德雷克的恐怖警告而道歉）。我本可以打個電話，讓這個夜晚沿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但是現在，每個人都會明白我為什麼做出相反的決定。

「這很容易學。」我說著給了他一個最動人的笑容。我走到停車場去，熱氣從瀝青路面蒸騰上來，我覺得雙腳好像是在一個抹了很多油的平底鍋上滑動。鑰匙在車裡。這輛車看起來完全不像老款的野馬。紅色十分鮮艷，看起來有點不舒服，至少是在一個這麼熱的日子里。車頂已經放下來了。我轉動鑰匙，看到車的里程少於五百英里。座位足夠舒適了。我調整後視鏡，繫上安全帶，把車開到出口，絲毫沒有打開收音機的慾望。「靚車！」小亭子里的男人說著檢查了文件夾，又遞了回來。

警察努了努嘴唇，直到換上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我看到自己在鏡片上的映象在輕輕顫動。警察碰了碰他的墨鏡，鼻子里哼了一聲。「好，」他說著退後一步，「我打算給你一個警告，放你走，為的是督促你按標示的速度行駛，尊重自己和別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卡會有什麼問題。是美國運通卡，我總是即時付款，不想因為遲付而失去會員積分。我稍微有些擔心。我前面只排了一個女人，櫃檯後面的兩個人商量完事以後，都轉向了我。我選了那個年輕人。

「我誤以為——」

「你要跟他一起住？」我難以置信地說，「可是你得保留這棟房子。你要保留的，是不是？萬一要是事情沒成。」

他把文件放進文件夾時弄皺了這些文件。「A-8，」他說，「出門右轉，靠著圍欄往前走。」

我點點頭。「做自己老闆的特權。」

「不，完全不是，只是想到開一天野馬也許很好玩。也許要一輛敞篷的。」

「唯一會讓我驚訝的就是你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說。

「我能寫什麼呢？」

「他什麼時候問你的？」我說。

於是：我從紐約飛到麥爾斯堡，坐巴士到租車公司。讓我無比欣慰的是，上車點火的那一瞬間，空調就開始吹冷風了。我把身子往後仰，閉上眼睛，開始用法語從三十倒計時，開車前我需要放鬆神經。然後，我放上吵鬧的音樂，調好重低音，出發。我摸了摸方向盤，看有沒有自動控速裝置，因為只要再吃一張罰單，我的保險就會被吊銷。或許可以讓我母親寫一張彬彬有禮的便條，為我說情。

「一天，明天還？」他說。

天熱成這樣，我母親還在外面，她坐在草坪椅上，椅子周圍環繞著一圈盆栽的紅色天竺葵。見到母親我總是很迷惑。不管什麼時候，一看到她我就六神無主。

「我已經回https://read.99csw.com復了，」她說，「你要是知道我說了什麼也許會很驚訝。」

「嗯，我不——」我似乎無法完成任何思考。我又重新開始。「這也許會是個大錯，」我說，「他跟你只隔了一個街區，真的有必要搬過去和他同住嗎？」

我很迷信。比如說，我想過雖然父親身體不錯，但是我一出國他就會去世。他真的去世了。

我說：「我是說德雷克。」

回機場的路上，來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陣雨，我被迫停在了路肩上，這時候我心想，有個牧師可供召喚顯然是有用的。我覺得我母親需要的是某個介於律師和心理醫生之間的人，牧師最是完美。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個面無表情的羅伯特·德尼羅穿著牧師的衣服，而辛迪·勞珀在一旁唱著關於女孩只想找點樂子的歌。

「特價只限於普通野馬。」他說。

我母親，又坐在草坪椅上，讀著報紙，但是現在汽車經過的時候她都不抬眼看了。我清楚地記得多年以前，我和父親開著一輛水綠色的野馬敞篷車拐上我們家在華盛頓的車道時她的表情。她大吃一驚。那麼吃驚。她一定是在想開銷。也許還想到了危險。

「我以前因為衝動惹過麻煩，」他說，「後來我被診斷出有注意力缺陷障礙。我祖母說：『看，我告訴過你，他是忍不住。』她一直跟我媽那麼說：『忍不住。』」他使勁點點頭。他的劉海在前額上跳動。要是在屋外，他的劉海就會貼在皮膚上，不過屋裡有空調。

「我們需要去雜貨店買點蠟燭，」她說，「那一晚德雷克和我喝香檳為我們的將來乾杯，把蠟燭都點完了。」她站了起來，戴上帽子。「我來開車。」她說。

我母親的臉還是很粉|嫩。父親去世前不久，她去找皮膚病專家做了微晶磨皮手術，去除了嘴唇上方一個小小的惡性皮膚瘤。她戴著必不可少的寬邊帽，一副船王奧納西斯式的墨鏡。她還是標準著裝：前面多一片布的短褲，因此看起來像穿著短裙；飾有亮片的T恤，今天的圖案是一隻黑耳朵閃閃發亮的獅子，在我看來，鼻子的顏色是對的。獅子眼睛，你以為會用亮片，卻被塗了顏色。是藍色。

「我過去有一輛野馬。」我忍住眼淚說。我說的也是實話。我從佛蒙特搬走的時候，把車留在了一個朋友的穀倉里，過冬的時候屋頂塌了，車身損壞嚴重，不過反正車架早已銹爛了。「是我父親1968年買給我的，為了賄賂我讀完大學。」

「那好，對他正好。他有他的社交生活，你跟他又合得來。」

吉姆·布朗皺起眉頭。

「大多數我認識的老太太，她們的女兒要是知道母親記得她們男朋友的大名都會高興，更別說是姓了。」她說。「年事已高的老太婆們。是的。我自己也煩透了她們。我明白是什麼把孩子們逼瘋的。但是我不想因此沾沾自喜。我想告訴你，我們打算在他那兒住一段日子，不過我們在認真考慮搬到圖桑去。他跟他兒子非常親近，他在那兒做建築師。他們每天都打電話，而且還發郵件。」她說。她從不責備人，我想她只是在強調。

「哦，安，我有時不明白你。好像你父親和我就不能開車到『電路城』買一台電腦——他本可以給你發郵件的！他為此感到很興奮。」

我開回到橋上，取道第一個去維尼斯的出口，開過總是關著門的「果園之屋」，永遠在延伸的大商場讓人鬱悶不已。

「你聽聽，開玩笑說你父親不在我們中間，這樣對他不敬！」她說，「安，這是最差的品位。」

「只是錢的問題嘛。」我說。

然後我才意識到這無情的現實，我只能跟她講道理，我只能用盡一切手段，其中包括侮辱她偉大的好友德雷克，好讓他不要從經濟上抽干她，從情感上摧毀她，利用她，支配她——誰知道他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他對我避而不見是故意的——他不想聽我要說的話。他是怎麼想的？她那忙碌的女兒會按照計劃輕易地消失？還是她也許會非常開明，對他們的計劃感興趣？還是他認為她可能是個沒用的東西，跟她母親一樣。誰知道這種男人會怎麼想。

她當然是對的：我把太多朋友拋在了身後。我告訴自己那是因為我旅行得太多，因為我的生活如此混亂。可是，其實，也許我自己就應該多寄幾張卡片；還有，也許我本應注意到理查德九*九*藏*書總是拈花惹草。鎮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沒什麼可說的了。一切都已經決定了。沒有哪個詞我說出來就能阻止他們兩個。

同樣，她也學會了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們可以喝點檸檬汽水，」她說，「保羅·紐曼做的。還有那個人的番茄大蒜調味汁——我後來自己再也不做了。」

而就在不久以前，我還在數著法語的三、二、一放鬆情緒，跟米格·賈格爾一起唱歌，朝著我母親家一點一點開去。

「哪一行？」他說，「當然，這不關我的事。」

「你的話有點諷刺——你總是這樣，」母親說，「你也許可以問問自己為什麼跟那麼多朋友都疏遠了？」

「你對他了解更多一點就會喜歡他。」她說。

其中的潛台詞讓我很鬱悶：這種預設是，到達任何地方都要經過地獄般的折磨。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我坐的是全美航空的班機，座位在最後一排最後一個，每一次箱子砰砰地撞擊行李艙的時候，我的脊梁骨都會痛苦地震顫。我的旅伴是一個肥胖的女人，帶著她不停扭動的嬰兒和十來歲的兒子。那男孩不願意好好坐著，他尖叫，亂動，打翻了我的蘋果汁，這時她就擰他的耳朵。我只是沉默地坐著，我能感覺到我過於安靜了，讓每個人都很崩潰。

吉姆·布朗和我一起看著他走開。吉姆·布朗湊近一點，低聲說：「你是為了幫我嗎？」

「這位女士的卡被拒了，不過我又刷了一次，沒有問題。」他說。

「你父親認為他是個好人，」她說，「他們以前周三晚上玩撲克，我猜你知道。要是你父親還在，德雷克還會教他怎麼發電子郵件。」

「不會的，女士，」他微笑著說，「我不知道怎麼替換。」

我坐在我父親的椅子上。扶手上讓他抓狂的滑來滑去的墊布已經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塊顏色深些的布料，在以前墊布的位置。爸爸，給我一個信號，我心裏想著，看著那亮閃閃的布料，好像它是個水晶球。我緊緊握著杯子，杯身上有水汽。「媽——你不可能是認真的。」我說。

「媽，你對此真的是認真的嗎？」我說，「到底是什麼——」

「媽，」我說，「告訴我你都不會花一秒鐘去考慮這事兒。」

「我想我們可以喝點保羅·紐曼的檸檬汽水，然後吃甜點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那些祈禱用的小燈點亮，靜默一會兒，悼念你父親。」

你沒法不明白。首先，因為這是事實，其次，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事情是如何變化的。事情總是在變化，即使是在很短的一段時間里。回到麥爾斯堡，一切業務都是公事公辦：租車公司的職員換班了，於是我打開車門出來的時候，只有一個例行公事的問題：車況是否正常。

「謝謝你。」我真心誠意地說。

我知道我應當心懷感激，她是一個如此友善的人。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哀嘆，他們的父母和每個人都能發生爭執，要麼就是完全不善交際。

我說：「我要紅色的。」

年長的人和吉姆·布朗都懷疑地看著我。

我們擁抱，我親吻她精心保濕的臉頰。我把車開出車道的時候，她走到前院草坪上朝我揮手。

「我跟他提到我多麼喜歡野馬。」我說。

他微笑了。「也很衝動。」他說。

我也玩了一個自己的小遊戲：用吉姆·布朗替換理查德·科林漢姆。

他提到注意力缺陷障礙，這讓我想起那個肌肉萎縮症患者——我從來沒見過的那個人。我腦海里那個大腳丫、圓頭鼻的小丑形象變得更加清晰了。我現在深呼吸的時候，喉嚨里還有肉桂味。我拒絕了承保範圍的所有選擇，在每一個「X」旁邊簽上我名字的首字母。他看著我草草塗上的簽名。「寫什麼類型的東西？」他問，「懸疑嗎？」

一個年長一點的男人朝他走過來。「怎麼了？」他問。

「媽，」我說，「請代我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福。我不想寫便條。」

「是還車，先生。」吉姆·布朗說。

「事實上，我很動心，馬上就想租一輛。」

「噢，」她說，「我明白了。是的。對，他在。不過現在他去看下九-九-藏-書午場電影了。我們覺得你跟我應該私下裡聊這些事。」

「哦，安，到了我這歲數，你就不一定想把別人了解得那麼清楚了。你想要的只是合得來，你可不能讓自己再卷進那些已經演完的劇情了——人年輕歲月里的那些故事。你只是想——你想要你們合得來。」

「哦！」她說，「我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總是說他的全名？」我說。

「你那時有必要去佛蒙特跟理查德·科林漢姆同住嗎？」

我母親的朋友成千上萬，是她讓賀卡業維持運轉。如果真有土撥鼠日的問候卡，她很可能真的會給別人寄一張。還有就是，好像從來沒有哪個人會從她生命中消失（除了我父親這個引人注目的例外）。她跟十五年前住斯威夫特家庭旅館時為她打掃房間的女僕還有賀卡往來——而我父母只在那兒待了一個周末。

「安！」她說，「哦，你累壞了吧？坐飛機很難受吧？」

「其實他要去看薩拉索塔的幾個老朋友，他知道你要來之前就定好的一個飯局。你知道，一個人仍然和老朋友有來往，這是對他本人最好的證明。德雷克跟老朋友來往很多。」

「我母親就要死了。」我說。

「這成了批評我的時機，對嗎？順便說一句，我明白，你暗示不理解我跟理查德的關係——或者是不理解我跟他分手的原因，你也是在批評我。我跟他分手是因為他和他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皈依了科學真理教，他問我想不想跟他們一起坐麵包車去聖莫尼卡。他們出發以前，他把貓扔給了動物收容所，所以我猜我不是唯一一個受到怠慢的。」

「我猜他會跟我們一起吃晚飯？」

「讓我看看。」那個人在鍵盤上敲了幾個鍵。「七塊。」他說著走開了。

他敲了一個鍵，看著顯示器。

「哦，算了吧，不見得是什麼偉大的羅曼史，」我母親說，「可是人已經厭倦了那些起起伏伏。到這個階段，你需要的就是讓事情變得簡單一點。事實上，我沒有給他回信。我考慮了三天，然後就直接去敲他的門了。」

那個人拿過卡刷了一下。「現在沒事了，」他說，「我很榮幸地告訴你，只要一天多付七美元，我們就可以為你升級到福特野馬。」

「大概一星期前。」她說。

我母親現在似乎不那麼容易緊張了。顯然，她自己，也可以相當衝動。我正要按喇叭，我母親站了起來，花了一分鐘站定，然後朝那屋子走去。她為什麼彎著腰，走得那麼慢？她早先是在假裝手腳靈便嗎，還是我沒有注意到？門開了，一個男人——是德雷克，那就是他——站在門口，伸出一隻手，等待著，他沒有走下台階，只是等待著。他直挺挺地站著，不過，即使慢慢地開著車，我也只瞥到他一眼：這個不是我父親的男人伸出他的大手，而我母親抬起她的手，好像一位淑女走上一段雅緻的、鋪著地毯的樓梯，而不是三級水泥台階。

「我考慮了幾天，」她說，「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我們很合得來。」

「人們認不出自己來。而且，萬一他們認出來了，你只要在電腦上操作，用一個名字替換另一個名字就行了。所以在最終的版本里，每一次『媽媽』這個詞出現的時候，都會被『秋海棠嬸嬸』或其他什麼詞替換掉。」

他大概二十五歲，也許比我年輕三十歲。這是會受到譴責的，幾乎跟理查德找那個十幾歲的女孩一樣。

「我是來還車的，」我說，「外面的機器讀不ｈttｐs://rｅad.９9csｗ•ｃｏm了我的卡。」

「駕駛證和登記表。」他透過那種警察最喜歡的反光太陽鏡看著我說。我在鏡片上看到一個極小的我，好像是鏡片上的一點污跡。我確實超速了，因為過分擔心，畢竟這是一個糟糕的情況。最簡單的回答就是說我母親要死了。用「要死了」替換「腦子壞了」。

「我是自由職業。」我說。

他又碰了碰墨鏡，把警告單遞給我。我是多麼幸運。多麼，多麼幸運。

我拖拖拉拉跟在她身後，就像卡通片里的小孩子。我能想象自己在踢土。一個她幾乎不了解的人，這是我最意料不到的。「那跟我說說事情的梗概吧，」我說，「他給你寫了個便條，你回了信，然後他就過來喝香檳了？」

「等等，」我說，「這個人你幾乎都不了解——還是我太幼稚了？」

我超速了，警察讓我把車停到路邊，我沒有緊急剎車，他便拉響了警笛。他開車追過來的時候，我從後視鏡里看到他眉頭緊皺。

「不。是發生的真事。」

她眨眨眼睛。

「謝謝你的提醒。」年輕人說。他戴了一塊胸牌，姓名上方寫著「實習生」。他的名字寫得更小，叫吉姆·布朗。他有張和善的臉，以及糟糕的髮型。「那麼你還是用美國運通卡付？」

「野馬敞篷，」警察說，「母親要死了還租這樣的車。」

「愛你。」我說著擁抱她。我學會了不回答她的問題。「你就在外面太陽底下坐著等我嗎？」

一直等到他回到車裡，疾馳而去以後，我才看那張紙。他沒有在任何一個方框里打鉤。相反，他寫下了他的電話號碼。好啊，我想，如果我殺了德雷克，這個號碼倒是能用得上。

她說：「他的郵箱是[email protected]，如果你想發郵件的話。」

「不過這些事不該打攪紀念你父親的日子，」她幾乎是在低語，「但我想讓你了解，我是認真的：我覺得你父親看我跟德雷克合得來會開心的。我內心深深地感覺到是這樣。」她敲了敲獅子的臉。「要是可以，他會祝福我們。」她說。

吉姆的反應是低下頭開始敲鍵盤。這更讓他顯得學生氣了：他咬著下唇，專心致志。印表機開始列印收據。

「要是我們有電腦，他是可以發郵件的！」她說。

「我在外面刷卡時有點問題。」我說。

在七月一個全球變暖的日子，我飛到麥爾斯堡，然後租了一輛車，往我母親家開去，我們要紀念（這是她的術語）我父親過世六個月。其實是七個月，由於我在多倫多為HBO的一部電影選址，六月二十五號不可能趕回來，而我母親認為，最能體現敬意的做法是等到一個月後的同一天再操辦。我不會問我母親一大堆問題，如果我做得到，我就按照她說的做，以求太平。作為母親，她不算苛求。大多數要求都很簡單，關係到她對禮數周全的理念，總是集中在寫便條這件事上。我有些朋友非常擔心他們的父母，每個周末都去探望；還有些朋友每天都給家裡打電話；有的幫父母修剪草坪，因為找不到人去干。至於我母親，問題往往是：我能給佛恩斯太太寄一張弔唁卡，對她家的狗不幸離世表示慰問嗎？或者，我能做件好事，給紐約我家附近的一個花店打電話，要他們給我母親的一個朋友送一束花慶祝生日嗎？因為跟不熟的花店訂花可能會是一場災難。我不買花，在韓國集市上都不買，不過我四處打聽了，後來聽說送到那個朋友家門口的花是非凡的成功。

「人們不會生氣嗎？」他問。

事情開始變得沒完沒了了。我伸手去拿收據。

「剛才一時衝動租下的。」我說。

「媽——」

年長的男人看著我。屋裡面涼快一些，可我還是覺得好像要融化了。「她是還車，不是租車？」男人問，好像我並不在場。

「這樣最好。」他說。我開走的時候他敬了半個禮。

可是，我的離開並不像我希望的那麼快。回到租車場，我的信用卡被拒了。「可能是因為我用了手持刷卡器，」那個年輕人對我說，為了掩飾我的尷尬，或是他的，「你還有別的卡嗎，或者你願意到裏面再刷一次嗎？」

「哦，那對你來說很恐怖吧？你事先想到過嗎？」

「這個嘛，你不是給角色編對話的嗎？你想象自己會說點什麼？」她把手放在嘴唇上。「沒關係，」她說，「如果你真的要寫，至少讓我對你寫了什麼有個概念，我會很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