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十二月，忠貞營的主力開始由南寧北上，主要原因是他們同原大西軍領導人孫可望之間存在隔閡。當孫可望請求永曆朝廷加封秦王的時候，忠貞營將領表示不滿，高一功、黨守素曾經親自出面訓斥孫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順軍和原大西軍地位相類似，大順軍余部聯明抗清后，將領最高只封公爵，孫可望卻堅持要朝廷封他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說出了「兩家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當也」的威脅性語言。就當時情況來說，大順軍余部兵力既遠不如大西軍余部強盛，又不像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擁有雲南全省這樣一塊後方基地，高一功、黨守素捲入永曆朝廷同大西軍聯合的糾葛中是不策略的。自然，孫可望借用陳邦傅和造假敕要求節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願接受孫可望的指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高一功等人的行動得到永曆朝臣中反對封秦的頑固派的讚許，在某種程度上還成了這些人拒絕封秦的武力後盾。然而，原大西軍聯明抗清畢竟是大勢所趨，孫可望憑藉實力也足以封王。雙方的關係在李自成、張獻忠生前已經因為爭奪四川兵戎相見，封秦之爭又加深了裂痕。到孫可望出兵貴州、四川，清軍侵入廣西時，高一功等忠貞營將士既打不過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願依附於孫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領兵北上夔東，同劉體純、袁宗第、郝搖旗等大順軍舊部靠攏。

南明史籍中敘述到淮侯劉國昌、岳侯劉世俊領兵會同李元胤、馬寶、陳邦傅等東救廣州一事均含糊其詞，常見的說法是永曆三年十一月「忠貞營劉國昌復下梧州，走懷集、陽山。因李赤心等各佔地方，國昌無善地。堵胤錫出楚，欲隨之」。「總督天下兵馬大學士堵胤錫病，卒潯州。胤錫往督忠貞出楚，不從，大拂其意，擬即下梧州，調楚粵各勛。至潯抱病，乃李赤心又以劉國昌之下為胤錫使，遂不赴」。或雲：「是時，李元胤守肇。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相失，潰入肇界。元胤堵御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特別使人疑竇叢生的是說劉國昌引部進至廣東三水、四會時突然被宣布為謀「反」，遭到援東諸將李元胤、馬寶、陳邦傅等部的合擊。魯可藻記：庚寅（1650，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六月，「劉國昌反。自肇慶夜半開舟，執峽口守將斫其右手足，走攻四會，圍四閱月。總兵葉標固守以待，各勛兵到，會賴以全。」又說：「國昌鈔擄不必言，拿人輒斫手，剮眼，割鼻。會羅承耀出，馬吉翔約共圖之。國昌覺，遂反。后虜陷東省，國昌仍駐陽山山間，時出擄掠境上。」只要認真研究一下這類記載，不難發現其中矛盾百出。比如說劉國昌應堵胤錫之調是因為其所部「無善地」、「與高、李相失」，其實當時忠貞營諸將都是寄居他人籬下，高、李等部又何嘗有「善地」？高一功面見永曆帝時「請身為諸將倡：以兵歸兵部，賦歸戶部，簡汰疲弱，分泛戰守，較勘功罪，則事尚可為；如因仍離折，兵雖眾，將雖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可見，忠貞營主要將領對廣西勛鎮的據地自雄深惡痛絕。其次，劉國昌、劉世俊的領兵東出，正是在高一功、黨守素到梧州朝見永曆帝的時候，據某些史料記載岳侯劉世俊即病死於梧州。魯可藻記：永曆四年（1650）五月，「忠貞營高必正、黨守素奉召援東，見朝。久之，復還南寧。」六月，「加高必正、黨守素總統御營兵馬，各佩大將軍印，援東」。王夫之也記載，五月「高必正、黨守素（自南寧至梧州）入見。……諭高必正、黨守素援廣東。必正請括兵馬歸兵部，錢糧歸戶部，銓選歸吏部；進止一聽朝廷，諸帥不得以便宜專行，奉上親征。廷議不能從。必正、守素歸南寧」。高必正、黨守素領兵到達梧州時，永曆廷臣「郊迎三十里」，永曆帝表面上也言聽計從，所謂「諭高必正、黨守素援廣東」，顯然是高、黨二人的主動建議，下文說「必正請……奉上親征」在邏輯上才能銜接起來。依據這一判斷，劉國昌的率兵由梧州入廣東當系高一功等派出的先遣部隊。然而，六月間即傳來了救援廣州諸將報告「劉國昌反」的消息。七月，「高必正、黨守素拔營回南寧」。很明顯，這是廣東、廣西勛鎮為防止忠貞營入粵策劃的陰謀。當時，尚可喜、耿繼茂帶領的清軍進攻廣州並不順利，永曆朝廷由廣西和廣東肇慶派出的各路援軍兵力相當雄厚，如果能齊心合力會同廣州城內的杜永和部內外合擊，戰勝的把握很大。可是，南明軍閥內部矛盾重重，所謂「東勛」李元胤與杜永和等人之間爭權奪利，他們與「西勛」陳邦傅等人又勾心鬥角，只有在打擊和排擠原大順軍上才能攜手合作。南明官員說「劉國昌反」，卻始終拿不出證據，既沒有列出劉國昌反對永曆朝廷的任何罪狀，又不能不承認劉國昌部在遭到暗算后仍然在廣東陽山、英德一帶抗清。究其實質，不過是種預謀，先以朝廷名義調忠貞營東援，糧餉卻一毫不與，待到忠貞營軍隊就地籌餉時立即以「劫掠」為名大做文章，聚而殲之。正因為其中黑幕重重，當事人的記載總是吞吞吐吐，欲語還休。例如錢秉鐙當時正在永曆朝廷中任職，賦詩云：「端州兵不下，返旆御淮侯（自注：忠貞營裨將劉國昌兵散入端州各屬）。莫問粵東急，須防內地憂。督師真失策，釀禍至今留。受詔虛糜餉，何時厭爾求？（自注：初，督師宜興堵公招此兵出，至今為患）」錢秉鐙是個門戶觀念比較重的人，他明知集中於肇慶（端州）的明軍不顧廣州危急，返旆打內戰的實情，卻別有用心地把參与援救廣州的劉國昌部說成督師堵胤錫招來的禍水。沈佳《存信編》記：「鄖國公高必正將兵二萬自楚至行在赴援，人馬器甲壯甚，西北百戰之餘也。必正自請擊敵。或言請敕必正出懷集、四會，度清遠，以斷清人後。廷議以永和故不敢用，處之潯、橫之間。嘗有敕至必正營，必正出迎十裡外，步導至營，行禮甚恭，謂敕使曰：『仆起草野，受國厚恩，欲率眾自效，而朝廷不使處於內地，兵之所居，豈得無擾，外忌壓境之仇，內殘所恃之地，殊非計也。』敕使言之時宰，朱天麟、李用楫頗然之，眾莫有聽者。」由此可見，忠貞營將領一直以抗清復明為己任，主動請纓，永曆朝廷卻視之為異己力量，一味加以防範，更談不上發揮他們的作用了。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忠貞營由廣西南寧一帶北上的時間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不一致。《南寧府全志》記，順治七年「十二月，高、李二家走古坭」。《柳州府志》記，順治七年「三月，高必正、李來亨由慶遠至大榕江過水，從（江）、懷（遠）民避兵無寧日」據順治八年七月清廣西巡撫王一品的報告，這年五月高、李等部仍在懷遠、大榕江一帶，《柳州府志》可能誤記提前了一年。

李自成犧牲以後，大順軍余部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自己的領導核心。史籍記載，在1645年東、西二路大順軍（即由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率領由西安經商洛、豫西、湖北襄陽、武昌一線撤退的大順軍主力為東路；李過、高一功所統陝北及甘肅等地駐軍經漢中、四川順江而下至湖北荊州地區的大順軍為西路）在荊州一帶會師后，曾有意擁立李自成的三弟為號召。不久，進攻荊州之役被來自南京的清貝勒勒克德渾部援軍擊敗，自成之弟和田見秀、張鼐、吳汝義等降清被殺，大順軍各部的離心傾向更加有所發展。原隨李自成東下的右營將領劉體純在1645年冬至1646年帶領部眾經河南西部再度攻入陝西，同武大定等人會合，圍攻省會西安，一時聲勢頗盛。後來被清軍擊敗，轉入川東鄂西（即夔東）堅持抗清鬥爭。袁宗第原是大順軍右營制將軍，是劉體純的上級，但在李自成犧牲后，他顯然已經失去了對右營諸將的領導地位，只擁有為數不多的軍隊同牛萬財等部在湖南西部與明朝制輔堵胤錫一道繼續抗清。李過（即李錦、李赤心）、高一功（即高必正）同堵胤錫也保持較好的關係，但在1646年初荊州戰役后，李過、高一功等部退入巴東、建始一帶休整，袁宗第、牛萬財等人並沒有採取一致行動，留在湘西山區；後來忠貞營奉調入湘，經常德進攻長沙等地，遭到明督師何騰蛟的破壞后，接著是清鄭親王濟爾哈朗統兵南下湖南，李過、高一功等率部經湘東、廣東撤入廣西南寧地區，袁宗第也沒有隨同前往。湖南被清軍佔領后，牛萬財于順治八年在漵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帶領部眾進入夔東，同劉體純等部聯營。郝搖旗（郝永忠）自1645年以後長期追隨南明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先後轉戰于湖南、廣西興安、桂林一帶。1648年他奉何騰蛟之命由廣西北上擊敗反正來歸的陳友龍部后，在永曆朝廷中備受指責。次年（1649）何騰蛟被清軍俘殺，他舉目無親，率部北上夔東，同劉體純、袁宗第，以及王光興、賀珍等部會合，主要活動於湖北房縣、均縣一帶。

下面著重談談南明史上著名的「忠貞營」。「忠貞營」的主體是李過、高一功等率領由陝北南下的西路大順軍，1645年在荊州草坪地區同南明巡撫堵胤錫達成聯合抗清協議，由堵胤錫上疏隆武帝，賜名「忠貞營」。這支軍隊保持大順軍的傳統似乎比較郝永忠等部要多一點，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自荊州合營后一直隨忠貞營行動，該營主將李過是自成的侄兒，高一功是高氏的兄弟，營中稱自成為「先帝」，稱高氏為「太后」，彷彿另成體系，但實際上並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領導核心。從現存文獻資料來分析，作為大順朝皇后的高氏，其性格是比較溫順軟弱的，她從未利用自己原來的地位為李自成確立一位繼承人。這勢必導致兩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其一是原大順軍並不能都歸入忠貞營建制；其二是忠貞營內部沒有形成名實相符的領導人，李過（李赤心）曾被視為忠貞營的首領，但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際上他更像一位盟主，而不是一位能發號施令的領袖。這表現在李過在大順政權中受封毫侯，隆武時期封為興國侯，永曆時期他沿用興國侯，而忠貞營內劉國昌仍用大順政權所封淮侯，劉世俊沿用大順政權所封岳侯，永曆二年十一月李赤心的塘報一再用「本爵同各爵」會議字樣。這些跡象表明原大順軍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在抗清鬥爭中更多地依附於南明重臣，以致未能相對獨立地開創局面。永曆三年冬，忠貞營到達廣西南寧、橫州一帶，大將有李過、高一功、黨守素、馬重禧（改名馬騰雲）、張能、田虎、劉國昌、劉世俊等。不久，李過、張能、田虎等先後病死，高一功成了忠貞營的主要領導人。當時，忠貞營的處境相當艱難，在廣西永曆朝廷統治區內，他們既遭到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的歧視，又遭到鎮守南寧、慶遠一帶的慶國公陳邦傅的猜忌。只是由於忠貞營兵力還比較強大，南明廣西當局才對他們無可奈何。1650年，清孔有德、尚可喜、耿繼茂三藩兵進攻廣東和湘桂時，高一功和黨守素曾率領精銳五千兵馬到行在朝見永曆帝，提出兩項重要建議，一是改變勛鎮割據的局面，財政收入和官員任命都應該由朝廷統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財力、兵力救亡圖存；一是以忠貞營為主力東救廣州。他們的主張得到一部分比較正直的永曆朝臣支持，然而，南明諸帝大抵都是託身于軍閥，連掌握了部分兵權的大臣如何騰蛟、瞿式耜也沾染「勛鎮習氣」，一味擁兵據地自重，以鄰為壑，從來沒有全局打算。儘管當時形勢已經相當危急，無論是「東勛」（李成棟養子李元胤及杜永和等）還是「西勛」（慶國公陳邦傅以及瞿式耜節制的將領）都惟恐忠貞營地位上升，使自己失去原有的權勢，於是想盡辦法加以反對和破壞。https://read.99csw.com

到1650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下半年，忠貞營在永曆朝廷控制區內已經很難立足，被迫先後轉移。劉國昌部在遭到廣東、廣西軍閥的襲擊后，同忠貞營主將失去聯繫，長期在廣東北部陽山、英德、乳源一帶抗清。魯可藻記載，這年九月，「馬吉翔、馬寶、陳邦傅、馬應龍等於四會討伐劉國昌，敗之。降其三分之一，國昌遁去，后仍在連（州）、陽山間」。《英德縣誌》載：「順治九年壬辰，賊首吳接蹤等踞巢鯉魚塘，焚劫鄉村，韶、英合兵進剿，斬獲不計。爾時復有劉國昌綽號白毛氈擁眾數萬蹂躪屬地，四營群寇大王飛等綽號紅頭賊亦不下萬人盤踞浛界，不時剽劫。官兵進剿，六月破四營于流寨，七月敗國昌于蕉岡，追至乳源又大破之，西鄉一隅頗得安息，迨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又有紅頭賊、白頭賊屯劄于紅群塘、白水磜等處，日則伏山沖搶，夜則持梯破圍，其害較之哨滿等不少減焉。」順治八年十一月清廣東巡撫李棲鳳揭帖中說到這年七月間「逆寇白毛氈即偽淮侯劉國昌」駐營于距乳源縣七十余里的龍溪，「勢欲侵犯乳地」，清南雄、韶州駐軍先發制人，趁夜翻山度嶺進攻龍溪，劉國昌部被擊敗，陣亡數百名，包括劉國昌的妻子在內約一千余名家屬被俘，劉國昌率殘兵退入長溪山內憑險拒敵。這些材料都說明在順治七年清軍攻佔廣州、桂林以後，永曆朝廷形同瓦解，大將陳邦傅、杜永和等先後降清，方以智、魯可藻、錢秉鐙、王夫之等人轉入清方統治區以遺民自命，而被他們誣陷打擊的劉國昌部卻一直在粵北山區堅持鬥爭，其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關於劉國昌部還有兩點值得說一下，一是所謂「綽號白毛氈」的問題，王夫之記1649年（永曆三年）忠貞營撤入廣西后，「劉希堯、劉芳亮與（李）赤心不協，率其軍自梧州而北，轉掠賀縣、廣寧、四會至宜章，所至剽殺，粵、楚間人尤苦之，呼為白毛氈賊，通粵將楊大甫，欲叛降囗（虜）。朝廷執大甫誅之，希堯、芳亮恇懾失據，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漸潰散。清兵遂至，不及納款，遂皆敗死」。蒙正發記：「制撫堵胤錫同忠貞營由茶陵、攸縣、安仁、永興以至江華、永明一帶山懸僻谷中，直達廣東之星子、連州，所過殺擄，白骨滿山野，民呼為白毛氈。」可見，白毛氈並不是劉國昌的綽號，而是大順軍余部的共稱，其原因是將士頭戴白氈帽，民間遂以此呼之。蒙正發出於政治偏見，誣衊為殺人白骨蔽野致有「白毛氈」之名。王夫之在永曆朝廷中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極低，當其處境困難時，鄖國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樣心存畛域，拒絕與忠貞營將士往來，因此，儘管他在所著《永曆實錄》中為高必正、李赤心、李來亨等人作了傳記，卻往往根據傳聞，人名和情節常有錯誤。九*九*藏*書

忠貞營諸將到達夔東后，原大順軍系統的各支隊伍基本上會合了。他們同集結在這裏的其他擁明抗清武裝如在鄖、襄反清的王光興，在陝西反清的賀珍，忠縣以譚文、譚弘、譚詣為首的地方武裝，搖黃的部分武裝互相呼應，被稱為夔東十三家，忠貞營的名字不再使用了。在談到「夔東十三家」這個名詞的時候，有兩點應當注意：一是明末以來稱各部義軍常用「十三家」以形容其多，如崇禎年間的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明末清初的「搖黃十三家」，都是一種習慣說法，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確指十三家的具體領導人和所轄部隊。真正值得重視的倒是所謂「夔東十三家」是以原大順軍為主體，他們在作戰時互相支持、配合行動比較多。王光興（某些史籍中沿用「王二、王三」，即王光興、王昌，似乎是兄弟二營，實際王昌病死後所部均歸王光興領導，何況順治四年起兵反清時王氏兄弟並未分營）、賀珍、三譚和搖黃余部則帶有較多的地方割據色彩。另一點是聚集於夔東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實力而言是相當強盛的，不僅兵馬不少，而且多數是身經百戰，有的擅長陸戰，有的擅長水戰，戰鬥力非常可觀。然而，他們的弱點是各自為政，沒有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各部首領互不相下固然是原因之一，永曆朝廷故意在封爵上一視同仁九_九_藏_書，封了一大批地位相當的公侯，更加強了分立傾向。文安之和他的繼任大臣注意聯絡夔東抗清武裝是正確的，但他們總希望維持諸將的「平等」地位，便於自己節制。考慮到永曆朝廷大臣幾乎沒有真正懂得軍事的人才，派設的督師閣部也不過虛有其名為永曆朝廷象徵而已。換句話說，夔東地區的明軍既然控制著長江三峽兩岸易守難攻的高山大川地區，若推舉或任命一位才德兼備的主帥，只需留下少數兵力維持地方，集中主力攻下物產豐盈、人口較多的地區，必將在抗清復明事業中發揮重大作用。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加上孫可望掌握了永曆朝廷實權后也未能消除雙方的隔閡，夔東明軍兵力雖強，所據地理位置又是腹心之處，卻始終株守窮山僻隅，打不開局面。

忠貞營的北上是一次艱難的軍事轉移。高一功、李來亨等人為了把士卒家屬、輜重安全地護送到夔東，不得不取道小路，跋山涉水，經過明清統治力量較弱的少數民族聚居區。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忠貞營途經湖南西部保靖時，遭到已經投降清朝的當地土司彭朝柱組織的襲擊，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在李來亨等率領下，忠貞營終於突破了重重險阻，到達了夔東。康熙《巫山縣誌》在順治八年下記載：「是冬，袁宗第、劉體純、馬重禧、塔天寶、李來亨、董守泰、郝永忠等營由南渡江，分據興山、巴東、巫山、大昌等處。」沈佳《存信編》卷三記，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十二月，「加大學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兩部尚書、督師經略川秦楚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封王光興荊國公、郝永忠益國公、劉體純皖國公、袁宗第靖國公、李來亨臨國公、王友進寧國公、塔天寶宜都侯、馬翔雲陽城侯、郝珍（賀珍之誤）岐侯、李復榮渭源侯、譚弘新津侯、譚詣仁壽侯、譚文涪侯、黨守素興平侯，從文安之之請也」。同書同卷又記，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夏四月，「文安之奉命督師至都勻，孫可望邀止之，迫奪王光興等敕印，拘留數月，乃聽安之回楚，各勛鎮敕印俱匿留不發」。從上面敘述的忠貞營諸將李來亨、黨守素、塔天寶、馬重禧等到達夔東在順治八年，《存信編》寫的封爵時間可能有誤，記早了一年。